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第四期即将上市, 里面有我的小说< 很久以前那个国庆节的红色花环>, 简称很花.

欢迎捧场.

下午的课堂总是让人昏昏欲睡，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我坐在最后一排，眼前迷迷糊糊的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刘小东坐在我右前方，他的头一下下的沉下去，脖子上的红领巾歪在一边。他多次在老师讲课的时候睡着，有一次语文测验，老师发下来一张大卷子，小东根本没心思答题，他趴在桌子上又睡着了。然后，老师叫醒他，从他的桌子上拿起试卷，抖落着给全班的同学看：“你说你睡就睡吧，还流那么多口水。”语文老师用词比较文雅，我们管那叫哈喇子。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小东还没从梦里醒过来，看看那张被自己口水打湿了大半的语文试卷，又头枕着手臂睡了下去。

那时候只有老师和家长才会有手表，所以我们只能凭借生物钟来推算每堂课进行到多少分钟了。但下午第二堂课的结束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开始是若有若无的香味，总有一个嗅觉灵敏的家伙最先闻到，他会夸张的抽抽鼻子：“真香啊！”然后，全班同学就都闻到了烧鸡的那股强烈的味道，下课铃声就在这个时候响起。

我们住在一个工厂的宿舍区，每排四户人家，每家门口都有一个小院。30排成为一个区，整个宿舍由1区排到14区，学校在1区，居委会在3区，居委会占据两排房子，其中两间出租给了一家烧鸡店，每天下午3点，烧鸡店开始做烧鸡，那股香喷喷的味道弥漫整个天空，到了5点多，我们在家里做完作业，等着晚饭，烧鸡出炉了，此时的香味最为强烈。大家吃着自家的青菜、豆腐、胡萝卜，就着烧鸡的香味，吃下两大碗米饭。然后天就黑了，烧鸡的味道渐渐散去。

晚上8点，“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我的任务就是去关上院子里的栅栏门，那扇门用细木条钉起来，随时都会散了架，冬天很冷，我要在窗户外面挂上棉窗帘，但早上起来还是能看见窗户上结着的冰花，随着太阳升起一点点融化，变成几道错落的水痕。屋里的火炉上，水壶总冒着热气儿，顶着壶盖儿叮当作响，晚上会封火，填上两块煤，炉灰闪着红色的余烬。当然，我小时候中过煤气，现在还处于半傻状态。那天早上我非常恶心，拿着板凳坐在院里，觉得我马上就要死了，我一点儿也不留恋这个世界，我还太小，丝毫没发觉活着有什么美好的，因此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坐在那里，想和家里人说几句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然后我开始呕吐，我爸爸用昨晚的炉灰把我吐的东西全盖上，清扫干净，我坐在那里，呼吸重新顺畅起来。

我那时候总能飞快的写完所有作业，在学校门口的石头碾子上，电线杆子上，在家里的柜子上，只要把作业本往一个结实的地方一按，掏出笔不加思索的就能写完。但吃完饭，我爸爸总让我练毛笔字，我还要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把更高的凳子，拿着毛笔描红。好多次我都假装睡着了，在脸上涂上墨汁，我妈就给我洗脸，让我睡觉。钻进被窝，我就让我妈给我念《水浒传》，我最喜欢的段落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春天来的时候，我家的院子里就生机勃勃，有指甲花，小小的粉红色的花朵，我把花瓣掐下来，捣碎了，给我奶奶涂上红指甲。我奶奶总问我：“我姓贾，你学会这个字没有？”我就写个“假”字给她看，她端详了半天：“不是这个字”。院子里还有两架葡萄，一片向日葵，那几株向日葵像森林一样，我记得我在向日葵下面埋过两块红砖头，想着过两天再挖出来，这两块砖头就会变成20块，30块，因为我爸爸总说，如果我们有了足够的砖头，就可以在这个院子里再盖一间小房。

