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人们很容易保持对十几年前的往事的记忆，但也会无奈的看到，某一个特殊的纪念日会变得越来越遥远，似乎将要沉入历史的深处，再没有亲历者能重新讲述，再没有口口相传的民间叙述，它们变成某种模糊而脆弱的集体记忆，只有那些整数年份才提供回想的正当性，二战胜利已经过去60多年了，1957已经过去50年了，1968已经过去40年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亲历的80年代，也会有过去20年，过去4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反对消费主义，喜欢左派思想，简伯金和甘斯布在南斯拉夫拍摄了一部电影之后，买了一辆劳斯莱斯，“我们用共产主义的钱买了一辆车。”如今，以伯金命名的爱玛仕包随处可见。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喜欢摇滚乐，喜欢美国电影，想去除文化上那个贵族统治的烙印，如今，我们在漫天的娱乐中麻醉，丧失记忆。

1968年以一种非常规范的日子开始，那年的元旦是星期一，教皇宣布这一天是和平日，南越和北越之间停火24小时，但其实这一天双方的军事对抗没有停止。《纽约时报》说，越南的农历新年，将会有另一个和平日。

78岁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新年之夜发表电视讲话，祝贺1968新年来临，他在他第二个7年任期的第三年，他说法国将给越南和中东带来和平。

这一年元旦，巴黎市在法国文化部长的号召下进行了一场大大扫除，凯旋门等标志性建筑都焕然一新，高压水枪用来清洗巴黎圣母院700年来的灰尘，报纸上讨论这样搞卫生会不会破坏文物。《巴黎竞赛画报》提醒读者关注这个世界，美国将有一场选举大战，苏联的社会主义卫星国里正萌动自由的星火。

纽约，鲍勃迪伦在新年第一周发布了他的一张新专辑，此前他因摩托车事故沉寂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已经有5万台电脑在美国运行，其中15000台是刚刚过去的1967年运行起来的。

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每年的元旦哈瓦那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1968年的游行活动,卡斯特罗决定取消展示苏联坦克的环节，元旦游行的主题是纪念三个月前被杀害的切格瓦拉。1968年1月，众多西方学者参加在古巴召开的世界文化代表大会，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会后发表文章说，古巴自由、繁荣的文化活动，社会、教育方面的成就，以及让人喜爱的反物质主义的完美境界，不能不吸引着知识分子。萨特也极力赞扬：“古巴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那一年最先失去希望的恰恰是古巴的摊贩和私营酒吧，卡斯特罗揪出来了一个反党集团，开始消除私营企业。

东京刚被米其林指南评为“世界美食之都”，因为其拥有的米其林三星餐厅的数量超过了纽约和巴黎。既然如此，我们到了东京就免不了要大吃大喝一番，领队的陈老板吩咐手下：“去看看哪里有女体盛。女体盛是第一选择。然后看哪里有神户牛，神户牛是第二选择。”第二天确定，晚上吃神户牛肉，地点是六本木的濑里奈餐厅。

这神户牛几乎成了一种传说，号称它们都是喝啤酒，听古典音乐长大的。养牛人还要时常给他们按摩。一位在中国海关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经常查获旅客擅自带日本牛肉入境，一些高档餐馆，日本高级牛肉标价3000块一公斤，带一坨牛肉进来就能赚万八块钱。当然，还有美食家告诉我，北京所有的神户牛肉都是假的，一般能吃到大连牛肉就不错，大连和日本关系密切，引日本牛到中国来杂交，生产的牛肉质量也不错。

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听说我们要找女体盛，先是惊讶：“我在东京呆了十多年，从来没吃过，你们要找到通知我一声，我也去吃。”后又疑惑：“这女体盛听说好多都是由中国妇女躺在下面，这个不太好吧。”最后释然：“你们去吃濑里奈，那也不错，好多大公司请客，都是在那里。”

按理说，吃肉绝对不是一件有道德的事情。这个世界，最具道德优越感的是吃素。素食主义者强调，畜牧业和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比起某些变态的美食，我觉得吃肉的罪过还不算太大。濑里奈餐厅是铁板烧，先烤龙虾鲍鱼，最后才上神户牛肉，果然好吃。我没有当美食家的素质，品评不出这神户牛肉和爱伯塔省牛肉哪个更好，总觉得神户牛名声在外，多半还是养殖过程中讲究更多造成的。假设某一天外星种族入侵，他们喜欢吃人，那么最先被吃掉的很可能是喜欢喝啤酒喜欢古典音乐的那些人。

