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睡觉前，抓起两本小说，先看威尔斯科幻全集中的一本，莫罗博士岛。这套全集是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据说卖不动，堆在库房里占地儿，我被送了一套，威尔斯、阿西莫夫，这是我的偶像，拿起来看了30多页，就困了，然后再换一本，这本是小贝老师借给我，是个小说集，作者朱岳，好像是学哲学的，写书的时候28岁，书叫《蒙着眼睛的旅行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里面的小说都很短，要我看，其水平和博尔赫斯差不多。这个朱岳好像在网上没留下太多痕迹，不过也能找到他的小说，下面是他的垒技。

垒技

　　垒技并不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技艺，它不是杂技，也不是魔术。但我们对它也并不十分陌生，在没事的时候，常有人把扑克牌、硬币、小酒杯这类物件搭起来，其实那就是垒技的一种朴素的民间形态。不过，这样说容易引起误解。垒技无论如何是一种专门的技巧，一般人几乎无法理解它的意义。1891年，蒂博代曾在一篇博物志中将垒技定义为，追求物的自然平衡的技巧。我们认为，它同时也是追求心的平衡的技巧。曾经有人认为，最接近垒技的技术是建筑术，垒技只是一种微观的建筑构思和实践。这是对垒技的根本误解，蒂博代就已敏锐地指出，建筑是处置“面”的技术，绘画是处置“线”的技术，数学是一种元技术，它和其他技术不是平行关系。而垒技和音乐相似，它们是处置“点”的技术。哲学家阿拉里克说过，种种巧合不过是世界的平衡点。这一真理完全可以通过垒技展现在世人面前。本文并不打算向读者传授垒技，那是不可能的。能够凭借文字传播的知识实在有限。我们只能向读者介绍这门技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探询掌握此种神奇技艺的方法和途径。

　　垒技的历史难以溯源，正如前面所说，它开始于民间单纯的消遣，这也是它仅属于有闲阶层的原因。但是，任何一项技巧都会在其历史探源方面遇到类似的困难，这并不防碍我们简单刻画其主要的历史进程。垒技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同类物叠加阶段，它开始的年代已无从考证，但其最终的辉煌顶点作为一个著名事件是铭刻史册的，博物学者们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技艺的。1810年深秋的一天，在伦敦市区的一座私人宅邸宽阔封闭的大厅里，帕特莫尔博士用了11个小时将1375片落叶垒成了一座城堡。当时在场的观众都是垒技行家，但当城堡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这些人的惊异是难以言传的。帕特莫尔博士在完成他的杰作之后，示意他的仆人将大厅的门窗一起打开。一阵秋风吹过，城堡顿时化为一地枯树叶。观众席上没有掌声，只有一片惊呼。这次表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垒技在一种范式下已经走到尽头。作为观众之一的垒技大师塞耶斯事后评论说，“落叶城堡”是垒技的坟墓。然而，危机总是意味着转机，许多垒技师傅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时期，有些人难免误人歧途。1832年，有个叫斯蒂芬斯的爱尔兰人将三个重约7吨的石头垒成了一个V形，设人知道他是如何办到的。但他的尝试并未受到好评。垒技的关键在于对平衡点的摸索和拿捏，而不是瞎卖力气的事情。“我们的偶像是精灵而非巨人”。