每天早上吃完两根油条一碗豆浆，我就去上学，从家到学校只要5分钟，中午回家吃饭，然后再去上学。下午放学之后有一段玩耍的时间，同学们在烧鸡香味的陪伴下疯玩疯闹，刘小东这时候也不困了。居委会旁边有一个空场，有两个乒乓球台子，有一次我和小东坐在台子上，认真分析烧鸡的香味都有哪些成分来构成，我最先想到的是大葱，因为我奶奶做饭的时候，总会先炒上一点儿葱花，那些葱花散发出的味道和烧鸡略微相似。刘小东说：“还有酱油。”他对酱油有独特的热爱，我有一次去他家，看他用酱油拌着一大碗白米饭吃得可香了。我说：“还有糖。”小东不同意：“烧鸡里面怎么会放糖呢？烧鸡是咸的。”我确信里面有糖，因为我总能闻到甜甜的味道。最后，小东总结说：“这主要是鸡肉的味道，你把大葱、酱油还有糖都放到一起，要是没有鸡，也不会出这个味儿。”

我也不知道鲁智深是谁，只记得他和一群流氓打架，把树拔出来就把流氓吓跑了，所以我说“鲁智深就是鲁智深。”小东回答：“那我爸爸也能拔起来！”

刘小东的爸爸叫大刘，他们一家是从天津来的，是武术世家，我在河边看见过刘小东打拳，但没见过他爸爸打拳。每到礼拜天，他爸爸就把家里的两辆自行车推出来，到空场上擦车，从大梁开始擦，到前后轴，车轮的每一个缝隙，每一根链条都不放过，一直能擦三四个钟头，就是在擦车的过程中，我见识了大刘的武功。

我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最早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是工厂的礼堂，我们这个宿舍区属于一家兵工厂，工厂有一个大礼堂，一般都是开会使用，后来开始放电影，当年的第一场电影是《翠岗红旗》，电影票大概是5分钱一张，等我攥着5分钢蹦儿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完全吓傻了，售票处外面挤满了，所有人都攥着拳头向那个售票窗口挺进，还有几个人在人群的头上和肩膀上匍匐前进，我要想买到票，必须像鲁智深那样把门口的这些人全扒拉开，但很快我身后就聚集了更多的人，像一阵海浪把我撞得东倒西歪，于是我只能撤退。躲在一个角落里放声大哭。

王大头总能买到电影票的，他总能在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我们这帮小孩看见他，就把手里的钢蹦儿都给他，央求着他：“给我买一张！给我买一张！”他要是接下谁手里的钱，谁就高兴得直跳。他比我们大好多，经常打架，他家里养着一条黑狗。我怕大头，就连他们家的黑狗我也怕得要命。每次路过他们家，听见那条狗叫我就赶紧跑，有一次，在他家门口，我看见一个更可怕的场景，有个小子被绑在电线杆子上，大头和他的几个朋友正轮番去抽他的嘴巴，那条黑狗围着电线杆子转。以我接受过的革命教育，地主和地主家的狗腿子就是这样欺负老百姓，但大头他们说，被绑在电线杆上的是个小偷。

我们那里的确能遇到好多小偷，最大的一个盗窃案是工厂军代表家中失窃，丢失了一个皮箱子，箱子里是呢子军大衣。那天来的警察最多。小的偷偷摸摸就更多了，夏天我家葡萄熟的时候，就有好多中学生溜进院子，偷我们家的葡萄，我奶奶看见了就会说：“我给你们摘！”这些学生就是闯进我家的匪徒，但我奶奶还要给匪徒吃喝，我总幻想自己能像大头那样，养上一条黑狗，遇见坏人就把他绑在电线杆子上，上去就抽他两嘴巴。

有一个夏天的中午，邻居的张大爷在树荫下乘凉，他的烟卷就放在脚底下，还有一个大茶缸子，我搬着个小板凳也在乘凉，张大爷的躺椅是竹子做的，可以调节高度，他半躺着，扇着一把芭蕉扇，然后渐渐睡着，扇子盖到肚子上，两腿叉开，我坐在他对面，能从他的短裤里面看见他裤裆里又圆又大的睾丸。有个小伙子路过，他抓起张大爷放在地上的烟卷就跑，我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呆了，倒是张大爷很快就醒了过来，用极其惊人的音量大喊：“抓小偷啊！抓小偷啊！”