回北京之后看新闻，《河南商报》报道河南成为全国首个人道屠宰试点省份。文章说，当猪得知被杀恐慌后，会分泌一些不好的物质，出现“白肌肉”现象，猪肉的颜色发白，质软，渗入不良体液。人道屠宰可以让猪肉的品质更好，吃到的肉会口感更好，更健康。全文下来，并没有提养殖的变化，只说杀猪的时候要人道，那我疑心只这一道工序的变化，未必能让不那么好吃的猪肉变得好吃。

休·弗恩利·惠汀斯托尔Hugh Fearnley-Whittingstall，是英国著名的厨师，电视节目主持人，曾经做过一些很变态的晚餐大出风头。他大学里学哲学，工作却是在餐厅，赚了钱之后弄了个农庄自己备材料，养牛养猪搞有机蔬菜。他发出一个伟大的倡议，每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都应该在自己的院子里养两头猪，如果院子小，就在门廊那里养猪。这样才能保证吃得健康。惠汀斯托尔说，我们吃的动物大多来自养殖场，生前过得很悲惨，住的条件差，吃了很多抗生素和生长激素，所以不好吃。其实这道理尽人皆知，我姥姥每年春节都给我炖肉吃，炖了几十年，这些年总说，现在的肉不好吃。我知道北京有一高级俱乐部，号称是“绿领”，在郊区搞了片地弄有机蔬菜，但各自住的别墅都干干净净，没有养猪。也许这里面有个问题，按照波兰斯基的说法，他不能养任何动物，一旦养了就要付出感情。惠汀斯托尔原来养的牛都起个英文名，后来养的多了，杀的多了，就不再给牛起名字了。

《纽约客》杂志最近撰文介绍几个美食书，提到加拿大有位厨师新出的菜谱写真集，他用一些比较刺激的图片展示大菜的制作过程，他说要对全世界的精美晚餐竖起中指。《纽约客》评论说，其实他也对全世界的素食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保护者竖起了中指，在这个大厨看来，不管是拔起一根胡萝卜还是杀掉一头鹿，都是动植物由生至死，再供养人活下去的过程。这位大厨偏好猪肉，他强调自己的猪是从法国专门的农庄进的货，鸡是从加拿大一专门农庄进的货，他认为，只要找好供货商，餐厅就能保证食品的质量。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加拿大的牛肉已经不错了，可这位大厨说他很少做牛肉，因为他找不到合格的牛肉供应商。

另一本书是法国一农场主写的，他在巴黎开了家餐厅，专门做杀猪菜，时常回法国南部自己的农庄去杀猪，欧盟对杀猪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对动物权利和人道屠宰很重视，可这位农场主杀猪的方式和几十年前一样，他的书名叫《Pork & Sons》，很温情的回忆了自己当年跟着爷爷一起去杀猪的场景，讲述猪是怎么变成香肠和火腿的，书评家说，这本书不仅让你对你吃的肉感兴趣，而且让你对这些肉所来自的那个动物世界感兴趣。

说来我有一位亲戚就在北京郊区当屠户，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忙得要命，原来是用刀杀猪，后来改用电。可惜我从来不敢去现场观摩。有一年春节，我坐火车去河南，诺大的车厢里空空荡荡，路过一个村子，我看见一头猪，四肢伸展被绑在一个木头架子上，很像是一位受难的英雄。

尽管都是娶了个日本老婆，周作人和小泉八云对日本文明的评价并不相同，小泉八云原名叫Lafcadio Hearn，他娶了个日本人之后随妻子姓小泉，写了很多本分析日本的书，周作人评价他说，“常将日本人的敬神尊祖忠君爱国看得最重，算作顶高的文明···这种意见不佞是不以为然的。”

小泉八云把日本人学习西方的能力比喻成“一种惊愕的全国柔术”，柔术讲究借助敌人的力量，日本从铁路到军事体制都学习西方，小泉八云好奇，在这样的过程中，日本人的心智是怎样经受冲击的。他在《柔术》一文中描述日本的学生都要上军事预备班，每个村镇都有青年社团，在各种仪式上要唱忠君爱国的歌曲，要对着天皇敬礼。小泉八云感动了，并由此疑惑，西方文明总强调培养个性，以至于破坏了国民感情。他宣扬反对个人主义，要用教育熔铸出来智识之刀剑。

