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用了一晚上看了最近上市的几本书，小说《男人都是智障》、《独唱团》、奶猪的《我呸》和李海鹏《佛祖在一号线》，还有一本约翰·勒卡雷的小说《谎言定制店》。

看得太快了。为啥那么快？《谎言定制店》我用三秒就看完了，这书封面上有英文标题，那就是《巴拿马裁缝》，你说你再版就再版吧，干吗改名字啊。

《独唱团》挑着看了几个小说，那都是给年轻人看的小说，不适合我。

于是看外国小说，《男人都是智障》是个德国人写的，看了两三页，我就想，这小说写这么长干吗？干吗不像奶猪那么写啊，《我呸》里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小说。

然后看《我呸》，我是当短篇小说集看的，看短篇小说切忌一次看完全本，看几个歇会儿，奶猪这集子大概有200个小说，挺好。

然后看《佛祖在一号线》，李海鹏说他上中学的时候就在杂志上写过好多议论文，长大了见到议论文多的地方就躲着走，要我看，这样躲着走的好处就是，能写出更好的文章。他说他写这些专栏文章不外乎“重申常识”。这个词我不喜欢，因为现在有好多文章都是重复别人的观点，结合现实瞎得吧几句。他们的托辞，特冠冕堂皇，就叫“重申常识”。说白了就是，嚼舌头。《佛祖在一号线》表明，即便说的都是常识，也有高下之分。人在写作上有不同的追求，我喜欢看往高了走的。等着看他的小说吧。

前几天还收到译林出版社的“牛津通识”丛书一辑，照目录看应该有12本，但只收到11本，其中《维特根斯坦》一本没收到，大概编辑怕我看不懂维特根斯坦，所以没给寄。我看了《生活中的心理学》，看了之后觉得，世上有些学问，知道不知道的也无所谓，介绍者写的太四平八稳了。相比之下《谁是卡夫卡》一本实在了不起，作者是牛津教授（这套书作者大多是牛津教授）、卡夫卡小说翻译者，我打算再看一遍。

牛津通识，英汉双语，每本18块，开本小便于携带，看完汉语看英语，能看好长时间。还有“古典哲学”，“叔本华”等几种。我打算都看看。就当教科书看。说起来，人看的某类学问的第一本教科书很要命，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社会心理学》，苏联的教科书，没意思，从此以后看任何心理学的书都觉得没意思。

A夫妇在广东做服装生意，买卖做得很大，有一次，A夫妇专程飞到欧洲去采购奢侈品服装，一路从法国买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更做足大肆扫货的架势------一辆豪华小货车，一名司机和导游紧随左右，都是当地人。车子自然是用来载A夫妇的战利品的，衣物数量实在庞大，精挑细选的，总价也超过30万欧元。买这么多衣服，倒也不是用来穿上身，而是打算回国后把它们一件件针脚拆开，拿给打版师傅照样做，然后批量生产。

A夫妇晚上回酒店时，司机提议：东西太多喽，搬到房间里又麻烦，搬运过程中落下什么也是很有可能的，还是搁车里吧。A夫妇一想，有道理，就同意了。第二天一早，车里的东西，连同那辆车，都不翼而飞。司机还在，但这位意大利老哥一脸无辜。 A夫妇无奈报案。意大利人的办事效率，想必你们也听过传闻，反正就是无证据，无果。妻子很生气，大骂了老公一通。老公很窝火，一怒之下打飞机回国了，妻子呢，则又飞到巴黎，重新再买一遍，一口气找四个地陪。

这是导游给我讲的故事。这对夫妇还是很用心的在做事。而不是看两本时尚杂志就撕下来。

还有一消费者讲的故事——

有一次我去逛北京的新光天地，走进一楼售鞋区域的某品牌专卖店，拿起一款鞋问店员，这是......? 小姑娘笑盈盈地说，这是今年最新款，我们是意大利品牌！我不喜欢店员这样介绍产品，就像我不喜欢她们说，很多好莱坞明星都穿我们家的东西！或者说，前两天王菲就买过这款！我喜欢她们说，你试试看，然后就默默退到一边。