刘小东的爸爸大刘，就在不远处擦自行车，他好像根本没抬头往这边看一眼，但在那个偷烟的小伙子跑过他身边的时候，大刘忽然起身，我没看清楚他是用脚、用拳头、还是用肩膀发出了一招，也不知道那招数叫“黑虎掏心”还是“白鹤凉翅”，总之，小偷被打倒在地，大刘又坐下去接着擦自行车，很快就有许多邻居跑了出来把小偷围住，王大头带着他家的黑狗也来凑热闹，派出所的警察也很快就到了现场。

小东爸爸这惊人的拳脚，让我对武术有了很大的兴趣。但要说他就能把一棵杨树拔起来，我死活也不相信。我更有一个疑惑，以他这样的拳脚，为什么吃不上烧鸡？刘小东也拔不出杨树来，但他爬树的本领很高超，在学校上体育课，他爬竿的速度最快，有几个晚上，我和小东就爬到烧鸡店附近的一棵大树上，想看看到底是谁把烧鸡买走了，我总以为，王大头和军代表家里应该天天吃烧鸡，可那几天，进出烧鸡店的客人少得可怜，更没有我们认识的。

夏天到了，我和小东弄了一根大竹竿子去粘知了，然后躲到厨房里炸了吃，可惜，知了的味道和烧鸡差远了。我们又跑到太阳宫公社去抓青蛙，我们到水边就安静的蹲下，等着青蛙出现，看见青蛙就蹑手蹑脚的走过去，扑上去用双手扣住它，我总建议小东找个合适的工具，但他坚持徒手抓青蛙，我也跟着他的样子学，但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最后他让我拿着塑料袋在边上等着，看见青蛙由他上去实施抓捕，我们在那片池塘里翻滚得满身是泥，终于抓到了三只青蛙，装在塑料袋里带回家。回家之后遇到的麻烦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把青蛙杀死，小东拎着把菜刀，跃跃欲试的想砍掉青蛙的脑袋，可他下不了手，把菜刀递给我。我拿着菜刀更茫然，杀死一个知了不难，但杀死一个青蛙太难了。它们叽叽咕咕的乱叫，我左手按住一只青蛙，右手拿着刀，浑身哆嗦着不敢下手，然后我放下刀：“去找大头吧。他敢杀！”小东对我的建议嗤之以鼻：“大头来了，就没咱们的青蛙吃了。”他变得很冷静，让我闪开，迅速得杀死了三只青蛙，然后剥掉青蛙的皮，我看见了青蛙白色的肉和一堆血腥的垃圾，我帮他打扫干净厨房，坐上锅，三只青蛙只剩下小碟子里的几条腿，看起来和知了差不多。

 锅烧热了，冒着青烟，小东说：“倒油！”我连忙倒油，“太多了！”，他喊。我赶紧停下。他把青蛙放到锅里，用铲子翻炒，然后放上酱油、糖、姜、葱、蒜，这样炒了10多分钟，他停下来了，关掉火。我们伸手从锅里各拿出一条青蛙腿，口水好像都流了出来，那细小的青蛙腿，忽然变成了一只大鸡腿儿似的。

那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现在想起来还害怕。那就是王大头被人打伤了。起因还是在电影院，大概是王大头抢了别人的座位，电影散场的时候，有一大群人等在礼堂门口，见到王大头就一涌而上，我当时就在现场，看见打架就撒腿往家跑，然后听见后面的叫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听见这叫喊，我两条腿就软了，根本跑不动，然后我看见王大头从我身边跑过去，后面有四五个人，拿着铁锹和棍棒在追，等他们跑过去半天，我才缓过神儿来接着往家走，在宿舍区的一条污水沟边上，我看见王大头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这一下把我吓得半死，跑回家钻到被窝里。侧耳倾听，街上极安静，可我的心狂跳不止。后来我听说，大头家里人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又把他送到乡下老家去了。

那段时间我总做噩梦，梦见很多人拿着铁锹追我，我就跑啊跑啊，一身大汗的从梦中惊醒，然后我决定，去和刘小东学武术。小东每天早上在护城河边练大洪拳，我也早早就起床，去河边找他，他并不教我打拳，而是让我蹲马步，下腰，我坚持了两个礼拜，不再做噩梦了，也就不再起那么早去学武术了。尽管我总幻想着，能一拳就把一个大汉打倒，或者把一棵柳树拔出来，但天天蹲马步实在太苦了。我大概是刘小东收的第一个徒弟，所以我学了两个礼拜就放弃实在让他很失望。