这种傻乎乎的教育观延续至今。日本在1999年通过“国旗与国歌法”，规定学校教职员在入学和毕业典礼上挂国旗、唱国歌。石原慎太郎在东京管事之后，在其辖区的学府内大力推行这项法律。处分了400个教师，开除了30多个。官司打到东京地方法院，2006年9月，法院判决，教师没有义务在仪式上向太阳旗肃立并齐唱国歌，东京教育委员会强制教师唱国歌，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不可侵犯思想良心之条例，向每个诉讼的教员赔偿3万日元。依我看，这样的判例只能说明，心智成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北海道政府大楼的院子门口树立一块倒计时牌，还有200多天，8国峰会就将在札幌郊外举行，恰好我们入住的酒店就是明年8国首脑要住的温莎酒店。此酒店高居在群山之上，可以眺望洞爷湖，羊蹄山，酒店顶层有一家米其林三星的法国餐厅，我们8人入座，顾盼之间很有睥睨天下的豪气：“咱们谈一谈欧佩克的问题吧。”大家商量了一下布什、布朗、默克尔等人的位置，又开始抨击小日本的狭隘心理。这小日本总以自己是“G8”中唯一的亚洲国家的代言人而腻腻歪歪的，他不邀请，我们不参加就是了，想我泱泱大国，多年未见的野生华南虎都出现了，那是“天降祥瑞”，澳大利亚选了个新总理都会讲中文，那是“四夷宾服”，来不来开这个G8会议倒无所谓。 

夜晚天降大雪，洞爷湖边的露天温泉充满诱惑，我躺在床上看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戴季陶先生望中国青年猛醒，有自信，有信仰力，“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废的堕落毛病。”这样来说，出去泡温泉实在颓废堕落，还是睡觉吧。

在札幌参观的第一个景点，是“北海道政府大楼”。这里纬度高，不过下午4点，街上就已是一片昏暗，此楼倒是灯火通明，24小时昼夜开放。二楼开有四个展馆，其中一个主题是“北方四岛”，一个是“桦太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库页岛。看日本字的方便之一就是能认识其中的汉字，库页岛展馆的屏风是一片蓝色的海洋，上面是一位日本诗人的诗，大体不过是“海风吹拂”之类。“北方四岛”展馆里有签名簿，参观者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库页岛这边相对客观的陈列日本人当年怎么在岛上生活，怎么和俄罗斯人划定界碑，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拿到了南库页岛的控制权，二战之后日本失去了自己的“北方四岛”，1951年宣布放弃库页岛。

两个展馆里都陈列着岛屿模型，地名都用汉字标注的，我左看右看，觉得这鄂霍次克海边有两个台湾岛大的库页岛是咱们的，《爱珲条约》割让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俄罗斯，其中就包括这个岛屿。这两个狭小的展馆不过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弱肉强食。我们的革命先驱为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曾口头上扔掉无数土地，对于我等小农意识的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那样的治国方略，《甲午海战》电影里，李鸿章痛斥邓世昌等人：“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现在我每逢张嘴要议论些大问题，也还能依稀听到这句台词。小民和不学无术之人，非但不能说国家大事，就连上公共厕所也不配使用卫生纸和高级马桶垫，放那么多手纸还不都被人顺跑了，用那么高级的马桶垫还不很快就损坏了，因为我们素质太低，而且我们相信自己素质低。

何况张嘴议论国事非常有难度，以周作人这样和日本关系极其密切的学者，写文章也总是谈日本的吃穿住行，他说中日关系，如“希腊与罗马”，这个容易理解，日本人从中国学东西，然后演变成军国主义的罗马，可另一篇文章，他又说日本人也能自己创造文明，算得上是东方的“小希腊”。他还打比方说，中日如亚洲的法德，这个比喻也好理解。德国人嘲笑法国人胆怯懒散，打仗打不过希特勒，还有投降的维希政府，法国人并不一定要搬出拿破仑给自己脸上贴金，他们说，正因为胆怯和懒散，我们才不会有一个希特勒这样的领导。这样缺点变成优点了，我也努力想把咱们“亚洲法国”的缺点变成优点，梁启超先生在《中国积弱溯源论》里说我们愚昧、奴性、为我、好伪、怯懦、不动，不知道国家和天下、国家和朝廷、国家和国民的关系，100多年了，这些缺点变成优点了吗？

