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5

“酒醒了?”

我看看手表，不过才睡了半小时。

“叔叔，你说找一天我们来这里野餐好不好，带一块塑料布，我给你做一个海鲜便当，你还没吃过我给你做的饭呢。”

我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你还会做饭呢？”

“当然了。”

我站起来，又伸了个懒腰：“那你一无是处的人生还算有一点可取之处。”

“那您一无是处的人生有什么可取之处吗？”灵儿还嘴。

我乐了，想起一句诗，我一事无成的一生又在一个女人的泪水中得到安慰。“咱们去哪里再转悠转悠？”

“听你的。”

我们到公园门口取了车，茫然的开上了长安街，到建国门的时候，我对接下来的行车路线了然于胸。我们奔天安门而去。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我们是国庆仪仗队的队员，我穿白衬衫和天蓝色的裤子，小南穿白衬衣和粉色的裙子，我们手里拿着纸花。凌晨我们就到学校去集合，然后去天安门广场，天色渐亮，仪式终于开始。先是领袖乘车检阅，然后是阅兵式，然后我们排成70列的纵队，挥舞着纸花喊着口号从观礼台前走过。我们为这个仪式排练了很久。从天安门到复兴门，庞大的队伍忽然散去。只剩下我们两个。于是我和小南开始了在北京城里的游荡。

车过广场的时候我四下打量，五一的广场总不如十一的时候热闹，灵儿说：“我们找一天到这里来放风筝好不好？你看，那边有那么多风筝呢。”

我说：“我带着你缅怀一下我的老情人吧，23年前的国庆节，我们在这里游行来着，然后我们在北京城里转了一大圈，我开车溜达一圈儿，你要是愿意跟着你就跟着，你要是不愿意就下去放风筝去。”

“你们都去哪儿了？”

“我们从复兴门走到阜城门，然后去了白塔寺，还去了后海，还去了东四。”

“那咱们也下去走一圈儿得了，就沿着您当年的足迹。”

“那不累死我呀？”

“您这样开着车缅怀一点没诚意，起码咱们也得骑自行车呀。”

“这不懒我，北京城当年适合溜达，现在只能开车。”

我们开过复兴门，当年游行队伍解散的地点应该就在如今百盛购物中心西边的草坪上，车子右转上了阜城门内大街，路过白塔寺。那个白色的喇嘛塔的塔顶有一圈铜铃，风吹过，铜铃会发出轻柔的、叮叮当当的好听声音。当年我们去白塔寺的时候，开门人不让进，说国庆节休息。后来我经常去那个庙，烧香磕头。很快，车子又开过了西四的广济寺。那天，我们从白塔寺走到了广济寺，简单的孩子对寺庙这些沉重神秘的东西总有特别的兴趣。传达室里出来个家伙告诉我和小南说广济寺谢绝参观，我们只在门洞里坐一会儿，我对他说，坐一会儿就走。我们坐在门洞里聊天，说生死轮回这些我们不懂的东西。广济寺的空场上有一个老和尚在走动，脚步很轻。小南说，看那个老和尚，一举一动多轻盈，像是怕惊动天上的神灵。老和尚从我们的身边走过去，脚步很轻，怕惊动两个梦中的孩子。

这一路上我的嘴没停着，不断向灵儿做解说：“你看这个白塔寺药店没有？当年王朔退伍，就在这个药店里一边上班一边写小说，所以这个药店应该是文学青年的圣地。这个是广济寺，每个周末，早上都有老和尚在这里讲佛法，免费听讲，你要是哪天想学佛了，就到这里来听听。”

车子拐向北京四中的时候，我不说话了。我和小南离开广济寺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纸花，有一对父女和我们面对面走来，那个小女孩一直盯着我们手里的纸花看，于是我就把花送给了她。后来又有两个小孩子来要花，我就把她手里的花抢过来送给他们。不过，小南心里也许想保留着这些纸做的花束，马路那边，迎着我们走过来一个男学生，他也穿着一身鲜艳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纸做的红色的花环，他大概是四中的，也刚参加完国庆游行。你说你要过去把那花环要过来，你说他肯定会把花环给你的。你走过马路，街上行驶的汽车挡住了我的视线，车过后，你拿着红色的花环向我挥舞，你跑过来，穿过马路，你把那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你笑，我也笑，我摘下花环，把它套在你的脖子上。在许多灰暗的记忆中，那个红色的花环依旧鲜艳。

“您想什么呢？”灵儿问我。

“我想，刚才的那个路口好像不能左转。”

车从北海后门经过，灵儿向什刹海方向望去：“你们不是去了后海吗？那咱们不过去看看？”

“今天估计人太多，改天咱们去。”

我们的国庆漫游到了后海，我和小南都饿了，她去买了四串糖葫芦。我们坐在后海水边上吃糖葫芦，大概是后门桥附近，我看着她吃，她说，别看了，人吃东西的时候最难看。她从兜里拿出一块大手绢蒙上了我的眼睛。我蒙着眼睛吃糖葫芦，吃完了发觉她已经走开，我拿下手绢，看着她沿着水岸走，走的相当慢，我坐在那儿不动，看着她走，然后追上去，大概是在烤肉季饭馆门口，我说，看你走路的样子，以为你要自杀呢。你说，怎么会呢？你说你的心里非常非常高兴，你的手里还拿着一串糖葫芦。你说，吃饱了，再也吃不下了。我们在后海找到了一个破旧的小船坞，在那儿坐好，看面前起伏的水波，一些不知名的白色的鸟从远处的水面上飞过。有个小伙子推着自行车从我们旁边走过去，那辆自行车上居然坐着5个孩子，像杂技演出，小伙子不断叮嘱孩子们要坐好坐好，5个孩子自顾自的说笑。我们靠在一起，看着他们，笑了。