与武术相比，有许多东西更好玩。居委会买了一台电视，每天晚上都放电视，小屋子里总挤得满满的，他们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羽毛球拍子，我们下午放学之后可以借出来玩，我和小东第一次打羽毛球实在兴奋坏了，我们之间隔了差不多有20米，使劲把羽毛球抽向对方，球拍很轻，羽毛球呼啸着飞来飞去，谁也接不到，就看谁打得远，这样打着，羽毛球飞上房顶。刘小东要上房去捡球，他面对墙壁，助跑，扒住了一扇窗的窗台，然后脚蹬住墙上凸起的一块砖，身子往上耸，他居然爬墙登上了房顶，在我看来，这就是轻功，远比他爸爸打翻小偷的那一拳厉害多了，我无限敬仰的看着站在屋顶上的小东，在这一刻他是个大英雄。小东把羽毛球扔下来，我接住，然后听到小东在上面喊道：“烧鸡！”

不错，他正站在烧鸡店的屋顶上，烧鸡的香味正从他身后的烟囱里冒出来，那个烟囱下面安着一个排风扇，把屋子里的香气散发出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接近烧鸡，我也因为他这样的靠近烧鸡而倍感幸福。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一个荒唐的计划，打算偷一只烧鸡出来。我完全被小东的轻功迷住了，认为他无所不能，我想，他只要攀上屋顶，用一根绳子把我拉上去，我们就能打开房顶上的瓦，直接进到厨房，然后掀开锅盖，从大铁锅里拿出一只烧鸡，然后我们迅速就返回屋顶，迅速转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每人分一只鸡腿吃。小东对我的计划不以为然：“你太笨了，让你爬上房，太难！”我说：“那我可以跟你学武术，学到能飞檐走壁。”小东说：“那要练好几年，才能爬上房。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要偷一只烧鸡出来。

我去烧鸡店里做了详细侦察，那个小院里有错落的小房，从屋顶处很容易就进入院子。门口的铁门一到晚上就锁上，做烧鸡的胖师傅回家睡觉，厨房里的确有一只大铁锅，烧鸡如果没有卖完，就会放在锅里面。但厨房还是会上锁，这道锁该怎么解决，我始终没有办法，撬锁是小偷才干的，我可不想堕落成一个小偷。

那年秋天，家门口的礼堂有京剧演出，演的戏叫《宏碧缘》，演员们吊着钢丝在舞台上飞来飞去，让我见识了轻功的厉害。我也抓紧时间练习跑步，还借来小东的哑铃练习臂力，我觉得自己越跑越轻盈，但始终没勇气对着一面墙就爬上去，但我相信自己能飞快的逃跑，哪怕我被几个人围住，只要有一个缝隙让我钻出来，我就能跑，而且不让别人追上。小东对何时猎取烧鸡始终不下决心，他说：“你的轻功还没有练成啊！”

那段时间，写完作业，吃完晚饭，我总找个借口从家里跑出来，叫上小东一起练功，他偶尔会向我演示怎么徒手爬墙，我一次次冲向墙壁，攀住窗台，用力挣扎一番又从墙上掉下来，夜晚的月亮有时是圆的，有时是扁的。但有一天晚上，没有月亮，有风，吹下几个大雨点，我和小东沿着护城河跑了一大圈，回家的路上照例绕到烧鸡店，那里树着一架梯子，我和小东惊讶的站在墙角，我说：“有小偷！”，小东“嘘”了一声让我闭嘴。他轻轻的爬上梯子，到了房顶又停了下来，我压着嗓子问：“看见什么了？”他回身向我摆摆手，又爬了下来，他说：“我们把梯子挪开。”

