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欧洲杯的时候，欧足联将电视与网络视频分开销售，他们还卖移动电话的画面。2010年冬奥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购买的转播权，就已包括宽带互联网、无线平台和即时点播的权利。

雅典奥运会，中央电视台是国内唯一一家获得转播权的电视机构，他们将网络视频的权利卖给了几家商业网站，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这次奥运会，我们将首次实现“网上看奥运”。到2008年的时候，估计手机、手持终端也都能看到奥运会了。不过，在此次传播领域，激起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中央台数字奥运频道的收费问题。

从介质上，我们可以分网络、电视、平面等等。还有另一种划分，那就是花钱的和不花钱的，虽然我们现在看电视也向有线电视运营商交钱，但因为交的少，一听看数字电视每月要交50多块就有些着急。害怕将来要为一场重要比赛而支付费用。

能拿成人频道推广数字电视，人家就不拿奥运会来推广了。免费节目和收费节目这两端都会有市场，观众会有不同的需求。8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项有关美国媒体的综合调查显示，去年美国消费者在新媒体上的支出达到了1784亿美元，占媒体营收的27.5%，首次超过了广告收入。也就是说，人们花在付费电视、视频游戏、DVD、互联网上的钱给媒体公司带来了比广告还要多的收入。自1998年以来，消费者在新媒体上的开支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9%，相比之下，对于电视、电台、杂志和报纸等由广告支持的媒体，人们这些年来所花的时间和金钱没有增长。

调查还显示，消息来源的选择越多，消费者的总支出就越多，而不是在不同媒体形式之间进行切换。这就是说，有了中央台的收费电视，不等于你就少买报纸或者不上网了，而是你在报纸、网络、电视、收费电视中转悠，花钱更多了。

收费节目的增加是一个趋势，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花钱买信息。咱们这里一时还不太能接受付费电视，但手机短信却很容易普及。去年，美国消费者把可支配收入中的2.25%用于通讯，这比25年前的数字几乎翻了一倍。中国人的通讯支出翻一倍绝对用不了25年，大家定制奥运短信、重要新闻，这就是号称“第5媒体”的无线平台。

回家看看，能让你舒服的东西都是50年前发明的，洗衣机、微波炉、电冰箱、吸尘器等等，那这10年大家忙活啥呢？手机、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生活的入侵，让我们得了一种信息强迫症，惟恐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到了奥运会这样的“人类盛典”，我们的强迫症发作得就更厉害。花更多的钱去买新闻、看节目，就是治病呢。

周六，青岛大雾，等到下午5点左右，我们才开车到青岛码头，穿过码头工人的食堂与宿舍，各色货轮，在我公安巡逻艇和海事缉私艇、破旧驳船之间，登上一豪华游艇。船员是一英国人和一德国人，他们想把船卖给随便哪个中国人，只要2200万。

等了半小时，终于出海。实际上就是在海上转一圈。但还是很爽。夕阳之下，游艇停在海上，大家下海游泳。虽然海水不像三亚或马尔代夫那么干净。

海风吹来，游艇上抽烟喝啤酒。

我在香港见过游艇码头，就在市中心地带，谁有多少钱一目了然。我在蒙特卡洛和尼斯见过游艇码头，能在那里出海一游，比青岛来劲。

邀请我们出海巡游的家伙，有希望成为明后年的中国首富，他说中国的别墅实在和农村差不多，隔两块地就成别墅了，太不方便。所以他要住公寓。看来，他不会买游艇了。

看译文上非利普罗思的小说垂死的肉身，里面说

一个男人如果不曾涉足性冒险，那么他一生中就少掉了三分之二的麻烦。正是性弄乱了我们本来正常有序的生活。

原文说“不曾冒险涉足性行为”，我觉得该是“不曾涉足性冒险”