我会永远记得那个大雨倾盆的正午。我们的几个同学从学校骑车10分钟穿过烟袋斜街到后海去游泳，第一次看见后海那片水面时我激动万分。同学们在小树林里换上泳裤，我在岸上负责看衣服。大雨使湖面雾茫茫的，雨是丝状的，有一股迷幻的味道。后来我见过许多更大更美的湖，但都不如那一天的后海让我激动。

从那天开始我爱上这片水，水边的街道、庭院、寺庙，还有那些大杂院。我在那里完成高中和大学里最重要的恋爱，完成我最初及最后的诗人生涯。秋天的树叶与月亮，冬天的雪和鸟，我真想把那些景色描述出来，至少也要这样写“冬天的落雪与飞鸟”。后来，那里有了越来越多的酒吧，伟大的烤肉季旁开了一家叫“云”的越南餐厅，有游船经过，有河灯放下，有三菱吉普开过银锭桥，有文艺青年雅聚。我时常告诫自己，对日常生活中所有场景都要安之若素，不要对任何往事加以庸俗和感伤的回忆。但我仍希望有一天，能在午后，在后海的水边好好忧伤一下，能听到永远是从水那边传来的胡琴声音。我相信那一天会在好多年之后，所以我已经好久都没去那里。

我开着车陷入自己的沉思，自己在和小南对话，灵儿一直坐在身边不说话，我转过头看她的时候，她对我笑了，我也笑，我和小南当年从后海穿胡同到了北兵马司，宽街，然后走到美术馆，穿过隆福寺，到了东四，我们要在这里分手，她往南我往北，小南说，买点儿水喝吧。我们在明星电影院门口用兜里最后的硬币买了两杯桔子水，我们说干杯，为了今天。我站在东四的过街天桥上目送她远去，粉裙子，白衬衫，脖子上的红色花环，她渐渐消失在人群中。别忘了，晚上放礼花，我叮嘱她，在晚上，要在这城里不同的地方，一起看天上的礼花。

我和小南当年看礼花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车子开过明华烧麦馆，简直像奔着南边去追赶当年走开的小南，这时候灵儿的左手放下来，握住了我换档的右手。

1984年10月1日，那天晚上，我坐在自家的屋顶上看远处天空中绽放的礼花，那么美丽，可转瞬即逝。

4

我和灵儿吃饭约在了日坛公园的辛德勒加油站，一家德国饭馆，露天的后院就在公园里面，高高的杨树遮出一大片阴凉，我们要了啤酒和香肠，“你怎么知道我在日坛公园呢？”见了面我就问她，她的回答倒也合情理，因为她家就在日坛公园附近，她倒是奇怪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如实回答：“我来参加一个工作聚会，是关于德国文化交流的。”看着侍者端上来的香肠配酸菜，我说：“看来今天我们要和德国干上啦！”

喝下两口啤酒之后，我忍不住还是告诉灵儿，今天的工作聚会还是给小南过生日，她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当年早恋的对象。灵儿一下子兴奋起来：“那老情人见面，有什么感觉？”

“什么老情人？我们那时候可纯洁了，最激烈的举动就是拉拉手。连KISS都没有，不像你们，我估计你16岁的时候都和同学上床了。”

在我的逼问下，灵儿讲了讲她16岁时的恋爱故事，在我听来乏善可陈，不过我们说着这些愚蠢的话，不知不觉喝了好几杯啤酒，然后又到公园里转悠。这次我们往公园东边走，发现了一个儿童乐园，有孩子在水池中放木船，水池边是一个小摊，卖玩具枪和气球，灵儿说：“叔叔，我要气球，给我买个气球。”“要什么颜色的？”“蓝色。”我掏六块钱买了个蓝色的气球，灵儿说：“谢谢叔叔。”

儿童乐园里有旋转木马，我和灵儿围着它转了两圈，肯定木马能经得住我们的分量，每个人五块钱门票可以坐三分钟，我们买票进去，骑到马上。音乐响起，木马旋转，灵儿手拿气球坐在一只飞象上，我骑着一匹小马在后面追赶，怎么看这都是一幅浪漫的画面，可惜大喇叭里传出来的音乐是《世上只有妈妈好》，这让我觉得太过滑稽。

从木马上下来我的酒劲就上来了，找了个石头椅子，我躺下了，抬头看去是一片绿色的树叶，密密麻麻而又支脉清晰。闭上眼睛，就还能看见另一片绿色。那是高中一年级的教室，是我16岁的春天。自习课上我抬头看见窗外的杨树，杨树叶子层层叠叠，显出各种调子的绿色。我不知道那次凝视持续了几分钟，有时我会拼命让自己记住某一个瞬间，似乎意识到它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印记，这努力并不全然无用，当我的目光从那片树叶回落到桌上的课本时，我就知道这片绿色再也不会消失。再也不会看到。北京城里那些高大的杨树，现在总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树叶像一片发硬的塑料。

