苗炜的博客

  

早年间，我有一朋友去香港采购，回来行李超重，她牛仔裤外面穿上裙子，上边套着两件夹克，再把箱子托运。我在首都机场接上她，看见她满头大汗，她说，身上这几件衣服是最贵的，箱子里的衣服相对便宜。后来又有一朋友，从英国没学成什么就归来，在希思罗机场托运行李，超重太多，她体重90斤，指着身边一位200斤的胖子说：“我觉得你们应该按照总重量来算，我这么瘦，应该能多带一些行李。”争辩的结果是，她把一个最不重要的箱子丢在了希思罗机场。

 

2007年，全球各航空公司的航班上约有4240万件行李丢失，平均每千名乘客丢失18．86件行李。统计数字表明，约有85%的行李在48小时内回到主人身边，而每千名乘客的行李中，大约有0．57件永远与主人天各一方。也就是说，行李永远丢失的概率是千分之零点五。英国《每日邮报》说，航空公司会把丢失太久的行李交给拍卖行，好多人会竞拍，你出几十块钱，不知道买到的箱子里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一堆新衣服，也许是一堆破烂。

 

今年3月27日投入使用的伦敦希思罗机场5号航站楼，由于技术问题造成行李传输混乱，数千名乘客无法找到行李。航站楼使用当天，CNN记者理查德·奎斯特，在现场发回报道，他放着诺曼·福斯特伟大的机场设计不报道，放着深受英国人民爱戴的女王来剪彩不报道，跑去报道两百个示威者，这些示威者都穿着红色T恤，上面写着“停止机场扩张”。希思罗的确在不断扩大，我当年在那里好像只见到3个航站楼，过几年再去也许能看到第6个航站楼了。理查德·奎斯特主持的那个节目叫“商务旅行”，4月21日，他在纽约中央公园被捕，衣服口袋里装着毒品，脖子上套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捆在他的生殖器上，皮靴里还装着一个性玩具。这是CNN的一个丑闻。

 

其实去年8月，希思罗机场就发生过一次抗议，环保分子反对开工第三条跑道和5号航站楼开张运营。希思罗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一年有469560架飞机起降，运送7000万乘客。政府为了提高伦敦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让希思罗承担了许多运营业务。阿姆斯特丹机场有5条跑道，巴黎戴高乐有4条跑道，法兰克福机场在兴建第4条跑道，希思罗当然要修新跑道。英国的一份报告说，5年之内，中国计划在71个机场项目上投资87亿英镑，包括建设49个新机场，大机场是经济繁荣的一个标志。

 

与希思罗机场差不多同时投入使用的，还有咱们的3号航站楼。我从上海飞回北京，坐的是悉尼上海北京的线，下了飞机以为可以走廊桥了，结果还要坐20分钟摆渡车，车上有人自嘲：幸亏有大巴车来接，这要是下了飞机让咱打车去取行李，还得花30块车钱。到了13号行李处，等了30分钟也没见自己的行李，过了半天，有地勤人员来通知：“悉尼的行李在这里取，从上海上飞机的乘客，你们的行李在49号。”大家骂骂咧咧从13号走向49号，中间被一道玻璃墙挡住，这道墙就是“海关”，不能打开，于是就有乘客上升论调：“这样的服务怎么办奥运会呢？”

 

希思罗的服务其实也很糟糕，排队时间长，安检也麻烦。专家说，好多大机场投入使用时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希思罗5号航站楼的行李传输带有10英里长，每小时能运送12000件行李，但工人根本跟不上机器的速度，所以要聘用更多的工人，预计2009年能运转顺利。4月3日，名模坎贝尔的三件行李在5号楼走失，里面是她走秀的高级成衣，她以为自己是大腕，谩骂警察还向人家脸上淬吐沫，结果被拘捕。几天之后，名模凯特莫斯的10件箱子也在5号楼走失，这不过是开张以来丢失的28000件箱子中的很小一部分，但这10个箱子都是路易威登，里面还有凯特莫斯为TOPSHOP设计衣服的草稿。

 