　　黑暗不安的时代很快过去了，这要感谢俄罗斯人赫尔曼·苏德曼所提出的非同类物叠加构想。现代人看来很容易自发形成的观念往往来自偶然。据说，在苏德曼的一次表演中，他将几根猎鹰的羽毛垒成了一只蝴蝶的形状。表演完毕，他看着自己的作品呆住了。我们推想，也许是从猎鹰羽毛到蝴蝶的过渡，令他产生了异类物叠加的构想。一年以后，也就是1837年，苏德曼用131枚小粉蝶标本和502枚邮票垒出了一位华丽的贵妇。从此异类物叠加的时代开始了，垒技师傅们纷纷效仿苏德曼的做法。这一时期跨度很大，并且产生了众多著名的垒技作品，如帕冯用贝壳、生锈的铁锭、竹叶和风干的蜂巢垒成的“中国长城”；A·兹韦格用玻璃球、高脚杯和黑色陶瓷垒成的“大瀑布”；爱德温和威拉·米尔用齿轮和火柴垒成的“微型地狱”等等。但繁荣也带来了问题，垒技师傅们都将注意力转向了选材新颖方面，许多人靠着别出心裁，想投机取巧。他们只专注于作品本身的华丽夺目，对产生作品的过程有意忽略怠慢甚至予以掩饰。这引起了垒技界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有人指出，垒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表演，它必须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对垒技师傅形成挑战和考验，一点点失误都将导致整个表演的失败，而最终的作品并不重要。“垒技应当令人心如止水”。反思一旦开始就很容易走过了头。1930年，贝洛克爵士提出了“回到同类叠加，让一切重新开始”的口号。这在已经是风雨欲来的垒技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垒技大师们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关于垒技的理论思辨和交锋越发频繁激烈。“究竟什么是垒技的根本?”成了每个垒技师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背后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它完全是学术性的，因为并没有哪个垒技师傅是靠垒技谋生的。但我们也不能说，争论的热情完全来自对垒技事业的执着。就如其他各种技能门类一样，垒技界内有着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和派别纷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大部分此类争论都是没有客观价值的，只有时间能解决他们所涉及的纷争。不幸的是，时间有时也会选择令纷争一直持续下去。事实上，垒技从20世纪中叶开始就分成了两个阵营，在欧洲大陆，人们继续走着异类物叠加的路子。而在英美，垒技则重新回到了同类物叠加的老路上。欧陆的垒技师傅重视材料、造型和最终的成品，英美的垒技师傅重视技巧、层次和表演的过程。前者走向丰富恢弘，后者走向单纯精细。总之，垒技的范式就此一分为二，似乎再也没有统一起来的可能了。

　　在分裂的状态下，垒技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无论欧陆方面还是英美方面都对平衡点的构成产生了兴趣。这要归功于维也纳的一个垒技团体，他们首先探讨了平衡点的奇偶问题。传统的垒技师傅多迷信奇数，垒技大师布朗曾说：　“三”是垒技的根本，平衡来自大于一的奇数。而维也纳的垒技团体正是针对这种观念提出了他们的“偶数论”，这一团体也因此得名“维也纳偶数派”。他们相信，平衡点存在于两个叠加物之间，垒技所寻找的点应当从支点(即叠加物与平面的接触点)出发，展开建构。这一理论的提出的直接影响是，垒技师傅们开始关注叠加物的立足点，或者说，展开叠加的背景。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德国人布恩鲍姆在行驶中的船甲板上，用鱼叉、空酒瓶、香烟和肥皂垒成的“空中花园”和英国人柯珀在自己左手手掌上用400根火柴垒起的“巴别塔”。

　　当前，有不少具有远见的垒技研究者正在致力于重新建立垒技的统一范式，但他们的思路并不是在欧陆和英美两种范式间作出评判，而是开拓出一种能够凌驾于这两种范式之上的新路。有人提出，垒技的对象一直都是固体物质，其实引入流体并非没有可能，一种流体垒技将把过去有关垒技的理论纷争彻底扫入历史。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漂亮地实践流体垒技理论。我们仍然无法想象水的平衡点会是什么样子。还有人提出了动态垒技理论，认为垒技不该局限于静物，而应当令它的过程和结局都动起来，展现一种动态的平衡或说“时间本身的平衡”。但我们知道，理论的难度在于它的提出，而实践的难度在于它的完成，对于此种理论还没有任何实践方面的反响。

　　好了，我们已经粗略介绍了垒技的概念和历史，并且说明了它的发展现状。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垒技的精神主旨是什么?“美是难的”，垒技作为一种技艺形式，它必须保证其自身独特的“难度”。不难看出，垒技的难度并不在于构思和成品，而在于实践某一构想的过程。它的难度完全是精神方面的。显然，垒技要求高度的耐心，只有耐心才能保证冷静和优雅。但是，据一些垒技的绝顶大师说，耐心只是初学者所需磨炼的东西，垒技的最高境界是心和物的同一。达到这种境界后，物的叠加会等同于观念的叠加。对物件叠加形成作品的过程类似于对语词叠加形成语句的过程。垒技最终是一种言说。与其他言说形式一样，高超的垒技难免会成为一种虚构。

坏消息不断——拥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宣布将停止发行，时代集团宣布裁员600人，美国最大的报纸出版商Gannett报系将裁员3000人，《芝加哥论坛报》母公司论坛报业集团申请破产保护。在金融危机之下，美国媒体行业也是一片惨淡的景象，但这些从业者可能还保守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们已经不再被需要。