其实，我们的那个校园里最多的槐树，春天会开出白色的槐花，能闻到那香甜的味道。校园里有一大丛丁香，有一次我听说，丁香花大多是四瓣的，如果谁能找到五瓣的丁香，谁就能找到幸福，这说法大概只是想让人多接触一下植物，总之我曾围着丁香花丛转了一大圈，发现五瓣的丁香并不算少。教学楼是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建起来的，四座楼围合，中间是操场，有一个角落，有一棵巨大的合欢树，那粉色的毛茸茸的花开放起来，简直能给整个校园带来一股性的气息。

灵儿坐到我的脑袋边上：“喝多了？睡会儿就好。”我接过她手里的气球，放开它，看着它穿过树杈，升到北京灰蒙蒙的天空上，我忽然幻想，那气球上面有一个摄像机，能清楚的拍摄到日坛公园，公园里的儿童乐园，儿童乐园里的旋转木马，旋转木马边的石头凳子，就像你用GOOGLE EARTH，能清楚的看到这世界上任何的一处公园，任何的一排树，能不能通过一个软件，我能借助它看到我高中的校园，这个软件的关键技术在于，我能看见高一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甚至能看见我自己，正拿着化学课本发呆。

我叼起一支烟，唠叨起来：“我们那所高中，最牛的是理科生。我考进去的时候，正有一位高三学生，最后一年还没读完，已经被清华大学化学系要走，他的特长是电镀，自己没事就在家琢磨电镀，还得到了两项电镀专利。那年头北京街上有不少家具店，店里的商品以电镀的折叠椅最为时髦，椅子腿光亮夺目，人称电镀椅，好像要二三十块呢。这位电镀师兄保送上了清华，在学校广播站里介绍学习经验，他说，学习要有兴趣，还要有毅力，为了培养自己的毅力，他坚持每天看《人民日报》的社论，不管多空洞都要一字一字的读完。他说这些的时候，教室里的同学都笑了。老师也没脾气。不过，这位师兄的事迹还是激励了我，我买了本《美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试题》在家看，后来年级里发通知，说要组织一次数学考试，优胜者可以学计算机。一位香港商人给学校捐赠了20台计算机，当时那可是稀罕物。我参加了数学考试，结果发现试题大半来自我在家看的那本书，没费什么力气我就考上了。”

去计算机教室，进门要换拖鞋，所有同学都一股子臭脚丫子味，但没人在意，都被眼前神圣的计算机迷住了。那就是苹果Ⅱ型。当时是学Basic语言，我在计算机上干出的第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用一个小程序检验“哥德巴赫猜想”到10万的时候是否成立，程序很简单，但接下来却比较无聊，屏幕上不断显示着两个素数之和，过去了10多分钟还没算到1万呢，但必须承认，它比人算的快多了。

我当时不知道沃兹或乔布斯是谁，最大的科学偶像是爱因斯坦和陈景润。遗憾的是，一桩意外事件断送了我学习计算机的远大前程，某次在某个教室里上计算机课，我们在一张课桌里发现了一个大苹果，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的主意，我们传递那个苹果，每个人都把自动铅笔里的笔芯插进那苹果，你插一根我插一根，最后里面得有十几根细细的铅笔芯。后来，课桌的女主人发现了这个恶作剧，报告老师，老师报告教导处，我们几个被一顿训斥，教导处老师说：你们知道不知道，铅是有毒的！一个多嘴的学生回答：可铅笔芯不是铅，是石墨呀。我相信，正是由于这个多嘴的顶撞，我们受到了停止计算机学习资格的严厉处罚。

被勒令不能进计算机教室后，我只能沉迷于图书馆，借出来一本徐志摩的文集，天天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徐志摩的诗。走上文科这条崎路正是由这次“苹果事件”引起。这怪我意志品质不坚定，被同时取消学习资格的那几位依旧热爱理科，能区分石墨和铅的那个后来被保送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最先发现苹果并传递给我们那小子上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通信专业，第一个往苹果里插铅笔芯那小子上了清华的机械自动化专业。

现在想起来，我们该为那次“苹果事件”而受罚：那个恶作剧太没有创意了。中学时代的乔布斯就已经知道怎样盗打电话了，他让沃兹设计出盗打电话的装置，以15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大学生，比起这样的恶作剧，往苹果里插石墨实在太无聊，起码应该请教一下我们那位师兄，看能不能做一个电镀苹果出来。如果当年我们教导处的老师这样训斥我们，我相信，我会走上科学道路的。

这么絮叨着我沉沉睡去，醒来时发现我枕在灵儿的腿上。

3

尽管我和灵儿会聊聊电影、小说什么的，但都是一般资讯性的服务。我避免进入一个困难的话题，约会后的几天，我会问：“你觉得那个电影怎么样？好看吗？”“好看。”我也会追问：“哪儿好看呀？”“我觉得那个搞窃听的人爱上那个女演员了。”“大概是这样吧。”讨论就此结束。我不会跟她说，你是否注意到一个细节，窃听者从剧作家那里偷走了一本书，是布莱希特的诗集，他还默诵了其中一首诗，确切的说，是一首诗的第一节。这首诗一共三节，黄灿然翻译的好像和字幕里翻译的不太一样。

