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给《GQ》杂志的专栏

我每周至少去三次健身房，举杠铃。我的私人教练是个爱说话的小伙子，两年来，他大概是和我说话最多的人，我们谈的话题如下——有一种锻炼腰腹力量的健身轮，一般人要跪着玩，但年近六十的成龙大哥可以站着玩，玩起来很轻松；跳绳练的是身体快速移动的能力，你一分钟能跳100多就相当不错了，泰森能跳330左右；李连杰的武打非常漂亮，但甄子丹的自由搏击应该更厉害，他和邹兆龙在《导火线》打的是真功夫；布拉德·皮特的身体相当好看；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是阿诺德·施瓦辛格，他能当健美先生，能当演员，还能当加州州长；最健康的饮食是鱼和蔬菜，其次是鸡肉；武松虽然厉害，但凭借拳脚想打败一只老虎是不可能的；狮子是群居动物，每天都在练习打架，老虎是独居的，平常不锻炼，所以老虎遇见狮子未必是对手。

我的教练拿过65公斤健美比赛的全国冠军，他平常的体重接近80，比赛前几个月就开始减脂肪，据说，举重运动员在大赛前会减到全身脱水，皮肤像纸一样干，赛场偶尔会出现意外，运动员一拉杠铃，手上的皮肤就撕开，钻心一样疼。我的教练用一个傻瓜相机纪录下自己减脂、参加比赛的全过程，他浑身涂着黑亮亮的油站在舞台上——有点儿曝光不足，他穿着小裤衩在自家客厅展示减脂的成效——有点儿曝光过度，这些照片在健身房的一面墙上占据一个很小的角落，有一次，两个姑娘购买健身卡之前参观训练设施，看见那照片，她们说，哎呀，真难看。

教练最近鼓励我参加秋季的北京马拉松，要跑就跑10公里，因为人太多，你在别人的裹挟下跑5公里根本就没活动开。健身房的老板也说，跑马拉松会上瘾，他去大连和厦门跑过，还去西藏的珠峰脚下参加过一次半程马拉松，差点儿没死在上面。这位老板据说当年是个胖子，花钱开了这家健身房之后，天天就泡在这里练。他绝对是苦行僧式的锻炼，衣食无忧，每天想的就是健身。

“那些堕落的人们出于扭曲的意愿，在身体内塞进些不必要的食物，结果产生的能量多得怕人，这些能量以肉体欲望、愤怒和性欲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减少习以为常的摄入物，禁欲者慢慢地改造自己的身体，将其变为刻度精确的机器。”这段话不是哪本健身杂志上说的，它出自彼得·布朗《身体与社会》一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基督教发展早期的男人、女人与禁止性事”，作者讲的是苦修，古时候那些退隐到沙漠中的隐士，并不是要伤害或惩罚自己的身体，而是要借困苦来改造身体，回归到自然、未堕落的阶段。

我是在一本《卡夫卡是谁》的小册子里读到这段话的。小册子有五章，有一章的题目就叫作“身体”。卡夫卡有一篇小说讲的是绝食，他把绝食当作抛弃物质世界进入精神世界的一种手段。当然，卡夫卡最著名的小说《变形记》，里面也有关于进食的描绘。两年前，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一块肉的觉悟》，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我锻炼完毕，在新元素餐厅要了一份沙拉，接着看《卡夫卡是谁》。这个病态的作家其实也很喜欢运动，他爱在大自然中徒步，还喜欢游泳，“只有在鲜活的、流淌的溪水中游泳，以这样的方式与乡村建立一种肉体的联系，我们才觉得拥有了乡村。”

多年前，我身体轻盈，在酒吧里碰见一位40来岁的老哥，这位老哥禁烟了，锻炼了，他说，我现在身边有个大姑娘，我都不行，所以我要锻炼。转眼之间，我也到了这个岁数。我们早被摧残得像一只笨拙的甲虫，却又想修练成一只更灵活的老鼠。有一次，我在器械上做小腿屈伸的动作，教练告诉我，这个动作对勃起最有好处。我看着他，意识到我无法让他明白，我每周坚持锻炼可不是为了勃起，我倒是更想禁欲，但又不是衰到禁欲，我想锻炼到禁欲。大概我的目的不对头，所以我的锻炼效果一直不明显。

这类社交性的酒会我倒是参加过好多次，最好看的还是某些奢侈品、商业杂志举办的酒会，有娱乐界人士穿梭其中，有高挑的美女，男人们都西装笔挺，眼前这个酒会，人人都怪模怪样的，穿着件黄色的粗制滥造的T恤，有一组韩国妇女，聚在一起叽里呱啦的聊天，李COCO介绍说，韩国的电视知识竞赛很多，其中最火爆的一个节目是家庭主妇百科问答，所以有脑俱乐部韩国会员以家庭主妇最多，她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怎么做泡菜，去哪里打高尔夫球，交流美容经验。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端着一杯茶走到我面前，那个茶杯倾斜成45度角，里面的确有小半杯茶水，李COCO介绍说，这位女士是澳大利亚人，对昆虫学最有研究，“你有什么关于虫子的问题想问吗？”，老太太望着我，希望我能问出一个有见地的问题，我慌乱之间想不起来有什么东西算是昆虫，我问：“澳大利亚有恐龙吗？”，老太太点点头：“有，我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恐龙，老了，行将灭绝，行动起来也不方便。”老太太被自己的幽默感逗得哈哈大笑，我和李COCO都陪着她笑，老太太接着念叨：“你从哪里来？啊，北京，好地方，紫禁城，长城，烤鸭，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去一次北京了，我上一次去北京还是十年前呢。”李COCO说：“也许明年，有脑俱乐部会在上海或者北京召开一个年会，有脑俱乐部要进入中国了，到时候欢迎你来啊。”老太太的茶杯更斜了，里面的水荡漾着还没有冒出来：“是的，是的，我会去的，澳大利亚的恐龙并不那么容易死。”

我在这个场子里转了一圈，实在不知道插入哪个圈子聊天，咖啡厅有一扇玻璃门，外面是个很小的花园，我决定到那里去抽支烟。刚点上烟，就有个小老头儿推开玻璃门跟了出来，他穿着一件白色麻西装，里面是那件明黄色的T恤，白裤子，一双黑白相间的皮鞋，身高不到一米六，他拿出一盒“七星”，点上烟，深吸了一口。

“韩国？”他问。

“中国。”我说。

“幺西。”他说。

这个小日本深吸了两口烟，忽然唱了起来，旋律极其熟悉，歌词含混不清，但听到第四句我终于听出来了，他唱的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他是用汉语在唱，发音不是很标准，但一股脑的已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他一边唱，一边摇晃脑袋，邀请我加入合唱，我只好跟着他哼完了第一段。幸亏小日本唱完这段就停了下来，他把烟屁股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烟灰缸里：“我会唱你们的国歌。”

“你唱的不是我们的国歌。”

“我会唱你们的国歌，这个不是，我也会唱你们的国歌，你们的国歌是打我们的，所以我不会唱你们的国歌。”

小日本的汉语说得有些古怪，但我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你还会唱哪些中国歌？”

“很多，但我会唱最多的是国歌。”

“什么？”