还有一段——

你看色情电影，想要里面那个女孩，可电影里谁在干她你都不会嫉妒，他成了你的代理人。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看刘雪枫老师《日出前让悲伤停止》，前面有一诗人的序言，讨论如何用文字写音乐，真是个难题呀。刘老师以前那本小册子好看，陈丹青那本“音乐笔记”也好看。
最近看了陈平原老师《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讲明清散文的，文人之文那部分看着过瘾，到学者之文那部分我就停下来了。

“我，机器人”，这个小说名字最早出现于1939年，小说作者是依安多·宾德。当时19岁的阿西莫夫从中找到灵感，写出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机器人小说《罗宾》，小说里的机器人保姆比较符合我们今日的设想——能干活，不说话，不介入家庭矛盾；但阿西莫夫的第二个机器人小说《理智》就把人类置于危险之中，一个叫柯蒂的机器人在“太阳站”上工作，他负责转换太阳能并将之传输到地球上，但他不相信自己是低能的人类制造的，他觉得地球不过是一个幻影，一场太阳风暴即将来临，如果柯蒂不保护能源光束，地球就完蛋了，两个“维修工”前往太阳站说服柯蒂，最后不过一场虚惊，机器人还是要按照人们预定好的程序办事，他的自尊心并不重要。

1950年，阿西莫夫将自己9个关于机器人的故事结集出版，毫不客气的用了《我，机器人》作为标题。他的“机器人三定律”在1941年的一篇小说中问世，有分析说，这个“三定律”参照了牛顿三大定律的句式，有矫揉造作、假装科学的味道，但最新的电影《我，机器人》已经把它简单化了——机器人“不能伤害我们；听我们的；保护你自己。”

早在1977年，好莱坞就购买了《我，机器人》的电影版权，《第三类接触》、《星球大战》当时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当年的编剧艾利森将《我，机器人》的剧本写到了200万字，阿西莫夫本人认可当年那个据说很“前卫”的剧本，但他自己不太愿意与好莱坞合作，尽管他曾经和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等导演有过接触，但他说过：“我讨厌好莱坞，总想办法躲它远点儿。”

目前在美国票房排行榜上位居第一的《我，机器人》，只是借鉴了阿西莫夫小说中的某些元素，而不是改编他的作品，更不是要为了向50年前的小说致敬。有一位美国影评人在看完电影之后总结了“机器人科幻电影三定律”——第一，导演必须遵守空间、时间以及运动的定律，除非他的电影就是要颠覆空间、时间或者运动定律的。但千万别以为电脑做出来的画面就真实。第二，导演不要炫耀特技和动画效果这类东西，这种类型片的导演都很蠢，不需要这样掩饰。第三，导演不要为了取悦青春期观众特意卖弄打斗和飞行镜头，孩子的反应能力跟认知水平成反比。这篇影评说，《我，机器人》违反了这三条定律。

阿西莫夫拥有众多“fans”，所以也会有一帮“阿西莫夫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觉得日本奥姆真理教从阿西莫夫的“救世”思想里找到灵感，“基地”恐怖分子看了他的“基地三部曲”才为自己取了那么个名字。现在他们说，电影编剧和导演曲解了阿西莫夫。

最近，霍金在修正他的黑洞理论时说：“我要向科幻小说迷道歉，因为你们不能通过黑洞去畅游另一个宇宙。”也许，霍金的理论会被小说家、通俗电影曲解，但说通俗的好莱坞曲解阿西莫夫，把后者抬到一个科学大师的地位则有些莫名其妙。

阿西莫夫的作品数量多，质量参差。在他1992年去世时，他出版了470本著作，包括科幻小说、文学名著的注解本、打油诗等10个门类。纽约时报在他的讣闻中统计——他的头100本书花了237个月，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完成于1969年10月。接下来的100本在1979年3月完成，用了113个月，9年半的时间，也就是每一年写10本。再下来的100本用了69个月，1984年12月完成，不到6年的时间。这种生产能力就像是廉价饭馆，饭菜的味道可能不会让你满意，但大厨炒菜的速度让你惊叹。阿西莫夫的生产能力使他成为科幻小说作家最好的象征：想法多，创作速度快。阿瑟·克拉克，英国科幻小说作家，他经常会接到一些读者来信，向他诉说关于科技的种种奇思秒想，这个英国绅士以一种幽默的、恶作剧的心态这样回信：阿西莫夫先生肯定会对您的想法改兴趣，他的地址是——