我不会跟她提这首诗，因为你跟一个姑娘提到一首诗，就好像间接地要把这首诗献给她一样，要强迫她读一遍。如果她读了没有什么感动，那你会觉得非常失败；如果她读了有所感动，你又不相信，那首诗给你的感动又会同样作用于她，你会觉得她是假装感动了。要命的是，关于一首诗，谁都没办法加以描述。它就在那里等着什么人去读。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

静静地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

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去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

然后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以往每次季节更替的时候，我都会伤春悲秋一番，看到杨树叶子绿了或者杨树叶子掉了就想到时间不可挽回的流逝。35岁以后我发现时间凝固了，秋天来了就准备厚衣服，春天来了就准备薄衣服，衣服少了就买些新衣服，衣服多了就换个大衣柜，看，这是我的诗。我像个动物似的应对季节，丧失了时间感，有些事情明明是两年前的，我偏偏记得是五年前，有些事是三四年前的，可我觉得是老远以前的。但我不会把五年前的事情错记成两年前的，我会把记忆中的所有事情都往前推，就好像刚刚过去的一两年没什么事发生似的。

五一长假前的一个工作日，我接到一个电话。尽管有16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但我还是立刻知道她是谁，那是一种软绵绵的南方的腔调，这个声音23年前被我第一次听到，就深深印在我脑子里，这声音适合去抑扬顿挫的朗诵诗，但电话里传来的只是家常话——好多年不见了，你还好吧？5月7日是我的生日，我会在日坛公园的石舫咖啡馆举行一个生日聚会，欢迎你来。随后她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的邀请函，这是一个带有工作性质的生日会。

16年没见过，但我知道她的大概经历，她大学毕业后没两年就去了德国，嫁给了一个德国人，生了一个孩子，最近两年回到北京，从事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我的同事见过她，并带来她的名片和问候，可我没联系过她。

我经常能收到她的电子邮件，都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动态，哪个作家最近出了什么书，哪个作家要来中国访问，哪本小说要被翻译成中文等等，有时候会是一整篇翻译整理好的作家访谈录，讨论的是“现代人如何失去了忧伤的能力”之类的话题，总之，这些邮件就像电子对帐单或商业促销信一样可以被当作垃圾邮件，因为它和我要处理的任何事情都没关系，和我的日常生活没关系，可它又是一个信使，让我知道文学世界的一鳞半爪。

文学世界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代表着人性中美好明亮的一面，代表知识，同时拥有母性的光辉与少女的青涩，拥有开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钥匙，神秘，性感。第一个闯入我的世界的那个女人叫作南珊，她来自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小说已经如风干了20多年的鱼一样生硬，但南珊这个形象却新鲜得像一滴露水。其原因是，我在书本上看到的这个姑娘，几乎与现实中的另一个姑娘同时出现，在高中的教室里，我放下藏在课桌下的小说，抬头向窗外望去，就能看见我暗恋的姑娘在我静静的呼吸里走过。我叫她“小南”。她的生日是5月7日，这一天还是泰戈尔的生日，这是多年前她告诉我的。德国诗人布莱希特的那首诗倒更适合献给小南：

自那天之后，很多月亮

悄悄的移过天空，沉下去

那些李树大概被砍去当柴烧了

而如果你问，那场恋爱怎么了

我必须承认，我真的记不起来

然而我知道你企图说什么

她的脸是什么样子我已不清楚

我只知道，那天我吻了她

5月7日我到了日坛公园，因为五一长假，公园免费开放。我几乎忘了这个老规定，好像还是在我小时候，每到五一十一放假三天，北京的公园会组织游园会，免费开放。于是我走进日坛公园的那一刻，恍然间就像走进旧日的时光。这个公园我已经好多年没来过了，但还是很容易的找到石舫，很容易的就看到小南。根本没有预想中重逢的激动，也根本没有预想会有重逢的激动。她最大的变化当然是老了，皮肤被太阳晒成了红色，带着色斑，就像那些白种女人一样。

小南热情的为来宾相互介绍，诗人、编辑、作家、翻译家、纪录片制作人、大使馆文化官员等，还有她的丈夫。大家客气的寒暄，相互熟悉的就坐在一桌上聊天，除了小南，我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显得有些无聊，小南用中文、英文、德文熟练的接待各方客人，石舫旁边是一个小小的人工湖，5月的杨树飞絮落满水面。

客人聚齐的时候，小南发表演讲：“非常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这是我30岁的最后一个生日···”。是呀，一个月前，我也刚刚过完我39岁的生日。

演讲完毕开始吃饭，那个咖啡馆不能动明火，所以什么吃的都是凉的，就当我心不在焉的吃水果的时候，手机短信来了，灵儿在问：中午一起吃饭？我回：好啊。我一边在餐桌上和人闲聊，一边和灵儿就去哪里吃饭短信联络，直到她的一条短信出现：要不我们去日坛公园吃吧。接到这条短信后我吓了一跳，不自觉的四下打量，找了个机会，我和小南告别，她客气的送我出来：“你能来我实在太高兴了，可惜今天是工作聚会，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聊聊”，我说：“是呀，今天还是泰戈尔的生日呢。”

离开这个聚会之后，我在公园里溜达。公园里有绿树和红墙，有小伙子在练单杠，有一对对的恋人坐在长椅上，这些场景似乎提醒我，北京没什么太大变化，外面有喧闹的一条街，是往俄罗斯卖皮货的，可这个公园大概和20年前差不多。至于见到16年没见过面的初恋女友有什么感受，我却说不出来，我只觉得她们是同一个人，又不像是同一个人，刚才招待我们喝茶吃饭的小南是从德国回来的一个“海归”，一个项目中心的主任，一个博士，而我最早认识的小南不过是个高中生，她们两人之间没什么关系。布莱希特那首诗的最后一节是：

至于那个吻，我早已忘记

但是那朵在空中飘浮的云，

我却依然记得，永不会忘记

它很白，在很高的空中移动

那些李树可能还在开花

那个女人可能生了第七个孩子

然而那朵云只出现了几分钟

当我抬头，它已不知去向

真够2的!