“我会唱六十个国歌，六十个国家的国歌，我都会唱。”这个小日本说话，完全是抗日题材电视剧里日本鬼子的腔调：“我叫中田。”

“中田英寿。”

“啊，你知道中田英寿？”

“知道。”

“你也喜欢看足球？”

“喜欢。”

“我唱歌就是看足球，学习的。足球比赛开始前，两个队排好，唱国歌。我看了好多足球比赛，所以会唱好多国歌，六十个国歌。”

“那你给我唱一个韩国国歌。”

中田先生张嘴就唱，但只唱了两句就停了下来：“这就是韩国。我不能多唱，唱歌要喝酒，我喝完酒之后，会很高兴的唱歌。我要进去喝香槟了。”

七点半不到，斯蒂文就招呼着客人前往晚宴地点，万珍楼，出酒店步行十分钟就是了，我先跑到108房间，许一鸿已经将那份问卷答完，我揣在兜里，再出来，八十位客人走得稀稀拉拉，我跟着李COCO往饭馆去，街边是卖电子产品的小商铺，不时有几个客人停下来打听价钱。万珍楼是一家中餐馆，一楼有十来张小桌子和两张大桌，一队大陆旅行团正在导游的带领下进入饭馆，二楼是八张大圆桌，桌上已经摆好了烧鹅，花生米，白切鸡等凉盘，你知道的太多了俱乐部香港年会最隆重的一场晚宴就在这里举行。

主席罗宾先生率先发言：“很高兴我们的年会在香港举行，感谢斯蒂文先生。香港是一个经济中心，这里的人们很愿意谈论钱，但斯蒂文先生成功地把有脑俱乐部引进到这里，使之成为一个探索知识的社交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不仅关心怎么样生活，我们更关心怎么生活得更好，更有智慧。”

我和COCO李、中田先生还有几位韩国妇女坐在同一张桌上，每当罗宾先生的演讲告一段落，我们就鼓掌。但听得罗宾先生说到：“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很特殊的知识测验，一方是三个有脑俱乐部的会员，一方是三个年轻人，他们可以用黑莓手机上网查找任何资料，我们一共测验了60道题目，结果你们猜，到底是哪一方获得了胜利？”

中田先生率先站了起来，双手举过头顶，像庆祝足球比赛中的进球：“我们！”

饭桌上的人七七八八的都喊了起来，“是的”，“我们”。

罗宾先生很兴奋的挥舞了一下拳头：“是的，我们。”他语速飞快的又说了一段，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的演讲结束了，要开饭了。

八个服务员鱼贯而入，将鱼虾肉等热菜摆到了桌上，最后，每个服务员手拿一个托盘上来，托盘里正是“香港历史知识问卷”，还有几支铅笔，他们将这个盘子放到清蒸鲑鱼和炒芥兰之间。每一桌的客人都拿起筷子，伸向面前的菜。

中午罗宾先生曾跟我说过，这个有脑俱乐部不是聪明人俱乐部，也不是非凡记忆力俱乐部，它的成员是一帮各类知识竞赛的积极参与者，他们聚在一起并不为炫耀，他们只是对多知道点儿事情有特别的热情，而多知道点儿事情，并不说明他们智商更好，更和智慧没啥关系。这顿晚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八张桌子上的人都在吃饭，谁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显现出自己的博闻强记。中田先生叫了几瓶朝日啤酒，倒满一杯，喝上一大口，然后很夸张的咂巴一下嘴，他不吃主食，也很少吃菜，只是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酒。

酒过三巡，中田先生开始说话，他好像是对我说，也好像是对旁边一个韩国主妇说，叽里呱啦的谁也听不明白。李COCO夹起来一根蔬菜，轻声说：“斯蒂文告诉我，这位中田先生每次都要讲他的发明，他说他发明了新型的交通系统，个人交通工具采用发条，平常上紧发条，上班的时候打开，发条带动车轮，你就上班去了。公共交通采用过山车原理，势能转化为动能，大家坐着过山车也可以去上班。”果然，中田君正在用手比划波浪形的过山车和拧紧发条，很是兴奋的看着边上的韩国主妇，那位女士频频点头表示赞许，中田先生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又叽里咕噜的说了一番，那意思显然是，这么了不起的发明居然不能被采用，不能造福人类，实在是日本汽车工业在阻挠。

李COCO对饭桌上的气氛肯定有些不满，她放下碗筷拿起托盘里的QUIZ问卷：“哟，好像都是历史题，我对历史可是一窍不通。”

我说：“要是经济学的题目你就能做出来了。”

她没听出来我话语中的讥讽，听出来了也假装不理睬：“你帮我做一份？”

我夹起来一块鱼：“我也不会。”

她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我把兜里那份许一鸿已经答好的问卷拿了出来，桌上的几位韩国主妇也商量着在选择答案，服务员开始撤桌，我在问卷上签下COCO李的名字，放到托盘里，那几份问卷连同吃剩下的鱼骨头一起被撤下。

接下来是甜点时间，服务员端上果盘，也有人点了冰激凌或咖啡，中田先生兀自喝着啤酒，我趁这个功夫出去抽烟。等我回到二楼的时候，中田面前已经换了一杯“三得利”威士忌，我的咖啡也上桌了。罗宾先生在主桌那里站起身来，他身边坐的是那位澳大利亚老太太，颤颤巍巍的喝着一杯英国红茶，罗宾先生朗声说道：“我们这次在香港开年会，QUIZ题目自然和香港有关，我来宣布一下获胜者，那就是COCO李小姐。”

众人鼓掌，COCO李有些诧异的走上前，罗宾先生说：“这次的奖品非常特别。”他从斯蒂文手中接过一张纸，向大家展示，“这是你知道的太多了俱乐部中国大陆001号会员的证书。我们很高兴的欢迎COCO李成为你知道的太多了俱乐部一个新的区域的第一号会员，也恭贺她在今天晚上的QUIZ中获得优胜。”

李COCO接过证书，和罗宾先生合影留念，这就是晚宴的高潮部分。等水果和咖啡吃完了，桌上的诸位随即准备作鸟兽散。

李COCO回到我这桌：“是你帮我答了QUIZ？”

“不是我，是那个小许答的。”

李COCO不动声色：“斯蒂文和罗宾要去兰桂坊一带逛酒吧，你要一起吗？”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我指了指中田先生：“我还想听他唱国歌呢。”

万珍楼上风云际会的YOU KNOW TOO MUCH晚宴结束了，宾客纷纷散去，中田终于喝光了他的威士忌，他站起身，叫住正打算离去的罗宾：“罗宾，来，听我唱歌。”随即他就唱起了“天佑女王”，罗宾和斯蒂文都驻足，澳大利亚老太太居然应合着一起唱，好在中田只唱了一段，罗宾、斯蒂文、COCO李等人脱身而去，中田立在楼梯处，回身望着从他身边绕过去的宾客，他念叨着：“没有法国人，没有法国人。”

我走过去拉住他，搀着他下楼，他开始唱“马赛曲”，等出了饭馆的大门，他已经开始唱“星条旗永不落”，这时候，许一鸿又冒了出来。

我问他：“你吃过饭了吗？”

他说：“我就在一楼吃的，万珍楼，你们在楼上，我在楼下。”