提到机器人，人们经常会说到阿西莫夫那篇《活了200年的人》，主人公是个机器人，他的理想是变成和人一样的人，他活了20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改造自身的组织，争得了与人一样的权利，但他最后意识到人总是要死的，这种脆弱使人区别于机器，于是他决定死去。





参阅阿西莫夫自传《人生舞台》，米歇尔·怀特《阿西莫夫的生活》

网上流传赵忠祥老师的一个录音，来自绯闻案的女主角饶颖，录音不知道是真是假，据说其内容与赵老师一贯形象很不相符，但我决定不去听，在心中保留对《动物世界》的美好印象比满足“窥私癖”更重要。同样的道理，我也决定不去看《十面埋伏》，张艺谋已经拍出过《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这些电影已经确立了他大导演的地位，评价一个人，要以他达到的最高境界为标尺，而不是向下看齐。尽管他不断降低自己的水平。但张艺谋最近几年的尝试，依旧保持着足够的胆量，他不怕砸牌子，奋勇投入到商业电影的整个操作流程中去。

在《孔繁森》、《宇宙与人》这类党组织的集体看电影之后，《英雄》和《十面埋伏》都开创了新的准集体看电影模式，有公司包场报答客户，有文艺青年集体观赏便于批判。而太庙的歌剧《图兰朵》、丰田威驰买断《焦点访谈》后3分钟一次性播放张艺谋执导的广告、北京的申奥宣传片，分别显现出张艺谋在国际化、商业与文化相结合、迎合官方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的成功。肖洛霍夫是斯大林时代的文艺“国师”，张艺谋俨然也有“国师”一样的地位，自江青以后，他可以说是中国文艺创作中最有权利和自由的一个。国际、商业、官方，这三方面都搞定，该是个多么主流与上层的人物。他已经站在舞台中央，得到喝彩或批评都不会影响这个位置。张艺谋的主流地位一确定，他就有更强的势力来向消费者推销他的艺术，而风雅的商人就像苍蝇一样簇拥到他肥沃的创作能量中来。另一些媒体工作者像得到了某种暗示，说中国只有一个张艺谋、要保护，他们和导演雇佣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一样，参与了集体创作，虽然不是在包住宾馆中的床上进行的。

在最近一个电视采访上，张艺谋侃侃而谈——批评一个电影很容易，你说他故事还不够，人物还差一些，这样的话永远是正确的，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故事和人物是一辈子的问题。他在电视上还表演了一下批评家说话的语气，带着一点嘲笑姿态。小人物描摹大人物的时候总免不了用“鸭子视角”，一个鸭子在人面前溜达，他的位置低，要抬头才能看见人；而大人物对小人物也免不了“老鹰视角”，从上向下俯瞰芸芸众生，只看见人头而不关心人头脑里想什么，目前，张艺谋这只老鹰就在全国电影院的上空盘旋，数着有多少人走进埋伏圈。

对《十面埋伏》的批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显得小气、局促、过分关注细节。多年来，艺术批评早已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它对同样边缘化的小电影保持沉默，有了几个所谓“中国大片”，就热闹一场。可惜，这样的批评既奈何不了冯小刚，也奈何不了张艺谋。他们有资格蔑视任何批评，我们也有资格嘲笑或者漫骂《十面埋伏》，但是，对一个商业电影最好的批评就是100个商业电影，对1个商业大片最好的批评就是10个商业大片，对2000万美元制作经费的最好回应就是20个2000万，对1个牛逼导演的最佳评论就是还有10个牛逼导演也在拍电影。