2

天气暖和之前，我和灵儿还是在各种饭局或局后的酒吧里见过两次，见面之后随便聊两句或者能多聊两句，周围永远是吵吵闹闹的。等到天气真正暖和起来的时候，我和她才有了一次正式约会。她先短信给我：“天气多好，不想出来晒晒太阳吗？”我回：“去哪儿？”她回：“去喝杯咖啡吧。”我回：“好。”然后她电话打过来：“我在丰联广场呢，离你挺近的，我们就在丰联广场下面的星巴克见吧。”

北京有几个地方堵车非常厉害，丰联广场前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叫作“北京的屁眼儿”，打车到那里，去星巴克喝杯咖啡，出门就能看见你刚才打的那辆车还堵在大街上等你呢，你可以再坐上去去别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只能让你的脾气越来越坏，我见到灵儿的头十分钟，一直就用恶毒的语言描述这个地方多不好，选这个地方见面多愚蠢。我自私且不知好歹，哪怕见着个漂亮姑娘，也不能让我从坏情绪里扭转过来。

灵儿穿了一身西装套裙，黑色丝袜，像日本A片里的OL式的打扮。不过，我一直不知道灵儿的工作是什么，她说她来这个写字楼见她的一个客户，却没兴趣就她的工作多说一个字。总之，我看她穿着这工作服的时候显得冷冰冰的，不像在饭桌上酒吧里，她神采奕奕的出现，充满了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热情。

一杯咖啡下去之后，我们聊得挺好。当然，在我看，她一直在问一些很幼稚的问题：“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还可以呀。”

“如果你不工作了，衣食无忧的，你想干什么？”

“那还干什么呀，就什么都不干了呗。你想干什么？”

“我还没想好，所以我还在上班。要是哪天我想好了，我就不上班了。”

“这还有没想好的，整天什么都不干，这还想什么呢？”

“当然要想。我觉得你要是不上班了，可以在家写小说。我要是不上班了，就去学画画。”

“你现在也可以学画画呀，干吗还要摆出个姿态，非以为自己是高更？不在银行里干活，跑到岛上画画去？”

“你也不用摆姿态呀。”

“我摆什么姿态了？”

“你上次喝酒的时候说，你看了卡尔维诺的小说，就觉得自己不该写小说了，省得玷污文学。”“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你说了，你还说，要真写的话，就看看石康的小说，树立信心。”

这时候她的电话响了，我就跑到咖啡馆外面抽烟。不断有人通过旋转玻璃门进进出出，我看见灵儿还在打电话，脸上显得很不耐烦。如果我从这里路过，根本不认识她，我也许会被这个姑娘吸引，偷偷打量她几眼，但走到商场电梯前就会把她忘掉。可现在她坐在里面等着我，似乎要和我展开一场严肃的谈话。我虽然没有愚蠢到和她见一面就觉得自己年轻了似的，但掐灭烟头的时候，我决定像个话痨一样张嘴说话，能说多少说多少。

等我坐下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已经挂断电话，迅猛的接上话茬儿，好像她从来没接电话我也没出去抽烟，她给我布置工作一样：“你应该写小说。”

“写什么呢？”

“我觉得你应该写一个爱情故事。”

“好！比如我们两个认识了，我整天和你约会，和你聊小说呀电影呀，还经常和你上后海划船。然后我就离婚，要和你过，可离了半天没离成，你那边找了个大款，嫁了，我这边终于离成了，还要和你过，你那边也离婚。”

“得了得了，累不累呀？这故事真不怎么样，跟个烂电视剧似的。”

“这就是小说呀，张爱玲的《五四遗事》。那小说比我说的还乱呢，总之最后一个丈夫弄三个老婆，正好一桌麻将。”

“不好。”

“那你看过琼瑶小说吗？《碧云天》，大老婆叫依云，自己主动给丈夫找了个小老婆。”

“你怎么就喜欢这些东西呀，整天做梦似的总想弄个三妻四妾。家里地窖里趸着，外边野地里摘着。”

“家里地窖里趸着，外边野地里摘着。你这词太生动了，应该推荐给人艺，他们有出戏，叫《北街南院》，里面有一男的乱搞，朱旭就劝他，瞎折腾什么呀，到最后两张嘴管你要饭吃。”

“还有没有好故事了？”

“有，英国有个作家，叫毛姆，他写过一小说叫《外表与真实》。说一老人，喜欢上一个年轻模特儿，就给她包了下来，给她买了房子买了一辆二奶车，时不时去看她。后来一天，他发现这个姑娘私自还养了一个小伙子，非常生气。可这姑娘非常会做思想工作，她说服这老头儿，让老头儿给了她一笔嫁妆，嫁给了这小伙子，小伙子是个推销员，老要全国各地跑，他不在家的时候老头就来，小伙子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老头儿自己也满意了，他给模特儿当证婚人。”