中田忽然拉住许一鸿：“我有一个发明，过山车，用过山车来做交通，两百公里，全是过山车，我对交通最有研究，飞机、火车、轮船、汽车、过山车，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我都能回答上来。世界上最早的客运火车线路？太简单了，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罗伯特·斯蒂芬森的行星号机车？那是1830年建造的。日本新干线，哈哈，这个太简单了。”中田就这么自问自答起来，然后开始自己的角色扮演，他先装成电视主持人问一个问题，又装成回答问题的参赛者，他右手的食指向前一伸一伸的，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那根手指是在按抢答器。

我和许一鸿看着这日本醉鬼表演，他踉跄地向前走着，手指坚定有力的按向抢答器，我点上一支烟，说：“又一个谎言诞生了，李COCO获得QUIZ比赛的优胜，成为有脑俱乐部中国大陆001号会员，而那份答卷是你做的。”

许一鸿摇摇头：“这个无所谓了，我不打算参加这个俱乐部了。”

“为什么呀？”

“还是一个人比较好，加入一个群体，很可能智力会下降呢。”

中田先生终于停了下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我跟许一鸿说：“这老头儿会唱六十多个国家的国歌呢。都是看足球比赛时学的，真厉害。”

中田深吸了一口烟：“是的，足球，巴西，巴西最厉害。”他唱起了巴西国歌，这首歌的确在电视转播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我的印象是它非常之长，唱巴西国歌的时间足以唱四遍日本国歌，唱完之后，中田又说：“墨西哥，墨西哥。”他唱了起来，这一回我可不知道他唱的到底是不是墨西哥国歌了。

“你要参加这个俱乐部吗？”许一鸿问我。

“没有，我从来没想过。”我说。

这又是一个谎言，我也许没想过要加入“你知道的太多了”俱乐部，但我的确想过，要参加电视知识竞赛，想过很多次，想了很久，不管是“开心辞典”还是“百万富翁”，我做过许多次白日梦，过关斩将，我甚至设想过这么一个情节，你知道吗，好多知识竞赛里有这样一个环节，遇到你不会的问题，你可以打电话向亲友求助，我一直没有用过这个手段，但到最后关头，主持人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答案，但我要求使用电话求助，我打电话给我爸爸，告诉他，从小您就让我背唐诗圆周率元素周期表，终于派上用场了，我正在参加电视知识大赛，要拿冠军了，拿了奖金我带您旅游去。最后几秒，我挂断电话，说出答案。全场掌声雷动。中田先生终于开始唱“君之代”了，我们终于走到酒店门口了，我知道此后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白日梦了，我见识了世界上最为博闻强记的一帮人，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和他们相比，我就像个傻蛋一样。

完了

收到好几个邮件，问李COCO的联系方式，表示要参加“有脑”俱乐部，或者表示，对有脑俱乐部感兴趣————可见这个俱乐部要是进来，每人收一千年费，招一万个会员是没问题的。

《你知道的太多了》将发表在第12期《上海文学》上，第12期。年底的那期。

我现在还真没有李COCO的联系方式，不过门萨俱乐部的确在大陆有会员招募。

下午四点，我正在屋子里整理笔记，有人敲门，我以为李COCO再来向我施展乳沟大法呢，开门一看，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小伙子，长头发，戴着眼镜，他说：“苗记者，您好。我叫许一鸿，我能和您聊一聊吗？谈谈YOU KNOW CLUB。就是你知道的太多了俱乐部。”

我把他让进屋，屋里只有一张大床和一把椅子，他在椅子上坐好，我坐到了床上，许一鸿略显拘谨，瞥了一眼桌上的电脑，说：“您在写文章？我打扰您了吧？”

“别老您您的，你就可以了。”

他干笑了一声，清清嗓子：“我是从厦门来的，到香港是想参加有脑俱乐部的年会，我知道，这个俱乐部还没有在大陆招收会员，我想参加这个俱乐部，所以就来看看。我一直关注有脑俱乐部，一直看他们的官方网站。”

“你觉得这个俱乐部有意思吗？”

“应该很有意思吧。”

“我只是来报道他们的年会，要参加他们这组织，好像你得找COCO李小姐。”

“我和COCO李小姐谈过了。”许一鸿低下头，看来他们谈得并不愉快。

“谈得怎么样？”

许一鸿扶了一下眼睛，镜片后的小眼睛精光一闪：“你觉得她有资格担任中国有脑俱乐部的主席吗？”

“不是主席，这名称太吓人了，她只是一个代表，首席代表。”

“我觉得我更适合做这个代表。”许一鸿沉稳的说：“我首先认为有脑俱乐部这个名字不好，应该叫求知俱乐部，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了探求知识。知与识不是一回事······”

我连忙打断他：“你哪方面的知识比较多呢。”

“我什么都知道一点儿，哲学，数学，但最近几年，我一直都在看历史。”

“历史？哪一段历史？”

“全部，全部的中国历史。”

“有什么发现吗？”

许一鸿刚要开口，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是李COCO，她说，俱乐部晚宴是晚上八点，在一家叫万珍楼的中国餐厅举行，晚六点是酒会，就在饭店的咖啡厅，这两个事儿她中午吃饭时已经告诉我了，此时又打电话通知一番，然后她说：“你在忙什么呢？要去喝杯咖啡吗？”

我说，我在整理录音，晚上见吧。

挂了电话，我又动了坏念头，这个李COCO大概是不愿意让我见到许一鸿，特意打来电话试探一下。我坐回到床上，点了根烟。

许一鸿挥手拒绝了我递过去的烟，接着刚才的提问说了下去：“我的发现就是中国历史是由许多谎言构成的，谎言相互交织，谎言维系统治，一代又一代人传递谎言。我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就有一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的一段，秦王喝多了，让赵王鼓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后来蔺相如逼着秦王击缶，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你看，秦国的历史和赵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打赢一场战争之后，不算完，还要力争做第一个阐述历史的人，那才是完整的胜利。大概为了亲自贯彻自己的思想，丘吉尔动笔写了好几部大部头的历史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都写了很长的专著。”

许一鸿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月薪两万起，他的偶像是维特根斯坦，他希望40岁之前凭借自己运作基金的本事赚到足够退休的钱，然后用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写两本书，其中一本将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历史的问题，另一本的主题还没有确定。那天下午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自打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再听到如此云山雾罩充满智慧的谈话了，我不敢肯定他对历史的分析以及对维特根斯坦、拉康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我多年的记者生涯还是让我明白，一个人谈论自己不懂的东西总会露出马脚，我的职业让我总是要谈论或询问我不懂的东西，提一个问题都磕磕绊绊言不及义。许一鸿胸中有沟壑，他偶尔抬头望向窗外香港阴郁的天空，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讲述了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的来龙去脉，义律、颠地、林则徐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林则徐会被后世塑造成一个英雄，这种塑造就是谎言的变种，历史上众多英雄都是吹牛逼吹出来的，刘易斯·卡莱尔坚称，历史是由伟大人物塑造的，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一个民族必须靠吹牛逼才能获得生存下去的自信。

忽然，他停下来，看看手表：“快六点了，酒会要开始了。”

“是啊。”我也看看手表。

“我能和你一起去参加酒会吗？”许一鸿再无宣扬自己知识时的自信，很腼腆的问。

“可以，应该没问题。”