我把这款鞋翻过来看了一下标价，RMB2100。这个价格并不令人意外，也并非难以买下手。如果你对一些设计师品牌每季的新品全无兴趣了解，只是凭直觉被独特而又好看的设计所吸引，你会觉得那家店的产品设计非凡，做工精良，价格适中，真是超高的性价比！但我清楚地记得就在落差不算太高的二层， Giuseppe Zanotti的专卖店里，外形一模一样的鞋款标价RMB12800。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自己看重影了。它们为什么不去复制GUCCI或LV的大热款呢？大概是不屑与街边外贸店或淘宝上的原单、A货、高仿卖家抢饭碗吧，那显得多不高级。

2005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开播10周年，我要给他们写一本书，去采访张斌，在他的办公室里聊了一下午。采访完毕，他问：“我说得怎么样？”我老实回答：“不如你平常聊天生动。”那之前，我们吃过一顿饭，席间听他讲一位举重奥运冠军的故事，这位冠军被排除在夺冠的主力队员之外，伙食标准上略有不满。很小的一个事儿，被张斌说得极为生动。尽管他在电视上不常露面，但每逢世界杯、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中央台要做一档综述节目的时候，还要靠张斌这个份量的主持。那次，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不试着解说比赛。他回答：“我有时候也想过，要是能说球，一辈子只为一支球队说球，那该多幸福。”他给我讲湖人队老解说员奇克·赫恩的故事，这位老爷子从1965年11月21日起，一直担任着湖人队所有比赛的解说，直到2001年12月16日，连续解说了湖人队的3338场比赛，老爷子2002年去世，张斌感叹：“这么说一辈子，多幸福啊。”

有一阵子，我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是里克·莱利，他是《体育画报》的专栏作家，每周都会在《体育画报》的最后一页写专栏，这家伙能看很多比赛，认识很多球星。有人说过，体育记者是这世上最幸福的行当。那照我看，莱利就是这行当里最幸福的人。因为写专栏总有思考和回味的时间，不像一线记者，看完比赛就忙着发新闻发评论，如果比赛后不能在酒吧里喝上几杯就忙着去工作了，那这幸福感就大打折扣。后来我接触到不少体育记者，发现这行当实在算不上幸福，当然，能到处去看看球是不错。张斌和我说起他第一次去罗兰加洛斯采访“法网”，看见格拉芙从车上下来，内心很是激动。但日后工作忙起来，就很难再单纯的欣赏比赛了。

北京奥运会前，有一次在香山饭店参加体育频道的策划会，我算再一次领略了电视转播的繁琐与细致。当时有一位新闻频道的大爷，忽然发问：有无可能将中央台的优秀记者，在一年之内都培养成比较专业的体育记者？兄弟我听了很受刺激，体育频道那些专项记者，跑各自的项目都有好些年了，采访全运会、单项世锦赛也有好多届了，这叫“时间成本”，断不是什么人补习个一年半载就能胜任的，这就叫“经验”或者叫“职业”。要命的是，很多人不觉得体育这个职业有什么奥妙。

温哥华冬奥会，我看张斌主持的节目，舞台上摆满了若干滑雪器材，专业的滑雪教练来讲述滑雪板的学问，专业的花样滑冰教练来讲解三周跳四周跳，我给他发短信：“好看啊，够专业。”他回短信：“一般吧，要照顾收视。”那个节目，台上有好几个电视屏幕，张斌像魔术师一样触摸那些屏幕，把画面放大或让画面动起来，我就发短信提意见：“那些触摸屏看着可真乱，干扰视线啊。”他回答：“没办法，那是广告。”电视节目不可能搞成纯粹的体育知识普及，也未必能全面展现运动之美。很多观众就喜欢看咱们队员披金挂银拿国旗。冬奥会的时候，我跟一赞助商组织的旅行团前往惠斯勒，看北欧两项的比赛，漫天大雪，走半个小时才到赛场，观众席正对着射击场，看了没十分钟，我们这个团的人就都撤了，都回酒店去了。你可以说，中国人不熟悉冰雪项目，所以不喜欢看北欧两项，要我说，中国人其实就不喜欢体育。有一年，北京举办斯坦科维奇杯篮球赛，来的都是世界上一流的篮球队了，可现场观众实在不算多。中国人不太喜欢去现场看球，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就更少了，我们只不过是喜欢看电视，偶尔还会喜欢看电视里的体育节目。