5号楼开张一个月，希思罗的一位运营主管和一位服务主管，就因出现的混乱被撤职。5号楼主要是英航的飞机，英航的CEO最近按合同要拿60万英镑的奖金，董事会和公众都觉得这不是发奖金的时候。已经有旅行专家给出建议，让人们在选择航线时避开希思罗。伦敦另外的一个机场Gatwick于是受到了关注，一家杂志跑到Gatwick去采访那里的安检，安全长官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照片，那是“9·11”之前的纽约曼哈顿，双子座大厦闪烁着光芒，安全长官说，我挂这张照片是要提醒大家，所有的机场和民用飞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9·11之后我们是紧急状态，现在是紧张状态，我们将长久处在紧张状态。这位长官管理着170个警察和联防队员，他们的安全警戒扩大到机场周围，在这位长官看来，恐怖分子很可能肩上扛着一导弹筒，瞄准一架正起飞的飞机就是一炮。

 

听了这位警官的话，我对机场再也没有任何不满。有天早上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我在安检队伍里排了一个小时，有数据说，现在的乘客数量比50年前增加了50倍，但我怀疑，首都机场恐怕增加了500倍。

  

 

 

那天下着大雨，雾气弥漫，我们到了蒙特勒城外的西庸城堡。这座城堡以拜伦的诗歌而闻名，1816年，拜伦游历瑞士，在日内瓦结识了雪莱夫妇，那年6月写出了《西庸的囚徒》等诗作。西庸城堡建造于日内瓦湖上，城堡中的地牢曾经关押过许多囚犯，日内瓦一位宗教人士伯尼瓦尔Francois Bonivard（1493—1570）就被锁在一根石柱之上，据说他围绕石柱不停走动，在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当年拜伦来此是瞻仰古迹，如今我们到访，他也成为古迹，地牢中一根石柱之上有他的签名，只“BYRON”五个字母，我在石柱下打量，我只知道诗人跛脚，不知道他有多高，导游出来解答疑惑：“地牢当年非常肮脏，地上堆积很多尘土，后来都打扫干净，铲平地面，所以诗人的签名今天看来在较高的地方。”

 

我疑心这签名未必真是拜伦所写，他的诗里曾教导后人不要打扫掉伯尼瓦尔的足迹，查良铮先生的译作说，“伯尼瓦尔在那里走来走去/印下深痕，仿佛你冰冷的石板/是生草的泥土/别涂去那足迹/因为它在暴政下向上帝求援。/自由呵，你在地牢里才最灿烂！/因为在那儿你居于人的心间。”拜伦说，这个监狱变成了圣地和神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参观这样的地方，南非的罗宾岛在开普敦偏西方向约10多公里处，曼德拉在岛上的监狱里被关了18年，克林顿造访南非时，和曼德拉在监牢里曾有一张很棒的合影，1999年那里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遗产。但有南非导游说过，“我们曾带大陆一代表团去参观罗宾岛，到了那里就被一位干部大骂，你怎么能带我们来监狱呢？你不是咒我要进监狱吗？后来，我们就不再带客人去罗宾岛了，除非他自己提出来要去。”

 

以我对导游的了解，你向他提出自己要去的地方，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我提出，要去沃韦看看卓别林的故居，向导一口应承下来。但还是要先按照安排，参观当地的葡萄酒庄，去看当地的一个爵士音乐表演。下午天空放晴，湖水清澈，雪山透亮，我们路过了著名的青草地疗养中心。到蒙特勒转一圈并不难，难的是到这里打一针羊胎素，接受细胞活化治疗。据说麦当娜50已过，但容颜不老，就是用羊胎素。喝羊胎素口服液吃羊胎素胶囊，大概其功效和中华鳖精差不多，但打一针羊胎素，依旧是最了不起的神话。注射波尿酸、注射肉毒瘤素找国内一家美容医院就能干，我认识一时尚杂志的美容编辑，获得了到蒙特勒注射羊胎素的机会，号称价值数十万，对她来说，这是永葆青春的一针，这里的活化治疗中心才是她的圣地和神坛。

 