灵儿大概对这个故事还比较满意，在张爱玲、琼瑶、毛姆之间首肯了毛姆。那天下午，我都惊讶于自己说了那么多话，有一阵子我的灵魂出窍，飘在丰联广场的上空，看见星巴克里有一中年男子，口若悬河的和一姑娘说话。他几年前就老在这个咖啡馆里和各色人等见面，商量怎么做网站，有一次他们讨论要做一个教育网站，名字叫under18，这其实是一个日本的色情网站的名字，还有一次他们谈论做体育网站。那时候正是互联网泡沫，他们说话的时候嘴里都往外冒热气，脑袋顶上都有热气，形成了一个天使带的圆圈儿。现在这个中年男子说出来的话也快在脑袋上堆成个圆圈了：“美国有个作家叫维达尔，他说过，每当我看到一个作家成功的作品，就觉得自己的一部分已经死掉。我看过的好小说太多，所以我已经全部死掉了。”对面的姑娘点点头：“太深刻了。”我差点儿冲下去对那个中年男子说，别臭不要脸了，维达尔还说过呢，我之所以受到一点儿尊敬，就因为我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谈论文学。

没等我下去，这对狗男女走出来了，他们走上丰联外面的过街天桥，在一个卖盗版DVD的摊子前停了下来，那个男人给那姑娘挑了几个电影，尽管我当时离得很远，也能清楚地看见，那姑娘最后买了张那年春天最流行的电影《窃听风暴》。

很久以前那个国庆节的红色花环

这个东西是1992年写的第一稿，2007年9月重新写过。写完了觉得这个矫情劲儿的，一直没敢再写，2008年6月写完烧鸡，新书中的稿子基本上就是那之后一年写的了。

这本书出来之后，就先把这股矫情劲儿放放，再写，就不这么矫情了。

1

我在一个冬天的饭局上认识了灵儿，那次是我们一大帮人吃火锅，照例有许多不认识的小姑娘来蹭饭。拿老作家冯唐的话说，这些姑娘一拨儿一拨儿的就像苹果鸭梨一样新鲜。我很奇怪她们为什么不找年龄相当的小伙子去耍，而是和我们这帮40上下的人混吃混喝，其中一个曾这样回答：“他们比你们还无聊。”

那天灵儿穿牛仔裤，上身是件黑毛衣，领口开得低，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黑色的围巾。我们正好把着一条长桌的桌角，离桌子中间的火锅比较远，我站起身子从火锅里夹出一片藕，一根筷子正捅在藕眼儿里，这么夹着坐下，刚往嘴里送，那藕片滑落，缓慢的落在我的肚子上，似乎被隆起的腹部阻挡了一下，又势不可挡的落到裤裆处，最终掉在地上。我觉得嘴角还沾着它的油水，灵儿迅速拿起一张餐巾纸，来擦我衣服上的污渍：“你看看，你看看，这人老了就是不行，吃什么都漏。”

我接过她手里的餐巾纸去擦裤子：“恩，我撒尿还老撒在裤子上呢。”

灵儿比我小11岁，其实应该算小妹妹，可她那天晚上不停的叫我叔叔。主持饭局的是仙儿哥，以前是位诗人，喝高了爱朗诵诗，他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召集一大帮人吃饭，每个人都要喝好。来赶饭局的人越来越多，一张桌子不够又加一桌，两个火锅不够又添一锅，小饭馆的窗玻璃被火锅蒸腾的热气贴上了一层雾水，后来的人报告：外面下雪了。

喝得头脑发热我就到门口站了会儿，雪不大，落在地上就化了，灵儿也跑出来，管我要了一根烟，我们沉默着站在饭馆门口把烟抽完就回去喝酒，但彼此好像又要说点儿什么。那天晚上的饭局是为了庆祝我们的一位歌手朋友发行新专辑，专辑的名字倒也应景，叫《北京的冬天》，歌手背了一书包的CD分发给我们。最后喝到鸟兽散的时候，我特意和灵儿说了声再见。回家的路上，我把CD塞进汽车音响，北京的冬天正飘着亮晶晶的雨点儿，路灯映照着车窗外的杨树，泛着红色的光芒。

第二天我在MSN上碰见仙儿哥，问他：“昨天晚上那个灵儿不错，有她的电话吗？”仙儿回答：“哪里有什么灵儿？你昨天晚上喝多了吧？昨天有波儿、有蚂蚁、有小乐，哪儿有什么灵儿呀？”

那场饭局后没两天，我去海南岛出差，报道一站高尔夫球比赛。按照我的经验，出差从来不带电脑，带了也不用，没想到亚龙湾的度假酒店里居然有大电脑，免费宽带。头一天是业余职业配对赛，我也掺和了一把，和一个印度职业选手一组，打了100多杆，印度选手不停的劝我要“easy, more easy”，可我还是打得太用力。高尔夫是我这两年唯一的兴趣，可惜我实在没有打球的才能。

正式比赛开始后，我们这些记者倒也没事儿可干，呆在酒店房间里看比赛转播，或者到海边晒太阳，游泳。有一天实在无聊，打开酒店的电脑查邮件，登陆我的MSN，发现有一个陌生人要求加入，加进来之后，她说：“你好呀，我是灵儿。”