就在我们挪动梯子的时候，屋顶上有人低声的呵斥：“干什么！别动！”我吓得几乎要立刻逃跑，倒是小东镇定的向屋顶上张望，那居然是大头，伤愈复出的大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到我们的宿舍区，看着他站在房顶上，简直是神兵从天降。我们不敢说话，扶着梯子，大头快速的下来，一落地，就朝我脑袋上打了一巴掌，然后他命令我们：“搬着梯子跟我走！”我和小东抬着梯子跟在大头后面，路灯把大头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们就踩着他的影子往前走，从三区走到六区，到了一个管道井，大头把井盖儿拉开，命令我们：“把梯子放下去。”我们把梯子放到井里，盖上井盖儿，然后并肩站在一起看着大头，我脑子里飞快的想着，我和小东两个是不是能把他打倒？大头也看着我们，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外层是报纸，里面是一只烧鸡。他掰下鸡脖子递给小东，小东摇头说：“我不要。”他把鸡脖子递给我，慑于他的淫威，我接过了鸡脖子，手上立刻沾上了酱汁，大头说：“吃啊！”鸡脖子很凉，闻不出什么香味儿，我把它放到嘴边，吃了一口，然后听到小东说：“我要吃鸡腿！”王大头居然真的撕下一条鸡腿，递给了小东。大头站在我们面前，就这么看着我和小东吃完鸡腿和鸡脖子，然后撕下一张报纸：“擦擦手，回家吧。”

第二天上学，我和小东没有说一句话，我很想问问他，鸡腿是不是比鸡脖子更好吃，为什么我们那么迷恋烧鸡，真吃到嘴里却觉得不那么香呢？中午，我看见烧鸡店那里又来了派出所的警察，不由得紧张万分。那天下午，我很认真的听课，刘小东也没有睡觉，坐得笔直。到了下午第二节课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闻到烧鸡店的香味。

今年5月，我去了趟泰国，行程中没有普济岛、芭堤雅这些熟悉的名字，但有陌生的甲米岛。安排者说，甲米岛还没被中国游客占领，言下之意是被中国游客开发过度的地方就不好玩了。可我去泰国，就是喜欢被咱们开发过度的地方，能直接花人民币，导游能理解中国游客的特殊要求。

曼谷街头有三轮车，类似于咱们的“摩的”，一百泰铢左右就能拉你转悠半天，司机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全是汉字——“皇帝大浴场，各色美女任你挑选”。这算是理解我们的特殊要求吗？有一家西方报纸，报道中国人去欧洲旅游，晚上很少出门，总关在饭店房间里不知道干什么。其实，我们不过是在屋里玩“斗地主”呢。如果你能理解我们对打牌的兴趣，就算理解什么是我们的特殊要求。

泰国人见面打招呼，双手合十，那姿势放在中国，只见了菩萨才用得上，因此我总隐约觉得自己到了泰国，就跟菩萨来了似的。有西方的研究者说，即便在泰语的称呼用语中，也渗透着泰国人的权力意识，“泰国人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有两类，有权的和无权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年长的和年幼的”。我学了一句泰语:你好。但转眼就忘了，别说更复杂的称呼和问候了。

我们到曼谷是参加一个商务活动，其中一天是城市观光。接待我们的导游把我们拉到了曼谷的龙城花园饭店，门口有吉尼斯纪录牌显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餐厅，可以容纳5000人。来来往往的大巴把许多华人游客送到这里，饭菜几乎是流水线作业。花园饭店里面雕梁画栋，服务员穿着红丝的斗篷，打扮成贾宝玉那样，脚下一双溜冰鞋送菜。我们吃着菜，导游忽然介绍，外面的表演开始了。大家都闷头吃饭，谁也不搭理他。我出门一看，一道溜索穿过饭馆上空，一服务员表演空中送菜，端着火锅飞身而过。吃过这顿中午饭，导游就被我们解雇了。下一次你要去泰国，导游要拉你去龙城花园酒店吃饭，你应该对他说:“卷心菜和避孕套餐厅”还凑合吧？听说泰国最好的SPA是在悦榕庄，我们去试一试好不好？

我们就住在悦榕庄，酒店房间里有水果盘，天天换上新鲜的热带水果，回来之后我补习《东南亚史》，发现1957年搞政变的沙立上校说过一段话，论述泰国特色的民主:“让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就像一棵植物一样深深扎根在泰国的土壤之中。它应该在风吹雨打中成长，应该结出香蕉、芒果、红毛丹、山竹果和榴莲，而不是苹果、葡萄、海枣、李子或栗子。”我当时在酒店38层，先吃下两颗红毛丹，又吃了两颗山竹，最后吃掉了芒果，一边吃一边躺在沙发上看报纸，发现一张照片，一和尚在曼谷的民主纪念碑前念经，纪念1992年5月的民主活动15周年。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去那里转转。沙立上校的话有助于我们记住什么是泰国特产的水果，但他所希望的民主一直在风吹雨打之中。