张斌在为我们操办体育的视觉盛宴的同时，坚持自己写专栏，现在这些专栏结集成书，他坚持这本书的名字叫《彼岸》，这个名字太文艺了，但我揣摩他的意思，第一，书里面写的大多是外国人的事，第二，他希望某种健康的“体育文化”能在我们这里成为主流。我读这本书自然多一番感慨，比如他书里有这样一篇《26.2英里 39000个故事》，就是讲某一年的纽约马拉松比赛，有39000人参加，某位纽约的作家出了书讲述参赛选手的故事。我恰好在SLATE上面看过一个图片专题，同样的题目，“42公里，39000个故事”，每张照片就是一个跑步者的面部特写，黑白的，跑动之中，脸的表情稍微有点儿怪异，当然，摄影者不可能真的拍摄了39000张面孔，但几十张照片看下来，你还是会被触动一下。

其实，我们在看体育比赛的时候经常会被触动，马拉多纳在1994年对着摄影机狂吼，齐达内在2006年黯然销魂，博尔特弯弓射大雕，乔丹绝杀爵士，这些画面都让我们触动，而且会长久留存。但体育不止这些，100年前，哈佛大学的精英们去参加奥运会，然后把马拉松带回美国，创办了波士顿马拉松赛，1948年，伦敦在二战之后承办奥运，让奥运之火留传，这些故事当然比不上“五佳球”刺激，但要说体育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更好的欣赏体育并从体育中获得收益，这些老故事就有必要再叙述下去。

张斌这本书里当然还有八卦，还有认真的产业分析，这些都是体育迷的谈资。有一项调查说，英国球迷是对足球最投入的，他们平均每周要花费9个小时来谈论足球、观看比赛和阅读相关新闻。我们不期待能像美国那样有四大联赛，能有一个像英超这样的国内联赛看就足够幸福了。以我的见识，我觉得张斌是国内体育知识最为丰富的一个，这并不是说他能背下来哪一年奥运会有什么田径纪录或者美国棒球大联盟里谁的本垒打最多，而是他留意体育世界中那些最有内涵的新闻与故事。通过这本书，我们能看到《彼岸》是什么样，但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写一写此岸的故事。

乐途亚太区总裁卢卡先生Luca Tomat说：“世界杯是耐克和阿迪达斯争夺谁是世界第一的战场，对于我们来说，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比利亚啊？）穿着我们的球鞋出现在决赛赛场上，这样的曝光度已经满足。意大利依然是足球世界的首都，从普拉蒂尼到古力特，到卡福，到现在的麦孔、小罗，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都曾在意大利踢球，我们不光关注国家队的成绩，我们更关注足球在这片国土上的传承。”

我手里拿着的是乐途不用系鞋带的专业足球鞋，试着踢了两脚，和光脚感觉差不多，当然我好几年没碰过球了。

佛罗伦蒂纳队新赛季的亮相仪式——

一辆小巴士停在面前，从车上下来四个身穿紫色球衣的壮硕男子，我只认出领头的是米哈伊洛维奇，1998-1999赛季效力于拉齐奥时曾在一场比赛中打进三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帽子戏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紫百合新任主教练，我就想着和他照一张合影，却被这位球员拉住，“您 就和我照一张”，对不住，我还真不知道这球星是谁？

看台上坐了两千余球迷，最后入场的是一组“核心球迷”队伍，他们双手击掌，高唱歌曲，歌词循环往复，只有一句：“我们是佛罗伦蒂纳”。乐途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卡塞琳娜女士告诉我，这个仪式叫作“野兽放出牢笼”。听听这几十个球迷唱的歌，就知道吹呜呜祖啦是个多傻的事儿。