对爵士爱好者来说，每年7月间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才是神坛，这个爵士节从1967年开始举办，吸引无数爵士大师来此演出。我们4月间造访，居然在沃韦边上的小镇欣赏到了一个小型的爵士节。所有演出场地都是大帐篷搭成的，但演出水平绝对一流。深夜从演出现场再回到酒店睡觉，满以为第二天早上能去拜会卓别林，结果被导游告之，卓别林的故居被卖掉了，那里正在建卓别林博物馆，没什么好看的。其实我能看见一尊卓别林的塑像就会很满足了，布鲁斯蓝调大师B·B·金在蒙特勒演出都能有一个半身塑像，卓别林在沃韦住了20多年，倒是应该有一个博物馆。

 

2007年12月，有消息说，卢森堡的投资者出资3000万美元和瑞士的卓别林博物馆基金会签署协议，要将沃韦故居改建成永久性的博物馆，博物馆里还会有一个200座的电影院。那故居是一座带有白色廊柱的老宅，据说只对公众开放过一天，就招待了8000个参观者。卓别林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5年，直至1977年圣诞节去世。

 

卓别林说过他不喜欢过圣诞，小时候能得到一个苹果当礼物就算不错了，他在青年时迅速变成有钱人，老年选择住到沃韦，大概也和英国传统有关，是英国人最先将蒙特勒地区开发成疗养地。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的主席罗歇·费迪南曾经给卓别林写过一封信——您从来不曾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这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信中说，“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约束，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的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些，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罗歇·费迪南这几句话，很准确的说出了我对卓别林着迷的原因。从蒙特勒离开的时候我宽慰自己，等那个博物馆建成之后，有机会到那个电影院再看一遍《淘金记》或《城市之光》吧。我们的车再次经过沃韦，又看到镇上最大体量的建筑，它占据湖边最好的视野，是雀巢公司的总部。

 

 

 因为孤独星球中文版是三联在出，所以我那个说孤独星球坏话的文章不好登在自家的出版物上。实际上，喜欢LP 的人很多，我也不是不喜欢。但它那一大本太沉了，比如我要去澳大利亚玩，只去墨尔本附近，我是不是能把这书里墨尔本的章节给撕下来呢？好多人都有此想法，他们希望LP能推出电子书，PDF下载，按章节收费。上次那文章里提到的罗伯特雷德，给LP写了不少文章，他自己弄了个博客，他说，LP让他更新越南部分，但他打算自己干这事儿。 

另一个原来的LP作者，Thomas Kohnstamm，前些日子爆料说，他根本没去哥伦比亚，就写了本关于哥伦比亚的书。因为LP没给他足够的钱。他之所以要说这番话，是因为他自己的新书，Do Travel Writers Go to Hell? 旅行作者去什么逼地儿了？4月22日就要出版了，从事先的评论看，这书可不像LP那样枯燥。 

LP的创立者，当年能树立起LP这个牌子，现在旅行作家大概想树立自己的个人品牌，或者说“自媒体时代”落到这帮家伙头上了，既然他们自己旅行自己写字，干嘛不尝试一下自己出版自己赚钱，干嘛非要服务于一个大品牌呢？

不管怎么样，LP作家们开始讨论这个事。用网络更新旅行资讯到底是LP的肮脏小秘密，还是整个旅游书指南的肮脏小秘密呢。下面这位，写过西藏，他还写过柬埔寨，他1994年从LP拿到17000美元，写柬埔寨，2002年，另一个作者再写一个和柬埔寨大小差不多的国家，用了11000美元。

我还是要说，我依旧没有批评LP的意思，但LP的确面临一个公关危机。他们对这个事件的态度发布在自己的网站上。我买过一本写布拉格的书，扉页题词上有一句诗——我能够凭借虚构描述一个城市吗？能做到这一点，更牛逼。

 

 

 

《美联社记者手册》里，谈到采访艺术家的两条准则，第一，记着你面前这个艺术家也是一个普通人，第二，你面前这个人也是个极为特殊的人。我带着这两条准则去瑞士，按照接待方的安排，我们要见一串艺术家。

 