张艺谋取得如今的地位，在于他的才华、妥协与智慧。许多人到了中年就变得昏庸、缺乏判断力、对自己和周边世界的认识出现偏差，张艺谋也未必能例外。说他江郎才尽很容易，但他确实曾经拥有过人的才华，而许多后进导演，你会怀疑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才华。如果说他拥有了某种艺术霸权，那么也就是说，对他的艺术挑战还太软弱无力。在我们对张艺谋的失望背后，是对目前文化产品更大更深的失望。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上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层层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24岁的特里已经是切尔西的队长，他在接受《男人帮》杂志采访时说：“如果我能制造一个足球运动员，他要有齐达内那样的技术，亨利的速度，也许还有贝克汉姆的右脚。当然，最好还有马克莱莱那样的老二。” 马克莱莱是特里在切尔西的队友，外人无从知道切尔西更衣室里的秘密。
那本《男人帮》还有一个ps2的广告,是小罗在巴西里约的海滩上看关于欧洲杯的报纸,这个当年击败英格兰的家伙赤着上身,大概他看到小贝罚失点球一定坏笑.
希腊怎么就成冠军了,我现在还恍惚着不太相信.

一般，没有比赛看的时候，大家就拿足球解说员说事，谁解说的时候出错了，谁的话太云山雾罩了，裁判错判那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足球解说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我觉得黄健翔解说丹麦捷克一战时候说出的那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在太经典了，准确、文艺腔，至于这句话到底来自卡夫卡还是昆德拉，没必要深究。后来，后方演播室里的后生也来了段文艺腔，提到卡夫卡的《变形记》，结果就有人不满了，说卡夫卡是奥地利人，说捷克队的比赛扯一奥地利作家干什么呀。
这次中央台转播欧洲杯，并没有能够垄断转播权，所以我也能看到北京台的转播，我发现北京台的转播是革命性的，中央台给出巨奖的诱惑，让球迷发短信，写条短信评球能有8000元收入，北京台是即时互动，你发一条短信说捷克队别站成4231，变阵为442吧，主持人当时就给你念出来。多年来，我们对解说员的批评总暗含着对一种话语霸权的不满，现在大家都来短信评球，则颠覆了他们的话语霸权。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与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由少数人把持的足球解说势必将回到群众手里，我有一个梦，梦想着有一天，随便一个球迷就能通过卫星将自己的看法传播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以中文为母语的观众。这样的话，当有人强调卡夫卡是奥地利人的时候，我就可以参与到一个文学讨论中去：卡夫卡与布拉格精神，《布拉格精神》一书与捷克足球的关系。通过讨论，我肯定能找到文学上的知音，找到精神上的知己，找到许多和我一样落魄的文学中年。这么多年了，大仙在每次世界杯、欧洲杯之前都复习一遍世界文学，把箱子底里的《外国文艺》找出来看，容易吗。
不管北京台还是中央台，短信收入都是不小的，指责人家这样赚钱没意思，短信火暴，支撑着中国三大门户网站的股价，印度一农民说：农民收入低没地种，这个国家能靠发电子邮件生存和发展吗？以中国的经验，靠短信发展是有可能的。
满大街都是寂寞的朋友，深夜不睡觉看球更是寂寞的征兆。大家多么渴望交流呀，通过这个交流平台，大家在足球之外还可能找到其他同好。
 
以下引自小贝的瘙痒宅,卡夫卡的千古疑问呀


Do you suppose it is true that one can attach girls to oneself by writing?’ Franz Kafka once asked his estimable friend Max Brod。What did he mean? — by writing morbidly masochistic love letters to Felice, Milena, Dora et al., or the
aphrodisiac impact of creating, then suppressing, enigmatic allegories like The Trial and The Castle?