 摄影：江永涛

这个姑娘来自 时尚旅游， 国家地理版权合作方， 走到哪里都带着国家地理的那个黄色框框。

2001年春天，我在许愿池投下硬币，据说，投一枚硬币能让你重回罗马。过了差不多10年，我又回到了许愿池边，还是那么多人，这次就不投硬币了，也没啥愿望了。

城市滑动，如从空中俯看

之于过客只有火花和烟幕

新的目标在脑海中生成

不再是手牵手，走过

缓缓如蜜流的香榭丽舍 

而是平凡诉求，养家糊口，了此一生

——詹姆斯·梅丽尔的诗《城市的康复期》

这是电视剧《斯巴达克思》的外景地，隆重再推荐一次那个电视剧，太血腥太暴力，太好看了。

在意大利遇到最热的几天，完全晒晕了，这是在罗马许愿池边上，无数人在少女喷泉里洗澡，想洗澡得排队。

不知道明天的决赛，西班牙和荷兰到底怎么样。

我原来也算不上什么“真球迷”，喜欢过的球队包括巴西、荷兰、英格兰、AC米兰、曼联，现在还喜欢的是巴西和曼联，但我只能记得住曼联队的主力阵容，巴西队里的好多球星都叫不上名字来了，我已经堕落成一个“伪球迷”，再精彩的比赛也难让我盯着电视看90分钟，更别说120分钟了，多大的事儿，两小时还弄不完。1982年我听收音机知道巴西队输了还挺难过，1998年看巴西和法国的决赛，中场休息时家里停电了，我估计着巴西队赢不回来，也就洗洗睡了。2006年巴西再输，好像也就难受了一晚上，2010年又输，我只能宽慰自己：好在4年之后回到主场应该能拿冠军。

如果不去现场看球，世界杯、英超不过就是好点儿的电视节目，可惜我们现场看球的机会太少了。一场比赛，从球迷聚拢，到球队热身，到比赛开始，到散场，是一整套仪式，这套仪式被传播被放大，万千人沉醉，但对球员来说，不过是漫长职业生涯上千场比赛中的一场，有输有赢，有好有坏。英格兰的球员已经去地中海度假了，意大利人该吃吃该喝喝，一位王姓记者，世界杯期间在英国看球，他说，这盎格鲁—撒克逊人看自己的球队输了，就是破口大骂怨天咒地，倒是意大利等拉丁人，输了之后愿意分析体制、选材、排兵布阵等问题。照此说来，我看球的趣味早不是拉丁人了，也不会破口大骂。倒是很中国特色，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早年间，有一位王姓学者，论文抄袭，弄得沸沸扬扬，京城里一位王姓作家，弄不明白这学术圈的规则，饭桌前说，“要是我就写一份道歉信，‘哟，这次没玩好，让你们丫看出来了’，然后该干吗干吗。”我觉得，这“哟，让你们丫看出来了”实在是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最近风传又有一汪姓学者，也曾论文抄袭，诸多学术圈内外的人逼着他表态，要我看，以他的学术成绩，也只需要说一句，“哟，让你们丫看出来了”，然后就接着该干吗干吗。

世界杯风暴，把中国球迷分成若干阵营，彼此不说剑拔弩张，也有点儿风言风语，比如我说自己支持巴西，立刻就被看成没品味的随大流的，立刻就有专家说，你们巴西是“伪巴西”，是“功利足球”，我真想对他们说，“哟，这你们丫都看出来了。”身为“伪巴西”的“伪球迷”，我差点儿在南非买一件“五星巴西”的队服，当时想，万一这次又拿到第六个冠军，这衣服就马上过时了。天不遂人愿，巴西队踢得自乱阵脚，输了也就输了，“哟，这次没玩好，让你们丫赢了。”当巴西球迷的好处就是，输了还TM有点儿优越感。

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第一天上午，导游带我们去了索韦托的贫民区，这里的住户还没有自来水和电，导游好像要我们看看啥叫历史啥叫真相。

这支足球队正好11人，看见照相机就聚拢过来。

这是Hector pieterson博物馆门口，两个小孩子摆POSE，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Hector pieterson是谁，但我知道索韦托1976年发生的***。Hector pieterson是当年第一个被枪杀的孩子，13岁。下面这张照片很有名——