我们两个下楼，原来他也在这家酒店住下了，房间号是108，他说，香港好像比厦门要热很多，欢迎我去厦门看看。到了大堂，就看见李COCO站在咖啡厅门口，我若无其事的走上前去：“嘿，这位叫许一鸿，从厦门来的，他想参加有脑俱乐部呢。”

李COCO笑了：“我们见过了，许先生好。”

“你好。”许一鸿微微欠了一下身子，两个人没有握手。

“开始了吗？”我探头向咖啡厅里张望。

“嗯，有不少人了。”李COCO说：“这个酒会和后面的晚宴，都是有脑俱乐部的会员才能参加，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因为有脑俱乐部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招收会员。”她看着许一鸿加了一句：“非常抱歉。”

出乎我的意料，许一鸿非常有教养的说：“我贸然前来，已经很唐突了。不打扰了。”说罢，他转身就走了。

我觉得被驳了面子，李COCO已然又是一副笑脸：“斯蒂文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表面是岭南大学的讲师，实际上还是一个秘密社团的头儿呢，专门从事破坏活动，到处搞抗议。你应该好好和他聊聊。”

比之中午采访罗宾先生时，咖啡厅里多了些布置，有气球，上面写着“你知道的太多了”，有鲜花，斯蒂文手拿一沓打印好的A4纸，端着一杯香槟和众人寒暄，李COCO领着我走向前：“斯蒂文，说说你们的掟烂社。”

“掟烂社。”斯蒂文用粤语重复了一遍。

“你们要打烂什么东西呢？”我问。

“我们就是反对屏幕，鼓励大家多读书，少用电脑，也少用手机。现在最厉害的传播媒介就是屏幕啊，手机、电视、电脑，都是屏幕，人们从屏幕上获得的讯息比从书上多。”

“那你们组织过什么抗议活动呢？”

“也不是抗议了。IPAD在香港发售的时候，我们去发过传单，希望那些排队买电脑的人能多读书。有些写字楼或公寓里，增设了电子显示屏，我们就会去抗议一下。我们所做的是一种文化干扰，YOU KNOW，CULTURAL JAMMING。”

这时候斯蒂文嘴里冒出来的“YOU KNOW”并不是“有脑”，而是个语气词，他接着给我讲解什么叫“文化干扰”——“YOU KNOW，有些团体专门和户外广告做对，他们会给麦当劳叔叔的大嘴涂上‘油腻’两个字，还会给耐克的广告捣乱，指责他们是血汗工厂，这都是一种文化干扰，我们要做的就是维护书本的传统文化价值。电脑的确有好处，技术当然很好，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整个社会都低龄化，碎片化，书本所代表的那种成人的智慧、思考和专注的能力，都受到轻视。”

斯蒂文接着介绍有脑俱乐部香港分会的情况，他讲起话来要比许一鸿更文雅也更有魅力，还知道适可而止，他从那沓A4纸中抽出一张递给我：“我们每次聚会都会有一个QUIZ问卷，是个助兴的节目，这是今天晚上的问卷，你可以先看看。”

我接过那张纸，斯蒂文微笑着说：“我还要招呼一下客人，失陪了，晚些再聊。”

我低头看那张QUIZ问卷，上面用中英文正反面印着二十个问题，都是关于香港的历史，都是选择题，四个答案选择其一，我正琢磨能答出来几个，就听到李COCO在边上说：“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教养？”

我抬起头，咖啡厅里聚了三五十人，罗宾先生身边围了五六个人聊得正欢，许一鸿瘦削的身影也摇曳其中，李COCO沉着脸，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发作，我对她说：“别着急，我去请他离开。”

我走过去，拉着许一鸿的胳膊就往外走，到了大堂，我把手里那张问卷递给他：“回屋去把这些问题都答出来，我过一小时去取。”

许一鸿看了一眼问卷：“答好了就能加入俱乐部？”

“这我不知道，你先帮我答完了再说。”

回到咖啡厅，COCO李开始向我抱怨：“这孩子太无礼了，我又不是不让他参加俱乐部，我只是说，回去之后我会再联系他，俱乐部怎么组织怎么展开活动还没有确定，他非要去打扰罗宾先生干什么？他想跟人家说什么？”

“他没想说什么，他大概就是想看看，这帮世界上知道的事儿最多的人都长得什么样子，都聊什么呢。”我说。

美国总统奥巴马度假期间逛了一回书店，给女儿买的书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自己买的书是《自由》，作者乔纳森·弗兰岑，这位弗兰岑是十年来登上《时代》封面的第一个活着的作家，封面标题毫不迟疑的说，“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关于“伟大的美国小说”，100多年前的作家 J.W. Deforest 这样定义：“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作家哈金说，“美国作家都明白伟大的美国小说只是一个设想，如同天上的一颗星，虽然谁也没法抵达，但它提供了一个坐标，使他们清楚努力的方向。”《汤姆叔叔的小屋》、《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都该算是伟大美国小说。

下面开始八卦：奥巴马买这本书是走后门，因为这本新小说还没上市，他拿到的是样书。关于乔纳森·弗兰岑，当年，欧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中了他的书要推荐，被他拒绝，还写了篇文章叫“怎么保持孤独”。他喜欢观鸟，这是一个多有意思的爱好。他在纽约上东区有一个公寓，夏天则喜欢住在加州。他写小说用的电脑不接入互联网，弗兰岑说的十个写作信条有两个很有意思，一是“小说，假如不是作者对于令人恐惧之事或未知领域的个人历险，就不值得写”，二是“用第三人称写，除非有个真正独特的第一人称声音无法抗拒地出现。”

你看，关于这个作家的八卦，我知道了这些，但我还没看过他写的一个字呢。

PS：我从来没想过写那种伟大小说，我现在能写的是加长版的“生活圆桌”。

《警察与外星人》、《你知道的太多了》这两个小说，可能会发表在今年第11期《上海文学》上，我本来是给《收获》的，可我想着，能在《收获》上发稿，下一步就剩下《纽约客》了，再等等吧，上《纽约客》太难了，我还没学好《新概念》呢。

还是上海有文化，发了我4个小说，北京就发过一个。

本来我以为“有脑俱乐部”年会这样的活动，怎么也能住到半岛酒店去呢，不料我们是在尖沙嘴一个略为破旧的四星级酒店下榻，酒店大堂里树着一块不起眼儿的牌子，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你知道的太多了”。大堂里坐着一位中年人，穿着件黄色T恤，二头肌很发达，戴着黑框眼镜，见了我们就迎过来。T恤上有一行小字——You Know Too Much。李COCO给我们介绍，“这位是有脑俱乐部香港分舵的舵主，斯蒂文·冯。”我们热情握手，交换名片。斯蒂文笑起来露出白灿灿的牙，他的头发也有点儿花白，看上去不过四十岁，那片白头发显得非常时髦，整个人斯文又有型。他的普通话也很标准：“今天是报到时间，没什么活动安排，你可以先回房间休息一下。”