2008年11月4日，美国畅销书作家、《侏罗纪公园》的作者麦克·克莱顿在洛杉矶逝世，终年66岁。1993年，克莱顿在华盛顿的记者俱乐部里发表过一次演讲，他预言，“大众媒体”就像恐龙一样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它们在10年之内就会消失。如今，15年过去了，克莱顿的判断好像有些偏差，他们还没有消亡。

作家斯科特·伦敦说，现在记者们的工作时间大概是20年前的三分之一，他们不再像前辈那样花时间做采访，核查事实，而在二手材料上面花费更多的功夫，他们只是信息的蚂蚁，很少在写报道之前问自己，这些东西值得报道吗？他们从网络上获取新闻线索，完成工作之后在网络上得到最多的反馈，他们拿起笔来的时候就开始和更接近事件核心的博客竞争。

《纽约客》杂志一文章这样分析，“目前这场危机最奇怪的一点在于，尽管很多大报利润率下降，但它们受欢迎的程度却越来越高。今天人们看《时代周刊》并不比十年前看得少，相反，他们看得更多了。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他们不用付钱看。换句话说，报纸真正的问题不是互联网，而是我们。我们什么都想看，什么都要第一时间看，而且不愿意付钱。这是消费者的梦想。读者享受着新旧两个世界的好处：过去高利润产业的密集报道以及经验丰富的编辑，还有新世界的低成本。但如此美事注定不能长久。”

不久前，在美国杂志协会的年会上，一位发言者担心，传媒业的那些优秀品牌意味着可靠的新闻来源和读者的信赖，如果这些品牌消失，互联网就会成为一个无用信息的“化粪池”。这种观点与安德鲁·肯Andrew Keen有些相近。肯教授的著作叫《泛泛之辈》（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他对Web2.0时代兴起的网络文化大加鞭笞，称之为“业余的文化”，只是躲在个人情绪之下的信息垃圾，乌合之众的胡言乱语正在谋杀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

100多年前，英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贬低报纸，认为那是一种粗俗的大众读物。1881年创办的《点滴》杂志，涉及的知识和兴趣范围相当广泛，它每期4万字，没有插图，排的密密麻麻，其美学标准倒像我们的门户网站。福尔摩斯小说就最先出现在这份杂志上。科幻作家威尔斯也在上面发表作品，但他对大众和报纸始终带有敌意，在1899年发表的《睡者醒来时》中，作者带我们游历200年后的世界，那时候“大众”依然存在，说着粗鲁的方言，一种“胡言乱语机器”取代了报纸，在播放虚假的新闻和蛊惑人心的口号，上层人士也不再读书，而是看活动的图像。

肯教授上电视接受访问，与人辩论，这些视频都在他反感的Web2.0中传播，他被当成一个迂腐可笑的小学究。技术的鼓吹者大卫·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其著作叫《一切皆混杂》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由他来和安德鲁·肯辩论非常合适，他首先质疑“权威”这个概念——那些“大众媒体”总以为自己能帮助读者确定什么是有趣的，什么是重要的，但对于现在的受众来说，各种信息就像百货商店里的鞋子，他们宁愿自己试一试。

肯教授没有被说服，他说，互联网让世界变复杂了，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复杂？更多的复杂是否就有趣的？媒体应该传递信息，教育，娱乐，而不是反映世界。媒体应该简化这个世界，为了让受众更加明白，但网络并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因为网络使得问题更复杂了。

报纸与杂志在过去承担着向受众传播信息的责任，他们还负责向读者解释这个世界，现在，信息的爆炸让他们无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他们不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简单。

网络上每天新增12万8千个博客，每分钟Youtube上传13小时的视频量，每分钟Flickr上就增加4000多张照片。这些不只是用户创造的内容，而是包含了他们的情感和生活。Google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说，全世界的信息正在以每年66%的速度增长，接近摩尔定律。而根据摩尔定律，10年以后，你手中的IPOD可以存下45年的视频，一辈子都看不完。

我非常反感，这一调查结果验证那个老套的定论是正确的，这个研究没有深入我的兄弟们缺少性爱的潜在原因，也没有详细描述为了理智活泼和心智成长，廉价的性欲兴奋感的牺牲是值得的。