第一个见到的是位新媒体艺术家，工作室里摆着两台苹果电脑，轮番给我们放映他的作品，大体上就是一个小人儿，不断变换自己身体的形态，对着墙壁狂乱的敲打，墙壁就变形了，对着世界地图狂乱的敲打，地图也就变形了。按照艺术家的说法，他在探讨人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可我看那小人的造型，总会想到动画片《怪物公司》，那里面的怪物可好看多了，而且就电脑技术而言，《怪物公司》也比这小人儿好玩多了。新媒体艺术家最不愿意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电脑技术高手，而忽视他们的艺术表达。我面对眼前这位艺术家，实在是一个问题也没能提出来。

 

接下我们去见的还是一位新媒体艺术家，他的作品是三只落在一起的大集装箱，一层的集装箱相当于门厅，二层相当于客厅，我们坐在二楼的箱子里，轮番去三层瞻仰他的作品，那是个小集装箱，里面布置的灯光闪个不停，入口处是一块灰色的石头，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石棺，这位艺术家太能说了，他要探讨死亡的哲学与这个信息化的世界，大意就是某个人死了，他的所有数据都会储存在那块灰色石头上，这些数据又控制着灯光的变化等等。连接二楼和三楼的是一个危险的梯子，我爬回二层，喝了三杯香槟，还是不知道该向这个艺术家提出什么问题。

 

后来我们又去了苏黎世大学，见到一位教授，他送给我们一本书，介绍他的学生们都搞了那些个新媒体艺术，2007年春天，有两个学生，跑到苏黎世歌剧院里，把自己的手机改造一番，拨通市民的电话，被叫者就会听到：“嘿，这里是苏黎世歌剧院，你被接入歌剧院的演出现场，欢迎你收听斯特劳斯的歌剧，希望你喜欢。”这个恶作剧太好玩了，教授很高兴的向我继续介绍：“歌剧院是纳税人供养的，但歌剧演出票价太高，一般市民难以进入。这个项目让好几千位苏黎世市民成为歌剧院的听众，当然，歌剧院对这个做法很不高兴。”看，我和一位艺术教授讨论了艺术问题。

 

如果说，谈论新媒体艺术比较困难，说说电影总容易些吧。在瑞士电影协会，我们看了一场电影，纪录片《鸟巢》，拍摄赫佐格和德梅隆在北京设计和建造鸟巢的过程，影片结束后，我们与制片人共进晚餐，一坐下，制片人就问，你对这个电影怎么看？我只好如实回答，我觉得这个电影没有幽默感。制片人急了，我们又不是喜剧片。我只好请他介绍这个影片的拍摄过程，趁他说话的功夫，我把头盘吃完，抬起头听到他说，鸟巢那些钢结构搭到一起的时候，他感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

 

终于，在伯尔尼，我们去参观了保罗克利博物馆，我更喜欢这样的见面方式，保罗克利早就死了，他的4000多件作品保存在这个博物馆里，我进去看看就是了。而且他说过，自然喋喋不休到令人困惑的地步，而艺术家真正的沉默寡言。他是个天才，从小就练小提琴，后来选择了作画，娶了个钢琴家做老婆，还没放弃写诗写日记。博物馆里展出他13岁时的风景素描，生动的描绘了伯尔尼城，100年后再看，差不多还是那样子。但这个画家后来的画越来越抽象，他说，“画家不是要画可见的东西，而是要把不可见的东西画出来。”

 

说来惭愧，我对保罗克利的肤浅认识，最先来自一部叫《上海浮世绘》的小说，里面有个段落，女主人公进入了一家男人抽着雪茄女人喝着红酒的酒吧，然后有一个陌生男子上来搭讪，他们聊了半天，终于聊到了艺术，女的说，我喜欢保罗克利，男的就说，保罗克利不构思，他觉得绘画应该从一个点、一根线条开始，然后让大脑带着笔自由游走，走到哪里是哪里，根本不理会那些构图、色彩啊这类的学说，绘画是心灵的自由释放。同样，生命没有具体的目标，让它随着自然慢慢行走，走到哪里都有可能。当天晚上，这个女人就和这男的随着自然行走去搞一夜情了。

 

尽管这是个肤浅的小说，但我还是认真思考了那个陌生男人的建议，他说要理解一个画家，还是要看他的传记。这样可以更好的理解他的艺术。从小说里的话语来看，他对保罗克利的理解没什么不正确的，因为这位画家的传记作者也说过，保罗克利是个“原始人的孩子”。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我没能看懂他的画，没能理解他画中的意思，那些传记中的文字也就没多大价值。