我们就在网上聊天，我告诉她我在海南岛呢，她说：“那我去找你呀。”要是年轻几岁，听了这句话我就能兴奋起来，但现在我对这样的调情无动于衷，我说我这就回北京了。她问我去海南干什么，我说晒太阳打高尔夫球，语气中透着得意。她说：“打高尔夫？这可是老年人的运动。你干吗不打网球呢？为什么不打壁球呢？”我说我老了，跑不动了。

这么说着忽然觉得无聊，因为我总会对一些年轻姑娘说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而她们也毫不客气的强调自己的年轻，生活中还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命运在等着这帮肤浅的丫头，她们会找一个人嫁了，早晚有一天，她们的丈夫对足球、对高尔夫的兴趣会超过对她们的兴趣。她们的丈夫会以看足球为借口对着电视机，能有90分钟的自在时间，不用面对她们的嘴脸。要是喜欢打高尔夫，就至少有四个小时能躲得远远的。所以我在MSN上敲下一段话：“你也会嫁给一个无聊的男人，这些男人有的老是谈论她们的混帐汽车一加仑汽油能行驶多少公里，有的要是打高尔夫球输了，或者甚至在乒乓球之类的无聊球赛中输了，就会难过得要命，变得非常孩子气。有的非常卑鄙，有的从来不看书。”

“我才不嫁给这样的废物呢。”她说。

话不投机，我就关了电脑睡觉。第二天赶早班飞机去了深圳，见了几个朋友，再从深圳回北京。两天后，接到仙儿哥电话，又有饭局了，“你不是要约那个灵儿吗，我帮你约了，她来。”饭局定在东三环的一个云南饭馆，我特意迟到，以为一进门就能看见灵儿，没想到整个晚上她都没有出现，不过这样的饭局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缺席而冷场。酒酣耳热之际，我接到一个电话，是灵儿，我问：“您怎么没来喝酒呀？”

“我在家看书呢。”

“看什么书？”

灵儿大概听出来这边的吵闹，声音大了起来：“我给念一段书吧。”她不由分说的开始朗诵起来：“这儿总有一百万个姑娘或坐或立，在等她们的男朋友，有的姑娘交叉着腿，有的姑娘没交叉着腿，有的姑娘大腿好看的要命，有的姑娘大腿难看的要命，有的姑娘看上去为人很不错，有的姑娘看上去很可能是条母狗。可是说起来，这景色看了让人有点泄气，因为你老会嘀咕着这些姑娘将来会有他妈的什么遭遇。”念到这里，她停住了，问：“你们那酒局上的姑娘大腿好看吗？”

我站起来，眯着眼睛向饭桌旁的那几个姑娘看去：“看不见，她们都穿着裤子呢。”

“那你慢慢喝吧，等天暖和了，你就看见了。”

大多数时候，不会对公众事务发言，但有时候发现，傻逼太多，要是你不发言，只剩下这帮烂逼说话，就有点儿不愉快。我看见有人批评舒婷，说她在厦门污染事件中不说话，没有尽到一个“公众人物”或者“一个名人”的责任。谁说诗人是一个“公众人物”了，公众是什么东西呢？一帮人聚在一起，就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事情讨论，这帮人是公众，回家做饭养孩子伤春悲秋，那就回到 个体了，就不是公众了。就诗人的价值而言，他要干的事跟公众没啥关系，他要干的是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

30年前，有个渤海2号事件，舒婷老师写过一首诗，叫 风暴过去之后，结尾一段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
未来的诗人们
不再有这种无力的愤怒

当七十二双
长满海藻和红珊瑚的眼睛
紧紧盯住你的笔

大概还是30年前，舒婷老师还写过一首诗，叫 流水线

或者由于习惯

或者由于悲哀
对自己已成的定局
再没有力量关怀

这是舒婷老师不那么好的两首诗，浅显易懂，30年来再有啥公众事件，也不值当动笔写诗了。厦门污染，有当事人说，舒婷老师的确出力了，这样一解释，骂舒婷的文章撤掉了。我要说，这些傻逼时评，站在一个道德的小板凳儿上瞎逼得吧，搭理他们丫真是闲得蛋疼，你丫回家看点儿书看点儿诗，别什么事情热闹就凑上去叨两嘴。

罗素蠢得不能搞数学了，就去搞哲学了。蠢得不能搞哲学了，就当社会活动家，搞世界和平了。你说你们那小脑袋能领会点儿复杂的东西不？

49的老弛在大仙50寿宴上

张弛老写的狗子四十，全文如下——

再过两天就是狗子的四十大寿，这家伙终于到了吃寿桃的年纪。在这个平时视时间为粪土的人身上，粪土将再次显示它的存在。就在两天之前，我们还在外地陪一个姑娘看海。而我们所在的那座城市，不管朝哪个方向走，海都离我们很远。这不但意味着要搭上整个上午赶路，还意味着必须选择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说我们只能打的。虽然有一丝为难，但面对那个姑娘的执著和无辜的眼神儿，我跟狗子都没有坚持。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站，却又不能确定下一站究竟是哪儿。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海一片混沌，跟期待中的景象有天壤之别。确切说这是一个渔场，因此海被填得很浅，同时又被围成很多小块儿，以便用于养殖和晒盐。渔村也不像渔村，除了有几艘渔船停泊在码头，一间诊所的窗户上写着“矫正视力”尤其让我倍感怪异。我从没想过渔民的视力会出问题。他们至少比我们看得要开阔一些。但最怪的是几乎看不到渔民。据说他们都在睡觉，只是在夜里才出海打鱼，通常都是在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到早晨四点来钟再到集市把鱼批发出去。我突然觉得这些渔民的作息习惯跟狗子类似。生活在渔民中的狗子也许能写出一篇《狗子与海》传世。