上一条有关爱情, 下一条有关工作____

 一帮人在吃饭

两个人在吃饭

 两个胖子在聊天

一群人在逛街

又有一群人在聊天

2009年开始了，接着写四条吧。

第一，再出一本书，如果顺利，应该是本小说集。预告一下，这博客里能看到的《除非灵魂拍手作歌》，将发表在2009年第二期的《时尚先生》杂志上，会删掉一部分内容。这博客里能看到的《烧鸡》，将发表在2009年第二期《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两本杂志应该在春节前后上市吧。

第二，生活简朴一点，不再买2000块钱以上的牛仔裤了。今天买了条1900的，那条2200的没舍得。

第三，多听音乐。今天买了个三洋录音机，428块，能放CD，磁带，还有收音机，争取今年之内把它用坏了。

第四，多认识几个年轻姑娘。几年前，沈宏非老师告诫我，面对姑娘，要“三不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前不久，WHO说了，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说给那些小姑娘听的。你们的美丽人生还是非常美丽的，这一点不要动摇，在和你们的爱人相处之时，不要懈怠，有了矛盾，也不许折腾！

我从来对收藏没什么兴趣，家里有两件老笔筒、胭脂盒子，也都不小心打碎了。但我上海有个朋友老黄喜欢收藏，更确切的说，他喜欢那些买卖古董而发财的故事，每次来北京，都要去古玩市场转一圈。这次，他拉我去转：“现在玩收藏的人太多了，前清的老玩艺儿都被人收藏了，前朝的老玩艺儿也快被收干净了，我们上海60年代生产的收音机、手表都开始有人收了，我也打算收1949年以后的东西。”

按老黄的意思，古玩市场已经没什么可转的，要去就去郊外的跳蚤市场。我们两个起了个大早，跑到城乡结合部的一片荒地上，那里卖什么的都有。我们东看看西看看，在一个摊儿前停下，老黄拿起一个红卫兵袖章。摊儿主一看就是位北京大爷，穿着个军大衣，两手拢在袖口里，看那架势，肚子里面憋着好多话，只要一张嘴就奔涌而出。老黄端详那袖章，发现上面的污渍，摊儿主说了：“那是血，这是沾过血的袖章。当年红卫兵批斗老师，用皮带真抽真打啊。”老黄喜欢听北京人瞎侃，就接过话茬儿：“您当过红卫兵？”摊儿主点上根烟：“我当过红小兵，戴红领巾，你们小时候也戴过吧？我那时候傻，老师教育我们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一想，把白布搁在血里染，那得多少血啊？那时候我哪儿懂这叫比喻啊，后来我明白了，咱们这儿流的血可真多，都是血染的风采啊。这红卫兵袖章，现在可是稀罕物了，您想找到戴血的可不容易。我们当年干革命，我都是去那劝架的，可也不小心溅过一身血。”

老黄问：“那这袖章是您自己的？”

摊儿主说：“这可不好说，您买了就是您的。”他用手指点着摊儿上的一口铁锅：“不过，这口锅是我们家的，您别小看这口锅，这是大炼钢铁那年我奶奶偷偷藏起来的，整个北京城您打听一下，这么大的铁锅没几个能保住的。我爸爸那时候是积极分子，非要把这锅献给国家去练钢，我奶奶死活不同意，埋在地底下才保下来，这是传家宝啊。什么东西经过那番磨难就成了宝。”

老黄说：“这是传家宝，您还舍得卖？得把这口锅继续传下去啊。”

“砸锅卖铁的事咱不能干，但现在这锅是文物啊。”

老黄对红卫兵袖章和这口黑色的大铁锅都没什么兴趣，又从摊儿上拿起一顶鸭舌帽，那帽子磨出了许多毛边儿，看着就经过了好多年头了。摊儿主说：“您可真识货，这东西好啊！这是右派帽子，当年好多右派都戴过这样的帽子。您知道全国多少个右派分子？50多万啊。后来都摘帽儿了，据说到现在就有5个右派分子没摘帽儿，都说反右扩大化，这也扩大得太多了，扩了10万多倍。”

老黄拿着这帽子忍不住潸然泪下，他爷爷当年就被划成右派，发配到云南呆了20来年，老黄就在云南出生，80年代初才和爷爷返回上海。摊儿主看老黄情绪波动，忍不住劝了几句：“我觉得右派挺好，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怎么就容不得右派呢？要我看，右派也不该摘帽儿，现在多少右派啊！您拿这帽子往脑袋上一带，就是有历史感的右派了。”