我和李COCO上电梯，她说，一会儿她要和斯蒂文一起去迎接有脑俱乐部的全球主席，那是个英国人，专门从伦敦飞来香港参加年会，所以晚饭要我自己料理。初步确定，第二天下午给这位主席先生做个专访。酒店的房间很小，我放下行李，没看到哪里摆着欢迎信或会议日程之类的材料，床上倒是有一个塑料袋，装着一件黄色T恤，打开看，上面果然也印着“你知道的太多了”，我洗了个澡，把这件“有脑T恤”套在身上试了试，太大了，质量粗糙。在床上躺了半小时，决定出门转转。

我到海港城转了一圈，然后坐小船到中环，再去铜锣湾附近的一家购物中心。每次到香港，我都会坐一回“天星小轮”，每次都觉得维多利亚港变得更窄了。据说香港人喜欢填海，没事儿就往海里头扔石头，再在上面盖楼，号称是海景房，等这房子卖光了，再在前面填海，再卖海景房，早晚有一天，维多利亚港会被他们填满，中环和尖沙嘴连成一片。多年前我第一次来香港，是来看赛马，邀请方特别关照，在包厢里看赛马，要身穿西服，我就带着自己唯一的一件西服前来，那是件羊绒西服，在香港穿上那玩意就跟裹着个棉被似的，弄得我满头大汗。那一次同来的朋友，夜里嚷嚷着要去旺角逛红灯区，我们打了辆出租车前往电影里看到过多次的旺角，找到了酒吧，门口看门的龟奴听见我们的普通话死活不让我们进去，好歹找到一家开门接客的，柜台里一溜排开四五个姑娘，老板娘说，请我们的小姐喝杯酒吧，我们点了酒，招呼姑娘一起喝，这才发现，陪酒的姑娘聊天都要用英语，大家结结巴巴的聊了几分钟，纷纷询问有没有东北的，随后就扫兴而归。我们那次住在文华东方，就是后来张国荣跳下来那个酒店。那次香港之行，让我落下个毛病，此后每到香港必去买一件西装，亚麻的纯棉的或者厚实点儿，以解我当年只有一件西装之恨，我在铜锣湾又买了件打折西装，拎着购物袋回到酒店，到了门口忽然觉得惭愧，我是来参加有脑俱乐部活动的，如果可能，我还要申请加入有脑俱乐部，怎么能拎着个购物袋呢。此时我看到一辆计程车在酒店门口停下，下来两个外国人，身材高大，都穿着“有脑”的明黄T恤，像两个圆滚滚的柠檬，司机打开后备箱，这两个柠檬就往外掏东西，全是购物袋。香港果然不负“购物天堂”之美誉，世界上最有知识的人到此也免不了SHOPPING一把。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就接到李COCO的电话，安排有变，问我能否在11点采访有脑俱乐部主席罗宾先生，地点是酒店咖啡厅。李COCO和我在大堂会合，她介绍说，这位罗宾先生是伦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业余时间酷爱读书，有一年闯入MASTERMIND电视大赛，恰好决赛题目是伦敦景点和历史，他轻松夺冠。此后他多次参加各类知识竞赛，但还没有放弃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去年在有脑俱乐部全球年会上当选主席。咖啡厅其实就是吃早饭的地方，服务员正在从布菲台上撤下各类食品，罗宾先生和斯蒂文坐在角落的一张桌旁，这位罗宾先生50来岁，红脸膛，胳膊上的毛发很重，一双大手也很有力。他面前摆着一杯黑咖啡，白色桌布上散落着面包屑，整个采访过程非常顺利，他先讲述自己的故事，每天开着出租车穿梭于伦敦大街小巷，遇到外国游客，不由分说就把他们拉到大英博物馆或者大英图书馆，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最欣赏的人是达尔文。接着介绍“有脑俱乐部”，全球大概有两千多名会员，分伦敦总部，欧洲分部，亚太地区分部，北美分部，此次来香港参加年会的大多来自亚洲，还有几位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六成会员都是各类知识竞赛的获奖者，但加入“有脑俱乐部”还必须通过俱乐部自己组织的知识测验，俱乐部的宗旨并不是“渊博”，而是“最小限量的常识”。罗宾先生说，有一位历史学家，名字叫罗伯特·康奎斯特的说过，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有“最小限量的常识”，什么是“最小的限量”呢，“他即便不懂科学，也应该听说过孟德尔和开普勒，即便他是个音盲，也应该知道点儿德彪西和威尔第。即便他不通历史，也应该知道点儿希腊古罗马神话，知道康德和蒙田，知道提图斯·奥茨和提比略·格拉古。”

李COCO翻译得一直非常流畅，但到这里遇到了麻烦，她嘀咕着“提图斯·奥茨，提比略·格拉古”，颇为疑惑的望向斯蒂文，斯蒂文低声说：“提图斯·奥茨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提比略·格拉古是古罗马时的一个执政官。”

我请罗宾先生在采访本上写下这两个名字，然后问：“罗宾先生，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但我回到房间里查一下GOOGLE不就知道了吗？”

“是的，但你只是知道了两个人名。毛泽东只是一个名字吗？珍珠港只是一场标注了时间和地点的战争吗？卢梭在瓦尔登湖边想了些什么？这些是互联网不能回答的。”罗宾先生的两只大手揉搓起来：“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很特殊的知识测验，一方是三个有脑俱乐部的会员，一方是三个年轻人，他们可以用黑莓手机上网查找任何资料，我们一共测验了60道题目，结果你猜，到底是哪一方获得了胜利？”

罗宾先生笑得鼻子头都红了，我心里暗骂一句“SHIT，当然是你们丫胜了”，可还是故作惊奇的问：“你们胜了？”

罗宾的大手往桌子上一拍：“是的，我们胜了。”

他哈哈大笑，斯蒂文、COCO李也开心的笑了。12点过10分，采访顺利结束，斯蒂文陪罗宾先生外出公干，我和COCO李到酒店外一家茶餐厅吃中饭。COCO李用筷子拨弄着盘子里的一块叉烧：“罗宾为什么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呢？”

我装傻：“有什么不好吗？我觉得出租车司机这个身份最有意思了。”

李COCO终于说了实话：“这个俱乐部中国人都不知道，你要给他们介绍这个俱乐部很高端，都是知识分子，起码都是知道分子，可这个俱乐部的主席是个出租车司机，这一来，谁还会参加这个俱乐部呢？”她用筷子扎着那块叉烧肉：“你能不能在文章里不提这个？”

“不提出租车司机，只说罗宾先生是有脑俱乐部主席？”

李COCO妩媚的笑了：“本来他就是主席啊。”

面对漂亮姑娘，我总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我也不想让李COCO抓住我的弱点：“还是明白告诉读者更好，你以后招收的会员，总会知道他们的主席是开出租车的，你不能骗他们。你知道英国有个作家叫毛姆，写过一个小说叫《刀锋》，主人公是个叫拉里的年轻人，一战参军，退役之后不过20岁，可他既不想上大学，也不想当商人，他跑到巴黎学希腊语，看书，最后回纽约，就想当个出租车司机。他的未婚妻伊莎贝尔说，你学知识，可知识派不上用场，就等于浪费时间。而拉里坚持认为，知识给内心世界带来的满足就是最大的用处。我看你们的罗宾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李COCO这一回是真的笑了，上身很自然的往桌上一低，露出乳沟：“这么一说就显得深刻多了。要不说你是大记者呢，就跟那些小记者不一样！”