从小皇宫、动物园转到老的国会大厦，看见国王拉玛五世的塑像，最终见到那个民主纪念碑。曼谷的民主纪念碑建于1939年，是为纪念泰国推翻独裁搞君主立宪制而建造的，不过，查一下维基百科发现，这工程本身就不够民主，军政府发布征地拆迁令，限居民和商铺60天内迁走，当年那里的店铺大多是华人开的。当天晚饭的时候和导游聊天，我问他那个纪念碑下面都发生过什么，他说，有过学生运动，军政府开枪打死了好多学生。“是哪一年呀？”“是1973年呀，直升机向人群扫射呀。当年我还小，还在乡下，没来曼谷。不过，现在好了，我们自由了。” 是啊，每个人争取他那一点点来之不易的自由的努力都让我感到同样的卑微。

军用直升机向示威人群扫射，以前我在马尼拉也听说过这样火暴的举动。看来流血牺牲并不是建立起一个民主纪念碑之后就不会再发生了。回国之后买了两大厚本《剑桥东南亚史》，查清楚泰国70多年间发生过的多次军事政变，也有过多次学生与军人的对抗。1973年10月14日那次最为激烈，后来每年的10月14日，这个纪念碑前会有烛光守夜活动。1992年5月那一次也颇为壮烈。

我非常想再去泰国，先到曼谷的购物中心，买几件便宜的衣服，然后奔芭堤雅，据说曼谷至芭堤雅间遍布高尔夫球场，打一场不过1500泰铢，一路打将过去，显示一下咱富裕之后的中国人气派。这样做简直就是“大国的崛起”在个体上的表现。■

偷得浮生半日闲。早就听说西山大觉寺有个茶馆，昨天下午跑过去喝茶。

以前去大觉寺，找过“大阿斗”，两个老爷们，在西山脚下租了个院子，做烟斗玩，牌子就叫“大阿斗”。我带着自己的烟斗去，在他们那里狂抽了他们的烟丝，然后买了他们手工做的一个烟斗。他们说，大觉寺的茶没他们家的好喝。中午他们带我去吃饭，北清路边有一木材市场，木材市场里有一福建莆田海鲜，吃到了平生最好吃的蟹粥。那个木材市场里的海鲜饭馆，居然门口停了许多车，都是专门找过去吃的。福建人在那里做木材生意的很多，该饭馆就是木材市场的食堂，对外营业之后很火爆。一晃快一年了似的，老想着再去喝粥。

昨天先去喝了粥，等1小时，用一大锅现熬出来，上次喝了五碗，昨天只喝了三碗，也不错。最好交情见面初，人生若只如初见，说的都是初夜权。所以这蟹粥还是第一次的好。不过，有些东西，还不如不闻不见呢，大觉寺的茶名声好大，害得我去喝了，半山下的寺庙不错，喝茶的地方不错，茶的价钱离谱，至于茶，真是太不好喝了。我对茶的要求真不高，也不懂茶，但好喝不好喝，还是明白的。

以前只听到一朋友说过，那里的茶一般般，这次参与大众点评：大觉寺的茶，太一般了。

我在车上听收音机转播的足球赛，中国队居然有黄博文，我不太了解国家队的阵容和名单变化，但北京队的比赛好歹还看两场，黄博文踢球不算差，但以他的身体条件，以他的能力，要在国家队中踢主力，那只能说明我们的队员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我现场看球那阵子，曹限东、高峰、高洪波、谢峰、邓乐军、胡老师，他们构成的北京队踢得真好看，有三个外援的时候更是看球的高峰期，后来走的走老的老，邵佳一杨璞等一拨年轻人起来了，看他们踢球那不是欣赏，是看着着急。最后现场一次看甲Ａ，是北京和申花，两支本来挺讲究的队，在场上好勇斗狠，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