刘先生接下来提到的一个日本人却是典型的“东亚病夫”，他叫芥川龙之介，1921年跑到中国做了一圈采访，写了本《中国游记》。此人体弱多病，35岁就自杀了。有日本人说，他之所以害了胃病，是因为他跑到中国给累着了，其实他在西湖留下的照片表明，他来的时候就够瘦的。他和章太炎先生的对话中说：“比起西洋人来，我们日本人的身子都有些单薄。” 章太炎说：“是的，穿了西服的日本人，看起来有点寒酸”。那次会面，芥川龙之介穿的是西服，章先生穿的是棉袍子。

芥川龙之介看到的是衰败的中国，他对上海城隍庙湖心亭有一段细致的描写，说好多人在那里随地小便，很脏。日本人爱干净，并且把这当作“西洋既无，东洋亦无”的“国民特质”，1922年郭沫若写过一篇日本游记，说日本的城镇也不是那么干净，街道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塘，郭老在街上抽了根烟，感叹“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无法医治呢。”

日本人爱干净，现在被当成我们教育国民的素材。1998年世界杯，日本球迷跑到法国去看球，他们的看台不留下任何垃圾，每个人都带着个小垃圾袋，把自己的垃圾装好。我们的电视主持人感叹，“日本足球可敬，日本球迷的表现更可敬。”这次到日本，下了飞机上了大巴，导游就给每个人发了个可降解的塑料袋，晕车呕吐或者瓜果皮都可以处理。中央台的白岩松，前些日子在日本采访，回国后感叹，日本荒郊野外的厕所里都有卫生纸。我去过加拿大一些荒郊野外的厕所，也都有卫生纸。白岩松感叹的当然不是卫生纸，而是谁去荒郊野外放那些卫生纸，这些厕所和卫生纸后面的社会保障系统是怎么运营的。我们在札幌的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卫生间里也大发感叹，每个隔断里居然放着四大卷卫生纸，更重要的是，每个马桶都有加热和局部冲洗的坐垫，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感叹：“1993年，东京市政府送给北京市政府两个马桶垫当礼物，我们的副市长自己安了一个，想不到这小日本的公共厕所里都安上了这么个玩艺儿，要想赶超他们可真不容易。”

5年前，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穿梭巴士上，寥寥几个乘客，只有两个东方面孔，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然后双方都把目光移开。下车的时候，我们同时走到门前，互相谦让，但没有对视。我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干净的衬衫、得体的西服便装，而我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夹克。3年前，在西藏的一辆大巴上，导游自我介绍：“我喜欢户外运动，我还是一个音乐人，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我作词的歌曲，叫《血洗东京》。”他扯开嗓子唱起来，我对他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夜晚扎营，我们去镇上吃饭，他在营地里守望，点燃酒精炉：“吃完饭回来喝咖啡。”两小时后我们回到营地，他还在摆弄那个酒精炉，这里海拔太高，水煮不开，所以没有咖啡喝。但我感觉他那样子，很像是一个笨拙的炮兵，已经打到了樱花烂漫的上野，却没有发射出一枚炸向东京的炮弹。

日本这个国家在我脑子里并不存在。比如说，某个朋友告诉我，他去德国的图林根州瓦特堡参观了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那个小房间，尽管我没有去过那地方，但我会动用自己全部的想象力来想一想那个房间会是什么样子，我也会搜罗一下马丁路德的事迹和圣诗，神游那么一会儿。这样的神游让我去过非洲和巴西，但我从来不曾神游日本。这个国家以一种顽固和特定的形象印在脑袋里，他曾向你学习，然后超过了你，他就像一面镜子，你俯身上去可以看到镜中的富士山和鲤鱼旗，把镜子拿远一点，那些风景与传说就消逝在一片云雾之中，只要观望，就会对照自己。