老黄擦了擦眼泪，说：“我爷爷当年好像也有这样一顶帽子。”

“那他老人家也是右派？那您赶紧回家找找，看他还有不少东西留下，棉袄啊裤头啊这些东西都不好卖，关键是看有没有帽子。”

老黄点点头，情绪稳定下来：“这些东西都附着我们的情感，是我们的情感记忆啊。我前几天刚去了俄罗斯，也逛了那边的跳蚤市场，好多老年妇女都在卖干尸，那些都是卫国战争中的烈士啊。”

摊儿主可没被唬住：“卖干尸？您别忽悠我了。那是故事。那是尤利娅·基辛娜的小说，叫《立陶宛的手》。您以为苏联那儿什么人都能制成木乃伊呢？得看级别，真能保护下来的就那么一两个。咱们这里死的人忒多，弄干尸卖不动。”

北京冬天的早上是又干又冷，但老黄和这位摊儿主越聊越热乎，最终，他从这摊儿上挑选了许多收藏品——“英雄”牌钢笔一支，据说是1976年某位诗人用这支钢笔写下了伟大的诗歌；树皮一块，据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安徽农民没有粮食，啃树皮啃剩下的一块；草鞋一双，据说是北京学生当年到四川搞四清运动时穿过的；老收音机一台，据说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偷听敌台用过的。这几样收藏品，摊儿主开价100元，老黄还价200元，他说：“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伟大人物创造的，但我看，历史就是由这些琐碎的物件构成的，它们的价值应该翻一倍！”

摊儿主用一黑色垃圾袋把老黄的收藏品都装好递过来：“托马斯·卡莱尔我不熟，可我知道顾准，也是右派吧？他说过，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历史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要我看，历史也没什么可反省的。历史就是拿来卖的。”

前些日子去首都剧场看戏，认识了一位小师弟，在大学里念中文，正在做硕士论文，他和我感叹，现在毕业生找工作真不容易，我的兴趣却是他在写什么论文，他说写的是《陈白露和徐曼丽——论现代文学中的大喇形象》，现在大学里学风开放，文学研究也要和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如今，像陈白露这样的“二奶”，徐曼丽这样的交际花，是不少女性的生活方式，目前的金融危机也势必会影响她们的生活质量，以史为鉴，探讨徐曼丽和陈白露的命运，也能给如今的交际花一些警示。

那天晚上演的戏是《日出》，陈白露的命运大家都不关心，一逢到李石清和潘月亭对话，观众就爆发出笑声——“可现在情形特别，行市一个劲儿往下跌”。还有掌声——“要是平定一点，行市还有翻回来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赚了。”和我同去看戏的，有一位中产阶级朋友，前两年赚了不少钱，2008全赔进去了，他为潘月亭的命运留下了悲伤的眼泪。还有一位高级白领朋友，当黄省三被银行辞退，说自己要养孩子、养房子那段台词的时候，她用餐巾纸擦去了眼角的泪花。

演出结束之后，小师弟追上我：“你觉得这个陈白露演的怎么样？”而我那两位朋友正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潘月亭说，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巩固，就应该卖房产。我怎么觉得这办法不对呢？现在房价走低，应该看机会再买两套房子。”过于沉浸在陈白露、徐曼丽的形象之中，显得有点儿不靠谱，但想从一部文学作品中获得投资理财的建议，则更不靠谱。说来惭愧，我对30年代大萧条、中国企业家当年困境的一些肤浅认识，大多来自《日出》和《子夜》。

为了弥补自己经济学知识的不足，我学习了曼昆。结果人家告诉我，曼昆讲的都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并不足以应付现在的市场。我又赶紧学习新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结果人家告诉我，克鲁格曼不过是“经济学家中的专栏作家”。凡是沾上这样的称呼，那意思就是他还不够专业。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加尔布雷斯的书，看着亲切，后来得知，加尔布雷斯一直被称作是“经济学家中的小说家”，从褒义上看，这是说他文笔通顺，从贬义上看，这是说他信口开河，我素来喜欢看小说，所以爱看加尔布雷斯也不算奇怪。彼得·德鲁克号称“管理学大师”，但我就喜欢他《旁观者》一书，完全当短篇小说集看的。