好多年前，《中国青年报》办过一次百科知识竞赛，在报纸上登出了100道题。我那时侯正求知欲旺盛，能背下来150首唐诗，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整个元素周期表和1500个英语单词，但还有好多问题不会答。我坐上104路电车，到王府井大街下车，那里有全北京最大的书店。书店门口，聚集着好多参赛者，他们拿着那张报纸，互相学习互相借鉴。那时候没有什么人用过复印机，我那报纸揉搓得快要烂掉了，放在书包里，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在知识的海洋里穿梭。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上下打量我，然后问：“第96题，小说《堂吉诃德》的作者是谁？”我连忙回答：“是塞万提斯。”他摇摇头：“你这样的回答就很不严谨，应该是朱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这才是小说家的全名。”我拿起笔，问：“朱盖尔德是哪几个字？”他很认真的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好这位西班牙伟大作家的全名。我在书店门口消磨一下午，晚上回家，就在塞万提斯前面加上朱盖尔德后面加上萨维德拉。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那100道题做完了，报纸已经又脏又破，赶在截止日期前塞到一个信封里寄到报社。全中国大概有100万人参加这个比赛，我本来希望能获得一个三等奖，最后却连一个纪念奖也没得到。

现在，我只记得住圆周率后面10位，十分之一的元素周期表，年过四十，学无所长，每周都看《开心辞典》、《SK状元榜》，闲来翻一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梦想着能参加一次电视知识竞赛，梦想着春妮坐在我对面，向我提出一长串问题，我应答如流，最后她手里的卡片全用光了，也没有一个问题能难倒我。春妮敬佩的看着我，听我给她讲知识竞赛这一电视节目的由来：“春妮啊，你知道吗？二战期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上尉，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度日如年，他每天要面对的三个问题是——你的姓名，军衔，战俘编号，除此之外，再没人多问他什么。二战之后，他成了一个电视制片人，为了报复那段只能回答三个问题的日子，他开创了一个名叫MASTERMIND的测验节目，把英国人流行的知识测验变成了电视秀。1972年，第一场比赛在利物浦大学举行，当时BBC管理人员认为，这个节目太高眉，安排在深夜播出，但收视率惊人。你们都知道《谁能成为百万富翁》，这个节目之所以有名，是因为给的奖金太高了，英国还有许多知识竞赛的节目啊。”

好几年前，我和COCO李小姐一起去英国采访，COCO李是上海一家公关公司的职员，给我当翻译。我们从伯明翰开车到利兹去看一场足球赛，开车的是一家赌博公司的主管，叫鲍勃，路上无聊，他忽然提议：“我们来互相问问题吧，你问我一个你知道答案而你又认为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然后我问你一个我知道答案而我认为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完全晕了，经过COCO李的再三解释，我算明白过来，他要玩QUIZ。英国小酒馆里能见到QUIZ试卷，一张纸上有20个问题，大多是同一门类，比如伯明翰的工业革命历史或者曼彻斯特足球队的历史。但我没想到，两个人还能互相PK，鲍勃说：“你先问吧。”

出于客气，我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英格兰队只拿过一次世界杯冠军，请问是哪一年。”鲍勃倒是非常认真的回答：“1966年，我们加时赛打败了德国。”接着他问：“你知道英国是从哪一年开始在全国实施格林威治时间？”

我们这样问了几个回合，很快我就被难住了，鲍勃要向COCO李解释什么叫儒略历什么叫格里高利历，英国为什么迟于意大利上百年才更新历法，他跟COCO李说明白之后，COCO李再用中文向我解释，等鲍勃确认我们两个都明白之后，他叹了口气：“这些知识都没用了，现在有一个网站叫GOOGLE，你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在上面查找，这个网站以后会非常厉害，什么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鲍勃当时来往于香港和英国，他判断，他的赌博公司有可能进入中国大陆，他知道中国人喜欢赌，如果每一个体育场外都有他们的一个投注点，那他们就赚大发了。我跟他说，这事儿可不容易。私下里和COCO李说，就算等到英国人再拿一次世界杯冠军，他们的赌博公司也不会开进大陆。此后没多久，鲍勃的公司就撤掉了香港办事处。我再也没见到过鲍勃，但一直在使用他推荐的GOOGLE。我也有好几年没见到COCO李。

有一天下午，我在家里看书，手机显示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我接通了，有个女声很客气的说：“我是李COCO。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记得，记得。”

李COCO告诉我，英国有一家门萨俱乐部，号称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一帮人组成的俱乐部，英国还有一家俱乐部，叫“你知道的太多了”，You Know Too Much Club，简称You Know Club或者是“有脑俱乐部”，是世界上一帮知识最丰富的家伙组成的，他们常年参加各种知识竞赛，获得好多大奖，这个“有脑俱乐部”两周之后要在香港开一个亚太地区的年会。

“你觉得有意思吗？”李COCO问。

“有意思。”

“那你和我去一趟香港？也不一定要写什么报道，你先跟我去了解一下。”

我到了香港才知道，李COCO如今的头衔是“你知道的太多了俱乐部中国大陆首席代表”，她从上海飞香港，航班比我早到半小时，就在机场等着我，一起坐小火车进市区。我们两个好几年没见，原来她是个青涩的小丫头，现在则是熟女范儿，穿一件黑色的裙子，光着两条腿，一双Giuseppe Zanotti的凉鞋。她这几年干过电子商务网站，还在电视台承包过一个财经类节目，哪里能闻到钱味儿就奔哪里去。我盘算着，要是她把“有脑俱乐部”引进大陆，每个会员收一千块年费，招一万个会员，再忽悠点儿赞助费，举办点儿活动，不干什么正经事儿，也能轻松赚上一笔。我心里是这些肮脏念头，表面上很客气的聊天，来过几次香港，对香港熟不熟，哪里有便宜的化妆品等等。

我一个朋友，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平日里最大的事儿就是旅游规划，把全年的节假日都划出来，就连清明节放假一天也安排出门。他到德国玩，餐厅门口碰见一帮学生，拿着个标语牌子，上面是德语，不知道啥意思，就看见好多人纷纷拿着那牌子照相，他于是也照了一张。后来一打听，是法国一辆火车，载着好多核废料，要运到德国境内，德国学生不答应了，弄个牌子照相是抗议行为。这老兄平日在国内不关心环保，反而为德国的环境问题操心。

后来他又去了英国，有一天中午，走到大街上，忽然看见警察封路，街道上的人越聚越多，听到远处传来阵阵锣鼓，有两个小伙子挤到他面前，等锣鼓声靠近，飘扬的彩虹旗也靠近，两个小伙子就脱下裤子，露出里面的彩虹内裤，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去。我这朋友一直用摄像机跟拍那两小伙，不知不觉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我还有一个朋友，女的，在北京组织了一个活动，叫“纪念MJ逝世一周年，骑自行车爱心奉献穿越北京城”，说实话，我根本搞不清楚，MJ逝世，和自行车低碳，和爱心奉献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她和我解释，MJ是环保积极分子，唱过一首歌叫“拯救地球”，还是慈善捐款最多的艺人，所以，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位女士张罗着要11月去柬埔寨，因为她喜欢的加拿大歌手柯恩要在金边开演唱会，老头儿年过七十，演唱会眼看着是越来越少了。