去年的北京队居然要争冠军，可见联赛水平已经降低到什么程度了。中国足球被骂了好多年，老怒其不争似的，其实，各位爷，再过几年，咱们的足球会更臭的。有位对足球后备力量做过统计的专家这么说，我凭直觉也这么说，现在您还能盼着他踢十强赛，过些年大概就不存这念想了。反正欧洲杯就要开始了。大家看欧洲杯吧。这话说了好多年好多次了，真没什么新鲜的，但想到我们的足球明天会更糟糕，看着这些年来我们的足球被足协一点点全毁掉，倒是释然了。

余秋雨先生这样劝导那些死亡学生的家长——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追究建筑质量问题，再进入司法程序，“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国家和民间的救援与关注的确营造出了一种“动人的气氛”，国家暂时把民众的生命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我相信，正是这种“动人的气氛”给那些死亡学生的家长以信心，让他们在原本缺乏正义的社会里、在丧失子女的悲痛下祈求正义。但一场灾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机器对个体的蔑视。如果以数万人的尸体只衬托出一个国家的“面子”，一种高效率制度的威信，则更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残酷，“常有这样的时代，它们无暇顾及人，它们需要像利用砖头、水泥那样利用人，需要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而建设。”

1973年，法国汉学家魏丕信，在东京发现方观承的《赈纪》一书，他由此开始了对于中国官僚制度和荒政问题的研究。方观承，曾经担任直隶清河道，官至直隶总督，“督直隶20年，皆掌治水”，他治理的永定河曾是北京的水源，也是洪水的威胁来源。《赈纪》一书则是一部官方文书汇编，翔实的记录了1743年到1744年直隶饥荒期间官方的活动。魏丕信以这本《赈纪》为起点开始研究，其成果就是《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作者在前言中说，1980年此书法文版出版，对于改变一些西方史学家对中华帝国及其官僚政府的管理才能和实际运作的评价具有重要影响。他说：“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皇恩的称颂，以及对于赈灾成效的称颂，并不仅仅是炫耀式的空话：这是符合现实的。而且，这种现实所体现出来的，是以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为基础，经有关官僚机构付诸实践的相当复杂、技术性相当强的运作。”

我是在地震三周之后开始读这本书，阅读的目的只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大家都说“要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诗人说“相信未来”，我想补充一点是“相信历史”。我们曾经遭遇过那么多饥荒和灾难，都挺了过来，那么眼前这场地震也难不倒伟大的中国人民，“相信历史”可以加强这种信念，但同时也是一种逃避，逃避那种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力感，那份茫然。

以前没遇到这种情况，不管写什么，写的好坏，总能写出来。这次写不出来，写出来的也前言不搭后语，在家里写不出来，就到灾区看看，看了之后还是写不出来。

我要写什么呢？不如自己念叨一下整理出一个思路

第一

现在的名词叫抗震救灾，用中国古代的说法叫“荒政”，历史上看，荒政要安稳民心，让大家吃饱了，不要当流民。

德国学者安特利雅·扬库在解读清代“丁戊奇荒”的一篇论文中留下这样一段冰冷的话：“荒政的基本原理，即只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并未受到威胁，人口的损失是无关紧要和可以忍受的，这没有威胁到赈灾活动的整体信誉。这种信誉主要来自大家——至少所谓的主流社会——对维持秩序和重建社会的生命需要。维系民心毕竟不仅是皇帝需要的，对地方的社会生活也是必要的。”

怎么说呢？比如汉旺镇的东方汽轮机厂，一旦能恢复生产，这个镇子才会恢复生机。这关系到几万人的生计，相比之下，追问学校为什么倒塌，就是枝节问题了。

第二

美国有一位斯坦贝克教授，写过一本书叫《自然灾害中的非自然因素》，他讨论了地震、洪水、飓风的历史，讨论社会地位、种族歧视、贫富差异在这些灾难之中怎么将更弱势的人推向更悲惨的境地。他说，在所有自然灾害中，地震可能是最平等的。我看报纸上调查中学的建筑质量，实际上就是追问这场自然灾害中的非自然因素，不论答案如何，你总要提问。不能把死了的学生献祭给“伟大”“团结”“凝聚力”这些概念上就交待过去。

第三

我在《中国日报》网站上看见一个翻译文章，说都江堰那么伟大，地震仪那么早就有了，为什么中国在减灾方面做的那么不好，每年都有好几千人死于洪水呢？

通往北川的公路边，现在还树立的巨大广告牌，说这里是大禹故乡。“大禹治水”、“精卫填海”这样的传说，就是环境史学的文本。从这个古老的故事开始，中国就与不间断的自然灾害抗争。以邓云特先生《中国救荒史》的判断，中国自然灾害之多为世界之最。