你觉得靠码字真能泡到妞吗？弗兰茨·卡夫卡曾经这样问他的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就他？靠给菲丽思、蜜伦娜、朵拉写的受虐狂般的情书，还是靠那些不是亢奋就是压抑的神秘寓言比如《审判》和《城堡》？
 

我很早以前就看过电影《早春二月》，但一直没有看过柔石的原著。上大学的时候，我跑去听一位著名教授讲现代文学史，他讲的是柔石的《二月》，但我脑子里对原作的文字没有任何概念，倒是对电影中的一幕幕场景记忆深刻。教授仔细分析原著，大概借助了细读、修辞等批评手段，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萧涧秋既不喜欢文嫂，也不喜欢陶岚，他喜欢的是文嫂的女儿采莲。他离开芙蓉镇投身革命洪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伦之恋带给他沉重的负罪感。
电影里的文嫂是老明星上官云珠演的，陶岚是谢芳演的，影片开始是江上的一条船，小采莲拿着个橘子在玩。教授的结论一出来，我就努力回想电影中哪个镜头曾经给出这样的暗示，但一位诗人师兄已经站在教室中间，大声指责教授的谬论，这位师兄以情诗闻名于校园，经常参加诗歌朗诵会，有许多女同学对他心向往之。卡夫卡曾经有千古之疑问：你觉得靠码字真能泡到妞吗？在80年代的校园，写诗的确能泡到妞。但那时还不推崇文人以流氓自居，纯洁孩子似的作家才是榜样。闲话少扯，这位诗人师兄洋洋洒洒说了一通，中心思想就是教授将一个美丽的故事庸俗化了，变得肮脏了。
我当时已经被教授的那套分析方法完全迷住了，哪里是讲文学？分明是侦探的套路，通过文字、故事中隐藏的蛛丝马迹，教授在讲台上破案：萧涧秋的流氓心理被揭露出来，柔石的性压抑也将水落石出。后来的学习终于让我归纳出教授的侦探方法都有什么：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等。这一大嘟噜新玩意比当时学的《文学概论》有意思多了，“文概”讲的全是马列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环境与人物，很无聊呀。
很久以后，我才反思，搞文艺工作还是要学习马克斯，他老人家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何产生一种“世界文学”：“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以来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据说很早以前，中学生看《青春之歌》，看的最多的那几页都是关于谈恋爱的，那些页码被反复阅读，所以最易发黄烂掉。我现在还记得《青春之歌》开头那几页是写火车上的林道静，她穿着白裙子，带的包也是白的，一副柔弱的样子，她要到北戴河去。这开头搁现在就是海岩的小说或者赵宝刚的电视剧呀，肯定是让李小冉演林道静。至于《青春之歌》的爱情段落，我记不住了。上初中的时候，我旁边一同学看小说也喜欢在有性描写的页码上折个角，我抓过他一次“现行”，那本书叫《卢布林的魔术师》，马拉默德的小说。都是从书里面找点儿黄色的东西，60年代的学生只能看《青春之歌》，80年代就看马拉默德。马克斯早料到了这种新旧、中外之分。
我虽然没有目睹一个“世界文学”的诞生，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世界电影”的诞生。比如大家在谈论的所谓“中国大片”，较高的投资、国际化的操作、大规模营销，这种消费的趋同可以用“全球化”或“现代性”来描述，也可以用后殖民理论、文化多元主义等文艺理论武器来批判，但这样的文人游戏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会偶尔看看那些老电影，它们在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下生产出来，带着那样鲜明的中国痕迹。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文化消费有什么不满，并不一定是说，怀念过去的产品中就获得什么宽慰。
我们的生活早已经变的彻底非神圣化了，林道静的理想追求可以由她对三个男人的爱情来表现，萧涧秋的迷茫也可以通过一段三角恋爱俩表现。新的30集的电视剧《早春二月》已经开拍，最吸引人的是女主角董洁，据说这个戏的制作班底来自《金粉世家》，鲁迅要是活着肯定想不明白左翼作家的东西怎么和张恨水的东西能整出一个味来，浙东小镇，几个年轻男女，这东西和琼瑶都可能是一个味的。剧中的采莲肯定要塑造成一个活泼可爱又饶舌的小姑娘，她的弟弟阿宝倒可以省略，反正他在老电影里最后也是死去，没一句台词。文嫂拖着一个可爱的女儿搞点儿“寡妇是非”还能接受，要是拖着两孩子，形象就欠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