博物馆中的实物较少，但有大量的黑白照片和影像资料，你能看见当时的人是 怎么生活的，下午去种族隔离博物馆，那里的照片忽然让我想起很多穿绿色蓝色衣服的年轻人，里面播放一段曼德拉接受讯问的录像，一大群球迷围看，有穿墨西哥队服的大胡子，有穿阿根廷队服的小伙子，有西班牙美女，还有德国球迷，英德大战就要开始了。晚上去足球城看来阿根廷对墨西哥的 比赛，阿根廷球迷很疯狂，结束后要在场内跳半小时舞才散开。

Hector pieterson博物馆门口的大妈吹响了呜呜祖啦。

第二天开车两个半小时去看一个国家公园，看到斑马、角马、大象的尸体、猴子、羚羊。

晚上在埃利斯公园球场看了巴西对智利的淘汰赛，巴西球迷很多，我又拍虚了。

这是一位南非球迷，还是一位南非犹太人球迷。他支持巴西队。

第三天上午我们去了狮子园，这大概就是个八达岭熊乐园之类的地方，英格兰队为了放松，曾经在这里游览，这里没什么好玩的，但我看见了英格兰队的正支后防线，英格兰队号称11个狮子，那么这5支狮子，就是守门员詹姆斯和四个后卫。

昨天，去北大医院和我的高中同学阿文做最后的告别。天气真好，路上畅通，从二环上机场高速，到五环，然后就到了平房殡仪馆。

我还记得高中物理老师拿着作业本问：“阿文，谁姓阿呀？”

然后，她就在哄笑中上去，把自己的作业本拿回来。

这是个有脾气有性格的丫头，我的同学说，“她一直说要出去玩，结果就在病倒之前去了一趟香港，一辈子哪里也没去。”

我不知道何以唏嘘，我不知道她究竟有什么梦想，也不知道有多少梦想没有实现，她说过，要开一个小酒吧，这样自己就有喝酒的地方了。这个酒吧在一个大学的门口，有日记本，好多学生在上面写写画画，那个地方适合学生约会。

之前，我知道她生了个女儿。

之前，我知道她在沙市做一个项目，她的工作是建筑设计。

之前，她在建工学院上学，在动物园那个服装商场旁边，我有一次在那里想买一双球鞋，好像到建工学院去向她借了五块钱。

那时候的姑娘都朴素。很少有颓废范儿的，所以在学校里她那样子显得很特别，颓废范儿，一望即知，她对这个世界，对她自己都不那么满意。但这也不妨碍她高高兴兴的活着。

在建工学院的食堂门口，我遇见我一位师兄，他毕业之后在这所学校当团委干部，像很多前辈一样，他跟我说过一条人生格言：“如果你看一个人是傻逼，他过得还比你好，那你就一定要想办法过得比他好，你不能让傻逼在你脑袋上头。”

我唯唯诺诺的答应，但我当时就知道，我能有什么办法，大家各活各的吧。

我和团委干部在食堂门口聊天，然后他看见阿文来了，团委干部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他知道，人以群分。

我和阿文是高中那个班里最后入团的两个，上到高三了，要考大学了，班主任一看班里居然还有两个人不是团员，就让我们入团了。其实，我们两个当时也不算什么落后分子，学习都不太好，成绩都是倒数的，但我们也不怎么捣乱，我们好像就是有点儿不合群，可（读作科）不是那种落落欲往矫矫不群似的不合群，就是那种无可无不可的不合群，现在，经过20来年的磨练，我还是能在万千人中一眼发现这类人，彼此心照不宣。这类人想的事儿，想问题的方式，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彼此也没什么好交流的。

阿文上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是有点儿爱旷课，有时候下午的课，回头一看，她座位空了。不过她喜欢学习，她上夜校，学吉他学画画，她的手挺大。我们班里学习再差的人也能考上大学，当然，我们两个上的都不是什么好大学。我们上了大学之后，还去过玉渊潭公园，我们称之为八一湖，坐在树林里发呆。后来她遇到了个麻烦事，被学校开除了。

我们大概有四五年没见过。有一阵儿，我听说她在亚洲大酒店做了一个装修，路过亚洲大酒店，看见一商店，门口有一个西藏小姑娘的大幅头像，我认定那就是阿文的作品，不过，我也没问过。再后来，大家忽然就人到中年了，偶尔聚会一下。有次吃饭，我坐在她旁边，看见她的IPOD，就想看看她都在听什么，拿过来一看，还TM是平克·弗洛伊德。说实话，我受不了这个，我年轻时就受不了这个。