我很小就意识到这种不适，那时候电影院里没几个电影看，《甲午海战》最后那段邓世昌要撞沉“吉野”，我自恃以前看过一遍，自作聪明的大喊：“快放鱼雷。”旁边的兄弟连忙捂住了我的嘴，好像全电影院的观众都要奔过来暴打我这个小贼。后来这段甲午海战的故事被演绎了许多次，有电视剧，有历史书，越看越百味杂陈。

事实上我们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依稀记得柳海光、容志行那届国家队，赢日本队两个球不在话下，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展职业足球，也都派孩子去巴西留学，没两年的光景，我们就赢不了日本了。1996年亚洲杯小组赛最后一场，谁都知道那将是场默契球，最后一分钟，相马直树一脚射门，咱们0：1输了。相马直树表情诡异的笑容，让无数球迷难堪。当时我还写球评，煞有介事的分析为什么我们的足球被日本人赶超，后来才看到刘大杰先生1936年发表在《宇宙风》杂志上的文章，那一年我们的足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100多人的代表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刘大杰先生感叹，中国是身体衰弱的世家子弟，日本是强壮野蛮的农村青年，西洋文明这一针打在身子骨硬朗的日本人身上有效果，中国衰弱的体质挨上一针没准儿就送了命。健康的民族才有武士道精神，“衰败堕落的民族里，只能产生投机变节敷衍与不抵抗的行为。”

没完!

这是札幌洞爷湖温莎酒店外面，明年的8国峰会就在这里举行。这些领导们够惨的，为了躲避人民，在全世界的山沟子晃悠。

这是日本的皇宫了，天皇就住这里头，按照日本神道教的说法，他们是神的孩子，可惜他们不像英国女王那样有用，除了研究植物，观察鸟类，谁都不需要他们。

这是京都的清水寺，不是浅水寺，东京那个叫浅草寺。

这是金阁寺，三岛由纪夫有个小说叫《金阁寺》。它没被美国飞机轰炸掉，也没被僧人放火烧掉，楼顶上那个凤凰也还没变成不死鸟。

琼瑶电影《聚散两依依》的结尾，钟镇涛拿了把吉他，在机场唱歌来挽留他的爱人，爱人被打动了，不去美国了，奔向歌手的怀抱。这是电影的高潮，遗憾的是，那首歌实在太难听了。很早以前看过一个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电影，夜晚，芭芭拉回家，情人将她送到楼下，两个人似乎也闹了别扭，芭芭拉·史翠珊在屋子里怅然若失，她的男朋友忽然在楼下放声歌唱，歌声炒醒了邻居，也唤醒了爱人的心，那首歌叫《今夜无人入睡》。看完这个电影，我知道了两件事，第一，《今夜无人入睡》是一个很高难的歌剧选段，第二，人们很容易被这首歌打动。后来，听到帕瓦罗蒂在各种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流行歌手迈克尔·波顿也唱这首歌，这样的频率丝毫没有降低这首歌的感人程度。

今年YOUTUBE上流传一段视频，英国的一个选秀节目，一个其貌不扬的胖子上台，评委问他要表演什么，胖子露出参差的牙齿回答说：“唱歌剧。”评委和观众都没什么期待，但那胖子一唱起来，所有人都被感动了。他唱的是《今夜无人入睡》。如今这胖子的故事已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他叫Paul Potts，参加选秀节目之前在一个手机店里卖手机，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歌剧，花了不少钱去参加培训班，在意大利的一个培训班里，帕瓦罗蒂听过他的演唱。保罗还参加过歌剧演出，即使刚动完手术。他的妻子也是个胖子，坦白的说，这两个胖子是典型的贫民形象，但胖妻子一直支持保罗的爱好。保罗一直是个倒霉蛋，骑自行车也摔得骨折，妻子就一直照顾他。胖保罗最终凭借《今夜无人入睡》拿到了选秀节目的冠军，他的第一张唱片也已经出版，国外叫《一个机会》，国内引进叫《决战星光》，好像保罗参加的是中央台的“星光大道”。