当然，我也看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些文章，以理解现实问题，比如有经济学家说，“腐败和贿赂改革的成本费”，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我听了就杀进股市；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现在没有穷人，他们应该是待富者”，我听了这个，又翻出《等待戈多》看了一遍。

后来，有香港的经济学家杀了进来，其面目都如黑社会电影里的老大一样恐怖，他们上来之后都有一句统一的台词：“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都是SB，他们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我一听这话，好像给自己找到了借口，我看大陆经济学家的演讲越看越糊涂，原来他们都是SB。于是拜到在香港经济学家脚下，这帮人说话口气更大，都和芝加哥学派的人吃过饭喝过茶，都差点儿就拿过诺贝尔奖，都前知500年后知500年，这样胡乱学习了一阵，我脑子里更乱了。不得不继续翻出几本小说来看。

欧·亨利有个小说集，名叫《善良的骗子》，写两个骗子在美国大地上卖咳嗽糖浆、卖鸡眼药膏，他们的骗术颇为高明，但最终都斗不过华尔街，有时候辛辛苦苦骗来的钱，买了一张债券，就被华尔街的银行家骗走了。我最喜欢的故事叫《春风化雨》，这两个骗子“一共有4000多美元，来到了新泽西对岸、人们称之为纽约的那个傲慢的小城市”，“百老汇路上有许多乡巴佬，一小时的人流量可以买光缅因州首府奥古斯塔玩具厂一星期的产品”，读到这里可以发现，缅因州的玩具厂早就关门了，百老汇路上的乡巴佬要再买什么玩具，那都是广东东莞生产的。这两个骗子在华尔街附近租了间办公室，“有一位会计和一位助理，以及金玉其外的有罪气氛”，他们开的“黄金债券投资公司”很快就被新闻记者给揭露了，因为新闻记者“衣着寒酸、目光锐利，懂的东西比JP摩根和莎士比亚加起来还要多”，骗局败露之后，两个骗子居然将赃款退还，然后继续去乡间卖感冒特效药去了，他们说，规规矩矩的谋生比华尔街强多了。

读完这个小说，我给自己出了一道思考题，为什么克鲁格曼云山雾罩的写了几本书，就被说成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次贷危机的警告者”？为什么欧·亨利不能因为这几篇小说“清晰的预言了华尔街的贪婪和欺骗本性”而拿个经济学奖呢？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苗炜/安徽教育出版社）

人们每提苗炜，言必及“闷骚”。其实还行吧？要不就是我不太了解。从《有想法没办法》后，太久没看他文章了，博上的不算，和捧手里不一样。

这本是游记，经常是XX说，XXX说过，特别有知识并且热爱知识还让你长知识的样子。挺好的，还老嘀嘀咕咕一些小小的情怀——或者，这就是闷骚？也不至于吧。一个男的心里总要有些这玩艺才算有意思的人。

我老觉得这本写得吧特别像翻译的。。。。。。内格式和句式。

有一阵苗师傅练英语，在SPACE上英语记事。太逗啦。第一篇记的是一美女作家，因为不是母语，写得特别老实基本常见，所以才更可笑。我反馈了感受后，苗师傅马上把它删了，当然也可能是加密了。

因为曾经的唱片企宣经历，我能够准确说出这本书的书名来自艾敬的《我的1997》。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这首歌曾翻译成英文，很FUNNY，尤其是这句“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译文为“let me go the wonderful world”，后面那句“给我盖上大红章”译成“give the passport to this girl”。。。。。苗师傅给看看译得怎么样。

《上流女孩当如是》（困困/安徽教育出版社）

不知道困困最开始写东西是什么样子。这本书看得还挺感慨。一直不能相信困困是八零后，可能因为老男人饭局里时常见她。一边看一边想，一个小女孩，知道这么多人的际遇，安排不同的笔墨表达，要是我，肯定就颓了。因为际遇这个东西，不管辉煌或是不佳，后人提起，一句话，或者撑死了半顿饭的功夫，如浮云掠过。当时那么努力地挣吧着自以为精彩地活，瞎米都米留下也就是点谈资大多数也就自以为精彩了。。。。。我中年危机了吧我？

反正我干不了记者。。。。。把以前干过的事全否定——再也不！

困困不颓，也不浪，挺好挺性情的。

最近, 写不出字来了, 改行画画, 虽然稚嫩, 也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