我们在她那个酒吧里还聊过两次，但说了什么也忘了。

然后，我4月的一天知道她生病的消息，去医院看她，她打了吗啡，睡了半天才醒来，她说等我好点儿咱们再约啊。我们都知道她好不了。我的一个同学，她的闺蜜，一直在医院里陪着她。5月的时候，我发短信给闺蜜：“怎么样了。”回信是“不怎么样。”

真生硬。

过了会儿，那闺蜜的短信来了：“刚才是阿文拿着我的手机给你回的短信。”

那，这就是阿文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了——不怎么样。

还是挺生硬的，像她的风格。

后来我看到一段话——

为成为想成为的人，我们往往创造出许多虚无缥缈的理想来，然而人生轨迹不是理想决定的。而是人类内心的无意识力量决定的，这些力量促使人采取行动，行动定义本质。人从起初靠理想活着，到后来活得有点自知之明，期间充满了痛苦。

亲爱的阿文，你到底有过什么样的理想呢？你这辈子有什么遗憾呢？那些情感的挣扎到最后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挺傻的，但我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我们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有个性的姑娘，可这个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一样，看见蓝天碧海就会高兴，看见有创造性的东西就会欣赏，我们不是一样，得了病就会疼，疼到厉害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我们不是和所有人一样吗？你去世那天是端午节假期的前一天，北京下了雨，电闪雷鸣的。端午节期间，超市里有好多人，买了好多好吃的，最后在殡仪馆，那儿也有好多人，办手续也要排队，外面的空地上也站了好多人，我们送的花篮扔在地上，灵车停在角落里，这是你肉体的最后存在，你的小女儿嬉笑着跑过来。亲爱的阿文。我们就是有点儿不合群，但我们对这个世界没什么怨恨，我们就是有点儿对付不了它。

亲爱的阿文，你最后的样子真的不好看。我打算忘了。我要记着你坐在建工学院教室里的桌子上，背后是一幅冷冰冰的建筑画，你穿着帆布球鞋，讲着你正在学什么，看起来你对你要学的东西挺有兴趣，你对你要做的事情满有把握。

电影乞力马扎罗山的雪，里面的白人作家跟他的黑人仆从说，你们喜欢一个女人，就用两头牛把她换来，两个人过不下去了，就把那女人送回去，把牛再要回来，我们文明人不是这样的，我们用感情。这台词也就是在老电影里说说，要是放在现在，演员可不敢随便说出这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话。

“黑人球员难以适应寒冷的气候，一下雨他们就发挥不好，在黑人的前场选手背后，必须有几个白人选手冷静的防守。”早几年，一位英超教练在电视上这样说。结果呢，结果这位教练要道歉，因为他说的话是种族主义的。“黑人选手不适合担任守门员，就像美式橄榄球比赛中，他们难以担任四分卫一样”，你可以这么想，但你不能这么说。巴西队1950年之后差不多有50年没有黑人门将，直到迪达出现，这种状况也算是“种族歧视”，种族，这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敏感词。

南非赛场的喇叭声盖过了英国球迷的歌声，这种噪音让球员抱怨，但是，你不能说，欧洲赛场上观众都是唱歌鼓掌，欧洲观众要更文明，不能这么说。但我的确知道，英超赛场上球迷的歌声是最动听的，每一个漂亮的动作都会引来掌声，每一个错失的机会都会引来一片叹息，球员与观众的互动都是人的声音发出来，是从肉嗓子里冒出来的，是肉的手掌鼓出来的，不管英国足球流氓有多流氓，他们在看球的时候，是用一种自己的肉在显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用一种愚蠢的喇叭。