YOUTUBE上有许多段视频，他的手机店老板祝贺他获得胜利，不用再卖“神州行”卡了，英国的“神州行”卡叫“PAY AS YOU GO”。选秀节目的制片人说，他的声音一般，但人们不在乎，人们要的是他的故事。比如他长得难看，小时候总受欺负，一个落魄者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这样的故事一点也不新鲜，但消费者对这样的故事需求量极大。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就用YOUTUBE上的视频做了一期节目，英语培训学校的老师，外企工作的高级白领，都说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他们，让他们坚信，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保罗还有中国粉丝网站，一个中国姑娘说：“我也要成功，我也是从小就受欺负，因为我长得胖。”

英国人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一书去年就有了中文版，他说，“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性爱的成功、经济的成功和职业的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他说，现在，我们要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就必须期望更多的东西。德波顿的书还是给“焦虑—成功”强迫症开出了一些药方，比如接受艺术的熏陶。

保罗的唱片、音频和视频提供的只是一个成功者故事，还是一个人们欣赏歌剧的入口？反正听他唱完《告别的时候》，我重新找出来莎拉布莱曼和波切利合唱的版本听。英国BBC电视台几年前播出过一个主动接受艺术熏陶的故事，一个小伙子，某一天忽然意识到，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对莎士比亚实在了解得不够，于是他打算在一个月之内看完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英国的演出市场倒也非常丰富，在各个城市都有莎士比亚的戏上演，于是这小伙子坐火车在英国奔波，只为了看这里演出的一场《第十二夜》或者那里演出的一场《李尔王》。可惜当年没有YOUTUBE，这个纪录片没有在全世界传播，写信去BBC询问，人家回答说，我们每年播出的片子非常多，你们提供的线索太简单，我们无从查找。如果你们能提供更多的线索，比如主人公的名字，电视导演的名字，也许我们能找到。

BBC当然不会记得他们播出过的每个片子的主人公，但他们肯定会记得自己的“李思讲座BBC Reith Lectures”上的每一个主讲人，能到BBC第四电台Radio 4去讲座的，大概和上“百家讲坛”一样，在网上能找到1948年罗素的演讲录音。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在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去“李思讲座”发表系列演讲，后来整理成书，书名是《恐惧的气氛》，他说，每个人活着都是为了尊严，为了自由，个人、社群或者国家，都怕失去尊严，害怕被另一些人、另一套价值观、另一种品味、另一种信念所控制，所以拉登去撞双子大厦，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打仗，巴勒斯坦“人体炸弹”去炸以色列的超市，英国地铁、西班牙火车站被炸了，激进分子绑架西方人斩首示众。

按照索因卡的说法，“追求人类尊严是最能促成战争、内乱、自愿舍弃生命的因素之一。”由此说来，在这个乱哄哄狠叨叨的世界，托福拿高分，白领拿offer，每个人为自己的成功和尊严所进行的那一点点努力，非常温和。所以祈求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去地坛公园，坐在一棵树下靠着树干看书。那里不少老树都贴上标牌，告诉你这是什么树，树龄多少。当时看三毛，三毛在《梦里花落知多少》中有首歌：“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后来看《杀死一只知更鸟》，哈伯·李的哥哥在树上搭建了一个树屋，宣称自己要住在树上，这对小兄妹能有一棵大树做伴，真让人羡慕。

曾经有一次，我对着一棵枫树拍照，那棵枫树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金黄的色泽，那颜色似乎在不停的变化，一会儿偏向黄色，一会儿又像红色燃烧起来，轻风吹拂，那个树摇曳生姿，但我拍下来的照片都无法捕捉到她的生命。我钻到树底下，希望能拍下这棵树的枝蔓，拍下阳光照射下近乎透明的树叶，到最后又一次对自己拍照片的能力感到绝望。然后为自己开脱，只有画笔和油彩才能画下这棵树。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自传描述过她家的庭院，“童年的世界是那样的美好、安宁和激动人心，最使我着迷的要算庭院了。我熟悉院中一草一木。每棵树都富有特殊的意义。” 阿加莎的院子有三部分，先是菜园子，有木莓和青苹果，然后是草坪，上面有圣栎、雪松、惠灵顿树和冷杉。然后是白杨树林。和她相比，当年我家的院子也不错，有指甲花、向日葵、葡萄架，有一年响应政府号召还种了蓖麻。我姥姥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杏树和一棵枣树，原来还能吃到枣，后来那枣树慢慢枯死。