 

旅途中我带着一本旅居瑞士的俄罗斯作家的小说《爱神草》，扉页题词——因为世界为语言所缔造，所以我们用语言来恢复。以我那几天的感触来说，我倒更愿意这世界是被保罗克利那样的绘画语言所缔造的，我们看见了，不管明白还是不明白，都沉默不语。

 

先摘抄一段——

保罗.克利是20世纪最有创造性和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毕生大概有一万件作品，在保罗克利博物馆收藏了其中4000多件最珍贵的作品，其中有水彩画、油画和素描。

 

还有一些曾与克利一起作画的艺术家的作品这里也有收藏，如：Wassily Kandinsky, Franz Marc和 Alexei Jawlensky。保罗.克利兴趣广泛，还涉及音乐、语言和歌剧。保罗.克利博物馆的设计师是Renzo Piano，他设计的风景浮雕的创意来源于克利的作品。

 

我在这座博物馆里听到了鸡叫，然后看到下面的鸡笼，这一艺术品的题目叫宇宙鸡十代。真有活鸡在里面。 

 

这次去瑞士，参观了几个博物馆，在伯尔尼的美术馆里，看见一个叫HANDLE的画家展览，此画家说是以画风景闻名，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画的人物，特别是下面这组，严格按照16：9的尺度画的，特别符合现在数码相机和高清电视

下面这张显然就没有按照16：9的尺寸画，题目叫失望的灵魂

这位画家不仅画画，还热心公益事业，他下面这张画唤起了女性对于乳房和乳腺癌的重视，是最早宣传及时发现及时治疗爱护乳房的画作

 

 

出门转转，休息一周。

 

 

 

昨天在父母家，看电视，正演奥运火炬在希腊，刘主席接过火种，就接到自己家物业电话：“我告诉您一声，你们家那楼着火了，你家里没人吧？”我问：“着火了？厉害吗？那个楼都烧光了？”物业回答：“咳，我看也没什么大事。”接完电话接着吃饭看电视，我爸说了，您还真是个慢性子，家里着火了也不回家看看。于是我就回家，楼里一片硝烟，每个楼层都有水，家里电话线网线全断了。唯独电视线路没事，早上起来又看电视，圣火号飞抵北京。今天早上在广场举行了点火仪式。

 

 

前两天贴出休伦港宣言，这个海登是60年代一个学运头子，老左派，革命期间娶了简方达，革命的热呼气一过，简方达又回到资本主义老板的怀抱里去了。

 

海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了《在路上》，特激动，后来中央情报局调查这帮年轻人是否受  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资助，海登说，我们的偶像是杜威，是怀特米尔斯，是塞林格。
这家伙现在还很健康，接受了我们的电子邮件采访，他说

 

Our society, and many others, have become more democratic, more fulfilling for millions of people. But of course we have not been able so far to overcome the deeper problems of undemocratic and unpopular wars like Iraq, or the military-industrial powers behind those undemocratic and unpopular wars. The greatest legacies are many laws and cultural norms promoting greater e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That is why so many American peace and justice activists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ibet who are seeking to preserve their inalienabl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ights against an unpopular occupation. This is not reactionary or anti-Chinese, bu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elief in a mor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他的偶像怀特米尔斯早就死了，在1959年出版过一本《美国中产阶级》,摘录一段——

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人对事态的把握程度越高，他的思想就越少冲击力。如果一个人知道的越多，灰心失望的情绪也越大，那么，它只能说明知识的权力正在一步步缩小。对能够预见的事情无力进行控制，往往会使人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

 

英国人Sebastian Horsley写回忆录，提及自己在酒鬼父亲的影响下从小便吸毒召妓，多次进出戒毒所，也当过男妓。回忆录面世，作家打算到曼哈顿宣传，但美国海关拒绝他入境，出版社赞扬回忆录是作家对自己人生的诚实的表现，遗憾他的声音遭到扼杀。作家本人回应说：“我不是政客，而是艺术家。堕落是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