在世界杯之前，欧洲球队就已经表达了对南非喇叭的不满，但这就是“文化冲突”，这是南非的古老文明，东道主会告诉你，这个喇叭在狩猎中使用，在非洲的足球比赛中使用，不让用喇叭，球迷会无所适从。文明没有高下之分，国际足联不可能禁用喇叭。去年，南非选手卡斯特尔·塞曼亚在柏林田径世锦赛获得冠军，国际田径联合会要调查其性别，南非电视台把她的母亲抬出来：“你们要做什么性别调查？难道她的母亲不能告诉你她生的是女儿吗？”面对这样一位黑人母亲的面孔，白人老爷的规则很难说清楚了。更有南非报纸翻出历史：19世纪，南非一妇女因阴唇肥大，被殖民者送到英国展览，这种屈辱的历史绝不能重演。面对这样的愤怒，白人老爷的那套文明就更说不通了。南非当地一个夜总会，针对塞曼亚做了大广告，在高速公路旁设了个大牌子：我们店里的小姐都真是女的。结果这牌子被南非愤青给投诉了。 

如果你要去南非看球，又以文明人自诩，就准备一副耳塞吧。看足球毕竟不是看歌剧。有一位法国球员说，在这样的喇叭声中踢完球，到晚上还睡不好觉，喇叭声还在耳边回响。对此，只有一个办法：忍着。上一届德国世界杯，还有球队抱怨，他们驻地附近的池塘里有太多的青蛙，也吵得难以忍受呢。

好莱坞电影《成事在人》是根据一部纪实作品改编的，现在你能买到原作的中文版。

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南非足球的故事。

雷蒙德，1970年代在南非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1959年南非开展的职业联赛NFL是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各球队都立足于白人生活的城市，雷蒙德支持的是开普敦队。当时，南非黑人也开始有自己的联赛，最棒的黑人足球队叫“海盗队”，但很少有人去看“海盗队”的比赛，雷蒙德有一天穿着一件写有“海盗队”名号的T恤去了趟超市，“我没想到这件衣服能引起黑人售货员的反应，那些黑人售货员冲我微笑，甚至和我握手、击掌。”

雷蒙德是从他的黑人同学那儿搞到这件衣服的，还拿到一张球星卡，上面是“海盗队”最著名的球星乔莫JOMA，这是他的外号，来自乔莫·肯雅塔，1963年带领肯尼亚获得民族独立的英雄，这个JOMA，15岁就代表“海盗队”参加比赛。

1973年和1974年，南非白人和黑人之间一共进行过三场正式足球比赛，白人球队都获胜了，，1976年政府决定推出一项新赛事，由白人联赛的冠军对黑人联赛的冠军打一场“超级杯”。这场比赛几乎引发***，随后，体育部门出台新规定，足球俱乐部可以自由挑选队员，不限肤色。也就是说，足球在南非成为第一项可以“融合”种族的体育运动。

1976年3月16日，黑白球员并肩而战的南非队第一次出战，对手是阿根廷明星队，黑人球迷从附近的城镇赶到开普敦的“高地球场”，3万名观众中白人和黑人大约各占一半，20岁的乔莫一触球，黑人观众就爆发出喝彩。南非队以5：0击败了阿根廷明星队。雷蒙德说，《成事在人》那部电影，把1995年的橄榄球赛当成民族融合的舞台，“但在我看来，这场景在1976年就上演过，一想起1976年的那场比赛，我还是激动万分。”

在那场比赛之后，乔莫就火起来了。他说，“足球是唯一能让我走出贫民窟的道路。”1977年，乔莫开始为纽约宇宙队效力，队中有贝利和贝肯鲍尔。效力6个赛季之后，乔莫从纽约回来，买下了“高地公园”俱乐部，这家球队是白人的“曼联”，有评论说，这是黑人用支票本狠狠的敲打种族隔离制度。从那时起，乔莫就成为南非黑人中的英雄。1980年代中期，这支改名为“乔莫宇宙队”的球队参加不分黑白的联赛。

乔莫已经住到了开普敦的富人区，他曾经担任世界杯申办大使，依旧是球队的老板。但他的球队在联赛中成绩不佳，他更愿意讲述他培养出来的年轻队员，大约有40个球员经过他的训练已经卖到了海外，其中有几个在英超俱乐部中踢球，“我是个商人，当然，我是个商人。我喜欢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作为球队老板我应该受到指责，因为我把队员都卖了。”乔莫说，“南非白人不喜欢足球，他们还是认为，这是一项黑人的运动。国家可以营造一个民族融和，热情好客的形象，也可以废除一项政策，但改变根深蒂固的文化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