今年夏天的一场暴雨过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某位朋友带着哭腔哀叹，她窗前的一棵大树被风吹断了，她刚花了不菲的租金租到这间能看到树木的公寓，我们与自然是那样隔膜，以至于能从窗户看到一棵树就能感到幸福，不料这幸福只持续了两个月。

感恩节这一天，欧锦赛预选赛全部结束，英格兰队又被淘汰了，我在网络上看各家报纸怎么骂麦克拉伦，意外发现一棵栗子树的故事。栗子树我认识，大学校园里就有不少，秋天落下满地的毛茸茸的栗子，剥开表皮才看到栗子种子，放到锅里翻炒才能变成糖炒栗子。新闻里的那棵栗子树，生长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叫“安妮的栗树”。就是写《安妮日记》的那个安妮·弗兰克。在患伤寒病死于纳粹集中营之前，她有两年的时间躲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里，这个小姑娘记日记，她说，战争不是政治家和资本家的事，许多人都在战争中表现出恶的一面，但战后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她希望到时候她能成为一个作家。她说“我知道我能写”，她相信自己能凭借文字长留人间，“我希望我死后，依然能够活着。”从她的藏身之处，能看见一棵栗子树，现在这棵树22米高，150岁。按照统计，这棵树今年只有28%的枝干还处在活的状态，去年是36%，一般来说，一棵树33%活着，就该被当成死树处理，本来它已经要被砍伐，但荷兰法院这天下令停止砍伐。

人们在讨论该怎么拯救这棵树，有一位邻居，捡了一个栗子在eBay上拍卖，他说，有了这颗种子，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种下一棵“安妮的栗子树”，安妮小屋的管理者说，谁要是花钱买这个栗子当树种谁就够蠢的，可拍卖价格不断上升。

《安妮日记》有很多版本，在某一个版本中，日记截至于1944年5月11日，安妮说她要整理电影明星照片，必须读完《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和《伽利略》的第二部分，还要读《圣经》，“还有许许多多问题需要探索和研究，凯蒂，你看我的脑袋都快炸了!”这样结束也许是某个编辑的特意处理，但她在1944年8月被关入集中营前还有三个月可以写作。

阿加莎·克里斯蒂1950年开始动笔写自传，拉拉杂杂写了15年，到她75岁的时候才完成。她回忆自己少女时代的阅读，说《圣经·旧约书》是她最喜欢的读物，她说“就连当时的儿童小说也充斥着病残和早亡的故事情节。”她提到一本书，“写的是一位德国小姑娘，她是个残废，整日躺在床上，凝视着窗外。”

安妮小屋的管理者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说，这棵大树如果倒塌将威胁安妮纪念馆的安全，这棵树的主人是阿姆斯特丹市民委员会，即便这棵树被砍伐，纪念馆也无权把这棵树的残片当成纪念品，他们照料这棵树12年了，即便用钢索加固，这棵枯树也不再是当年安妮从阁楼中看到的那样子，他们已经嫁接了一棵小树，现在2米高，估计8到9年之后能长到10米高，“那时候就会成为安妮在日记里描述的一棵大树。”

1944年2月的每个清晨，安妮都到阁楼上呼吸新鲜空气，看着栗子树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积攒的露水，闪着银光，在蓝天和阳光下感到兴奋。4月，栗子树开始长叶子，“你能看见那细小的生长。”1944年5月13日，安妮在日记里说，“我们的栗子树枝繁叶茂，比去年更漂亮”。

渣打银行一位经济师计算出中国的相对发展速度，美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1/4年，或者2.8个月；英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3.1个月；也就是说，中国的生活节奏快了4倍。在亚洲国家中，新加坡的1年等于中国的半年，而韩国的1年相当于中国的8个月。详细报道参见经济观察报或者杜然的博客。

500年前，所有的事情较之于当代，其形态都更为确切清晰。忧与喜，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似乎比我们所认识的更大。无论忧伤还是喜悦，在一个孩子心中，每种经历都是明晰和纯粹的——光明与黑暗，宁静与喧哗之间的差异就仿佛夏与冬的对立，这种对立远比我们今天所体验的更为强烈。在现代都市里，我们难以找到完全的黑暗和绝对的沉寂，总有一缕淡淡的灯光或者一声遥远的呼喊打破那种纯粹。——约翰·怀兹达《中世纪之秋》，转引自新星出版社作家旅游丛书《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