都江堰的二王庙，在这次地震中毁坏严重，二王庙香火不断，就是感谢李冰、感谢都江堰这个工程对成都的呵护。这里也是二郎神信仰的一个源头，人们相信二郎神能开山劈水，也能驱逐瘟疫，降妖镇宅，但这个能整治水患的二郎却未能抵挡1933年叠溪地震的洪水。现在处理堰塞湖，比1933年进步多了。

第四

我拿着三联书店的一本《天有凶年》看，这是本论文集，1877年《北华捷报》的英国编辑针对“丁戊奇荒”发表评论：“这场灾荒的后几年可能正是中国好日子的开端。只要统治者能从中认识到引进铁路将会大幅度减轻旱灾的烈度。”

这是从技术层面上反思灾害，现在要说的就是，怎么在地震带上建房子，工业布局怎么弄。1933年，1976年的地震都可以放过去，从现在开始，我们从历史中学习点儿什么。但感叹历史传承为什么老断篇也显得书生气十足，显得太自以为是，1900年，“好日子”没有来，陕西旱灾又造成上百万人死亡，那次灾害促成了地方义赈对国家赈灾的补充，用学术的话说，叫“向国家场域的蔓延”，施则敬强调“以期捐户出一文，灾民即受一文实惠”，这位施则敬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但现在，民间捐助的一个最大诉求就是“以期捐户出一文，灾民即受一文实惠”。

再说到美国，还有一本书，叫《灾害与民主》，讲的是极端自然灾害的政治应对，大概也说了说救济该怎么完善，这本书国家图书馆里就有，我英语太烂，要是译言能翻译出来，至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思路，当然，你要说西方那套东西没用，我也没办法。卡特里娜飓风他们都弄不好。

第五：

有位更狠的学者，有这么一段话——

当我们的祖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逃进山顶洞的时候，生存恐惧就开始牢牢控制了他们，此后由于灾变反复发生，中国人从未从生存恐惧中站起来过。生存恐惧导致对强制力量（暴力与狡猾）的崇拜和对“神圣秩序”的强调。这种恐惧爬出森林，经过秦皇汉武、宋祖唐宗，一路血迹，一直在不断发生的天灾和自己不断制造的新恐惧和残暴中强大起来。

我不敢说这样的狠话，太居高临下了，我甚至都不敢思考，我真怕被人生生给逼成“精英”那就麻烦了。所以我说些我听到的家常话，有一位志愿者在那边干了好多好事，然后说“灾民比较麻木，这对他们可能比较好，要是都跟美国人似的，弄成飓风那样，这重建工作就太麻烦了。”

我认识的志愿者，大多是城市中的衣食无忧的一帮人，帮助灾区是人之本性义无反顾，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诉求，抽象的说，这是公民社会，要让社会更温情，让社会更好，更人性，具体的说，除了解决生存恐惧之外，还有没有可能给与灾民更大的安稳？钱能不能到他们手里？他们除了期盼“恩人施政”之外能否有更多的保障？

清代荒政一特点，就是老要感谢皇恩浩荡，灾害一过，就忙着修县志，封英雄，乾隆皇帝说：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

现在，能不能有比“糊口哲学”更高一层的生存需求，“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已然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生存需要，但是否有能力给以人们更高一层的幸福，是否有能力承担其成本，面对其愿望？

第六

念叨完了发现，写不出来文章也算了，想说的也就是这样。最难表达的是感情，川航返回北京的航班，我坐在紧急出口处的座位上，漂亮的空姐坐对面：“我男朋友家在江油，我去他们家，他带我玩，说山那边就是北川，可惜那次我们没去，我再也见不到北川是什么样子了。地震之后，我男朋友说他老做噩梦，梦见小时候他在河里游泳，从上游漂下来好多尸体。”

声音栏目和圆桌栏目的漫画作者山羊胡，谢某某，把他的画作拿出来义卖。

时间：5月24日到5月31日，下午1点到7点。

地点：北京东四北大街钱粮胡同32-2号的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