要是和骑车穿行北京相比，去金边看柯恩的演唱会更舒服一些？一万块钱买一个礼拜的自由。据说，金边演唱会可能会有上千中国歌迷前往。我知道，有一位叫“老时”的同学，您还在金边吗？西哈努克港好玩吗？

北京土话里有一句，叫“喷子”，就是说那种张嘴就来特别能说啥都能说的人。我就老提醒自己，别成为一个“喷子”。

51年前，CP斯诺，剑桥大学物理学博士，小说家，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叫“两种文化”的演讲，意思是，人文是一种文化，科学是一种文化，人文学者不懂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如今，还有好多人在重复这个演讲，这个争论还将继续。当然，我更喜欢利维斯教授反击斯诺的话，他说的特别文雅，我用北京土话翻译一下——斯诺有物理学博士学位，也写小说，给丫造成的错觉就是他文理通吃，实际上，作为小说家，斯诺根本不存在。还没有存在，连一摊屎都不算。

利维斯教授骂人真痛快，结果遭到非议，这个就不提了。我看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的“两种文化”，前面有一段大导读，还是个文科教授写的，他也很损——斯诺先生演讲之后就没做什么研究了，他在物理上的研究基本表明他没能力做物理研究，但他后来做了好多演讲，到电视上演讲，到宴会上演讲，跟唱堂会的似的，这倒是一种新物种。这种新物种就是“名人”——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就看见到处都有他，就听见他到处得吧了。

咳，北京话叫“喷子”，英国话叫“名人”。都够难听的，还有一种更难听的，叫“媒体人”，也不知道这位是编辑还是记者，怎么就叫“媒体人”呢，比“媒人”还不靠谱。一般人叫我是“媒体人”的时候，我都说，你丫骂谁呢。不过，这也没办法，我不能逮谁跟谁说，我要当作家，作家这名称听起来也不好，但总比“媒体人”好。说来说去，这都是互联网上的多重身份，多个圈子给闹的。

《大西洋月刊》上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叫“FACEBOOK上的一起死亡事件”，作者是个杂志编辑，S女士曾经在杂志社实习，两个人是点头之交，杂志倒闭，双双失业。这杂志倒闭太正常了，我用十来年的时间眼看这个朝阳产业变成了夕阳产业。言归正传，编辑先生失业后，上FACEBOOK，看一看老同事们都过得怎么样。他也把S女士加为“好友”。然后就看到S女士老更新自己的动态，于是纠结起来——我好像是一个窥淫癖，注视着她的私生活。后来，S女士不幸去世，编辑先生想起一年来生活的变故，有点儿欲哭无泪——我到底要为谁哭呢？为S女士？可我们几乎不认识，在网上也从来没有互相留言。为了她的故事？

按照网络专家的意思，这编辑先生和S女士就是一个弱纽带关系。Facebook上的用户平均拥有130个朋友，但只会定期和4个到6个人互动，这是强纽带关系。人们所拥有的弱纽带关系也就是在150人左右，古时候，一个村子有150人了就该分裂了。那么，微博上的留言是什么呢？那算是临时纽带，就和柜台售货员、在线写酒店点评的人、你在购物网站上遇到的卖家一样。这一段请参看更详细的论述——http://www.dongxi.net/b01vl

商人们会利用网络上的各种纽带来形成自己的品牌传播，最好用的一个方法是从事公益活动，包含品牌信息的微博被转发一次，就向某个慈善基金捐助一块钱。2007年10月，有一家叫Freerice的网站发起行动，只要你在该网站上参与互动，回答对了一个问题，该网站就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捐赠10粒米。两年多之后，他们捐赠出15760亿粒米。你在微博上转一条特别公益特别善良的帖子，就做了好事了，就有道德快感了，社会活动的研究者称之为“懒汉行动主义”。这词儿没多少褒义，但也未必是贬义，关于这个“懒汉行动主义”的争论，可以访问E惠社，http://www.ecauses.org/，专门讲公益互联网行动的。

还是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讨论，人们在社交网站和微博上讨论问题，发表看法，都是一种“轻重量的社会姿态”，这只是人们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应，和一个人深思熟虑之后采取行动完全不同。

我采访了香港岭南大学讲师、从事社会活动研究的叶荫聪先生，他说了几句话——删了。

然后说了稍微理论性的一段话——

互联网为真实／真理宣称（truth claim）提供了一个新的环境。过去几百年，现代社会经历着去魅化的过程，各种传统或神学权威渐渐崩塌，知识分子开始在自然科学及哲学角度上尝试重新建立论述的权威，而真实／真理宣称成为重要的基础，这是启蒙时代的基本特征。但是，这种基础通常建立在一种精英个人思辩，或精英群体小圈子内的对辩与共识（如学术体制、科学家社群、媒体、公共领域、议会等等）。互联网不是完全瓦解这个基础，不是不再讲真实／真理，而是把这种宣称扩阔到更广大的空间，一个不再容易被文化精英垄断控制的空间。这个广大空间的一个特点，就是真实／真理宣称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寻真的过程是相对公开的，因此，也不停地看到虚假、错误、纠错、寻真的反复循环。

叶先生接着说了——

情绪化的问题，我以为也是启蒙时代所打造出来的理性神话，或温和一点说，是把理性／情感进行二分。启蒙时代的理性实践有着许多被隐藏的情感或情绪因素在运作。关键不是互联网是否情绪化，而是互联网能把情绪呈现出来，并急速强化，它令理性思辩及对辩无法再隐藏情感与情绪。

咳，其实叶先生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互联网上好多话是情绪化的，虚假性的，虚假、错误、纠错、寻真的反复循环，你就更浪费时间。

8月12日，《时代》周刊时隔多年又将一位作家放到了全球各版本杂志的封面上，这个作家叫乔纳森·弗兰钦，他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在一个儿童化的社会，欣然的接受那些瞄准儿童市场的文化产品。我还没看到这个文章。

贵刊下周也做了个封面，讨论碎片化的时代，总有人和我说，我早就不看贵刊了，你看不看和我没啥关系，贵刊是党产，我就是在那里打工。

这个博客写的可真够乱的——我总结一下吧。

第一，   提醒自己，别当喷子，世上最惨的就是当一个什么事都得吧的“名人”。

第二，   向乔纳森·弗兰钦学习，想一想成人世界的价值都是什么。

我喜欢逛书店，但我没想到，逛书店还能改变我的阅读趣味。几年前，在渥太华的一家二手书店，我在楼下一层看到一大摊“媒体专业书”，什么华尔街日报的秘密，什么纽约时报的风格，什么CNN传奇之类，出于惯性，我挑了几本，捧起来要结帐，挺沉，一想到这些破书打到行李里运回北京，我就觉得麻烦。再一想，我都能猜出来这帮作者会用多傻的语气来描述一个传媒帝国，而这些传媒帝国，和我这样一个小编辑有什么关系呢。我把这些烂书扔下，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看过任何和传媒有关的书。