出租车沿着堤岸走走停停。停下来时狗子望着远方一言不发，间或抽支国产香烟。数不清的蚊子眨眼把出租车罩得严严实实，我怀疑这些平时见不到人的幽灵，错把红颜色当成血。

围堤坝转了一圈后，出租车彻底迷失了方向，最后把我们扔在一个三叉路口。时值正午，我们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馆，点了酒菜。据说下午三点多有一辆去天津的客车途经此地。可快到三点时情况又变了，说客车五点才能到达。这时我已喝晕，对无休止的等待逐渐失去了耐心。关键是我发现狗子越喝屁股越沉，开始跟老板套瓷。通常这是他准备往大里喝的迹象。到时候即便来车，他也未必想走。我敢肯定他会要求在这家只能容下三张餐桌的小店过夜。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们又会经历一场兴奋和疲倦，彼此把对方当成大山，从亲近依赖，发展到反感和忍无可忍。等第二天醒来后又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虽然这种情景最终没有出现，现在回想起来，这对狗子而言何尝不是恰当的庆祝方式。以边缘的姿态置身于离北京数百里的渔村，吃着大碗的海鲜，大口喝着金苦瓜啤酒，而不知老之将至。

狗子过了40之后生了个儿子，我觉得他儿子都快两岁了，实际上才两三月。

最后，但愿是最后，封面还是确定用鸟人的形象了，里面的插图还不知道如何解决。

这是谢驭飞山羊胡为 《日光机场》画的 插图。鸟人是谢驭飞的自画像，这张图里那个人看着像大仙。

变态人BTR写了个书评，介绍《万火归一》，里面说的这个故事真好，我打算买来看看——

 《正午的岛屿》最恰当不过地书写了“科塔萨尔式”的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差别。“罗马——德黑兰”航班的乘务员玛利尼在通过机尾小窗俯视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形状酷似海龟的小岛。他为此着迷，渐渐成为了一个牵挂。“一周三次在正午时分从希罗斯上空飞过，跟一周三次梦见在正午时分从希罗斯上空飞过，是一样的虚幻。”（P117）而小说末尾，他凑齐旅行费用，来到他曾无数次自高空俯视过的小岛时，却成了仰望天空飞机的看客。在这“空中/地面”、“看/被看”的视角转换中，那架飞机极具隐喻色彩地坠入海中，就好像在这场坠落里，现实和幻想既交合一处，又以那具“睁着眼睛的尸体”潜在却激烈地冲突着。

一直想进一个17寸的笔记本，本来看上了苹果，结果入手一台Alienware M17x。装了两个系统，WIN7和VISTA，卸下去一个，只留WIN7，结果还有许多不适，正在请人调教。我还 装上了微软的WORD，装完了之后想，这电脑根本就不应该装WORD，这就是一个游戏机。拿他写字，实在是浪费！

Alienware M17x，Inter Core四核Q9000处理器，NVIDIA GeForce GTX280 SLI显示卡，17英寸1200P WUXGA 1920X1200高清液晶屏，我现在只拿他当DVD用过几次，10来斤重的电脑，抱着看片子，跟火炉子似的。声音比一般的音响可好多了，属于被窝影院那个级别的。

这个电脑就是打游戏用的，可我不玩游戏很久了，我等着星际争霸2呢，等了快10年了，这个游戏到底还出不出！出来之后，文化部和出版署还封杀不？用此电脑，应该重装上CS，端着AK47，秒杀！

收到涛哥的译作，不是那本大名鼎鼎的《搏击俱乐部》，是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还有两本别人翻译的福斯特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莫瑞斯》，这《莫瑞斯》又是一个亚当和乔治的故事，不爱看，福斯特也是个同儿。

有一次采访一老帅哥，我问他：“你是同儿吗？”

他回答：“我希望我是，他们多么敏感，感受力非常了不起，如果我是，那我就进步了。”

唉，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要求进步的人，还要写退步集。

《小说面面观》以前在网上看过，这次翻导言，看见引老毛姆的一段，出自他的小说《寻欢作乐》——

我读了帕西·卢伯克的《小说的技巧》，从中我学习到写小说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像亨利·詹姆斯那么写；后来我又读了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从中我学习到写小说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像福斯特那样写。

像斯蒂芬金《论写作》这样的书还是挺好看的，不管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写得好写得不好写的是狗屎写的还是啥，在写字上扭捏作态瞻前顾后内省反思拧巴来拧巴去这过程都挺好看。下午我也翻，看海老的这段儿——

你写得越深入就会越孤独。好朋友、老朋友大多去世了，还有些搬得远了。你几乎见不到他们，但是你在写作，就好像同他们有来往，就好像过去和他们一起泡在咖啡馆里。你们互通信件，写得滑稽，兴之所致会淫秽、不负责，这几乎跟聊天一样美妙。但是你更孤独，因为你必须工作，能工作的时间总体来说越来越少，你要是浪费时间就会感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这些话看多了，真没劲，还是涛哥翻《搏击俱乐部》好像被删掉的一句话来劲——

我想用石油污染法国海岸，我想射杀熊猫，就因为他们丫老想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