我上到一楼，蹲在地上乱翻，看到一本《英国花园中常见的植物》，这书大概有50岁了，里面的插图非常漂亮，可惜我不种花，也没花园，翻翻就放下了。最终，我买了两本书，一本叫《进入历史的出口》，作者出生于波兰，13岁移民加拿大，1990年代回到东欧旅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此书。另一本叫《俄罗斯血液》，作者讲述自己的奶奶在“十月革命”后移居美国的故事。两本书都是第一人称写的。如果没有书店，我可能不知道这两本好看的书，也不会翻看英国花园里常见的植物。

今年冬奥会期间，在温哥华，一家著名的连锁书店，一个冰球明星正在签名售书，我打量这个球星半天，承认自己对冰球实在无知，在书店里转悠，看到一个柜台上摆着打折书，我挑了一本《印度的夏天》，到了交款台，递过去，服务员忽然开口问：“你对印度感兴趣？”这个服务员是个印度人，他很热情的向我介绍，封面上的两男一女是谁，他们在1940年代的印度都干了什么。我问他，这本书好看不好看？他露出白牙：“很好，写印度的书都很好。”如果你在网上买书，不会有一个服务员和你谈论印度。

去年，巴诺书店推出电子书阅读器Nook，一个6 英寸的黑白文字显示屏，支持3G 网络无线连接和Wi-Fi 连接功能，和亚马逊的Kindle 2定价相同。我好歹摸过Kindle 2，但从来没见过Nook的实物，我当时的想法是，坏了，这个北美最大的连锁书店危险了。我的想法大概和巴诺书店所有股东的想法一致，所以，巴诺股价上不去，前几天，巴诺公司宣布要出售。不过20年前，这家连锁书店还是行业内的巨头，开超级书店，里面卖几万种书，文具玩具啥都卖，搞得好多独立小书店都倒闭，鼎盛时期拥有1362家书店，包括719家超级店，零售面积1880万平方英尺，相当于13个杨基体育场。

看这串数字就吓人，卖书的利润怎么支撑得起这么大的摊子。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楼顶上有个通信塔，一直给书店交很少的钱，去年，书店终于从通信公司拿到了15万，这对书店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如今，书店二层改造，大概是要建一个咖啡馆。北京好歹还有几家的独立书店，相互离得很远，你要打车转一圈，估计要花200多块钱。前些日子，英国一家杂志报道纽约的独立书店，做的题目是，顾客最愿意偷什么书，调查显示，最近这一年多，被偷的最多的是麦克尤恩的《赎罪》，长久以来，被偷的最多的经典作家是海明威，我看了这报道就郁闷，这些独立书店，大多是苦苦经营，没事儿还老碰上窃书贼。这年代去书店买书，应该是一种积德行善的事了。

上海的严峰老师，前些日子在“微博”上发了个照片，是一家书店里两个老人在读书，他说，看到这场景，就想把什么Kindle 2啊什么IPAD都给砸了。我也有这个想法，反正我试用IPAD一阵之后就明白了，这是个“迪斯尼乐园”式的电脑，背着这么个玩艺儿还不如背着一本书呢。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像西单图书大厦这样的书店，没了也就没了，咱们这里从来也没有过“巴诺”，也没有过“水石”，好在南京要开一家诚品书店，好在很多城市都有一些好玩的小书店。这两天，我看到盛大文学推出的“锦书”阅读器，这一下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我还是不赶这些时髦了，提前进入老年人的行列，没事儿拿着一本书到公园里转转，找个树荫坐下好好读书，书的价值从来不是靠生意人判断的。

王小峰的小说《沿着瞭望塔》出版了。你大概已经知道了，这本书写的是几个歌手，跑到中国参加革命的故事。有些故事，一句话就能点燃你的好奇心，他说，我要写列侬到中国参加革命，我就期待着这个小说早点儿出来。

从小说的技术而言，《沿着瞭望塔》比较粗糙。但你要是对他写的那几个音乐家很熟悉的话，估计会看着很开心。其中有几个我不熟——不熟，但家里居然还能找到他们的CD，有几个我知道点儿，估计每个读者都知道点儿——列侬，迪伦，大门的吉姆，罗大佑，崔健，邓丽君，王菲。

小说中第一个让我激动的段落是，列侬他们开着车，要离开美国了，迪伦忽然唱起了《这块土地是你的土地》，这个段落的画面感不错，耳边能响起那首歌的旋律。如果你心里有好多歌，看到书里提到那个歌，你就能哼唱出来那个旋律，那这本书简直太让人满足了。

比如小说开头，说披头士在录音棚里吵架，列侬不满歌曲的编排顺序。我想到的是《嘿，裘德》，麦卡特尼给列侬的儿子写了这首歌，列侬自己写的是《革命》，当年他们争执，哪一首歌应该成为主打歌，列侬自己大概觉得《革命》很深刻，但最后流行起来的是《嘿，裘德》。这首歌1968年传入捷克，布拉格之春的时候，捷克电台反复播放这首歌。布拉格被苏联占领之后，有一位捷克女歌手，翻唱了《嘿，裘德》，改写了歌词。此后若干年，这位女歌手未能再获得歌唱的权利。到19/8/9年，捷克政府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布拉格到处播放捷克语版本的《嘿，裘德》。关于这个故事，日本人拍摄过一个纪录片。影片结尾，是这位大妈，昔日反叛女愤青，唱起了《嘿，裘德》。你可以在电驴上找到看看。

再比如三表写到大门演唱会的时候，我就想起斯通那个老电影《大门》，影片一开始是个打火机，啪的一下点亮了。《沿着瞭望塔》这书里，安排了好多这样的打火机，你要是对里面的音乐熟悉，就不断能啪的一下点亮，画面也来了，声音也来了，能想起那个手指是怎么在吉他上拨动的，能想起有一个高音是怎么挑上去的。

我对音乐不熟悉，但我能理解，王三表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能回荡好多音乐。土摩托看这本书的时候，能给这本书配乐配上画面。这两孙子听过的音乐太多了。写过音乐书。我给王三表出过主意，说《沿着瞭望塔》能改编成漫画版，因为里面那几个人的形象，谁都认识，有了漫画版，就能卖国际版权，能赚钱――――真俗气。但看了全书，我又想，要是用苹果IPAD软件的方式来做这本书呢？把歌曲都镶嵌在里面去，弄成一个大软件——没戏，你没有歌曲版权。

我的意思是，要是你把它当小说看有点儿费劲，不如当成音乐书看，看两页，找出迪伦、邓丽君、罗大佑的唱片听，听上一小时，再看两页。

前两天有人给我推荐过另一本书，blessed unrest，我看了一下，好像是本环保书，作者有个观点，说环保啊、反全球化啥的这些个人或社会性的运动，都是“全球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到“全球免疫系统”中去。

要我看，我不太能说明白摇滚是什么民谣是什么邓丽君是什么，但好音乐就是免疫系统。听一首歌，听一场音乐会，HIGH上一阵儿，能让你离这个肮脏世界远点儿。有反抗的歌曲，有美丽的歌曲，他们提醒你——哪里不自由，你就更要珍视你的自由；哪里扼杀创造，你就要更加努力的去创造；哪里把美好的东西践踏，你就要更小心的呵护那美丽的东西。你要有自己的一套免疫系统，然后成为免疫系统的一个细胞。

下雨天无聊，把你们家音响开大点儿声，听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