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戒和007

    2007-11-17

       

    我和一位女士一起去看《色戒》,演到王佳芝向老吴等人大段独白的时候,这位女士问我:“为什么女间谍出卖色相就要崩溃,007每次和人睡觉,又得到情报又很爽?”电影院里很安静,容不得我多解释。回家之后查资料,原来这小说出版之后,就有人在《人间》杂志上写评论,特务工作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王佳芝太业余了。其实,我想查的是一本旧书,小时候当作黄色读物看的,开头就写色情间谍的培训,男女必须当众媾和,去除羞辱感。我在网络上怎么也找不到线索,打电话询问一老友,他倒是很确切的说,此书应该就叫《色情间谍》,群众出版社的内部资料,开头的确是这样的色情描写。

    回头再说张爱玲,看了《人间》上的评论,就写了篇《羊毛出在羊身上》,为自己的小说解释了一番。她在文章中说,“007”的小说与影片我看不进去,倒喜欢约翰·勒卡雷的《冷战中进来取暖的间谍》。这篇小说我知道,群众出版社当年译作《寒风孤谍》。曾经被《时代》评选为“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一。

    不过,看小说向来是各花入各眼,斯蒂芬·金说他从来看不下去勒卡雷的小说。《巴拿马裁缝》我是看了三次才看完,然后看布鲁斯南主演的同名电影,这位花花公子似的演员在这个电影里又和英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睡觉了。他要在官僚机构中混出名堂来报复这个可恶的官僚机构,《巴拿马裁缝》就像金庸的《鹿鼎记》,勒卡雷写了多年间谍小说,反过来写了个假间谍故事。

    《色戒》的档期之后,美国大片《谍影重重3》上市,这也是根据一位间谍小说大师的作品改编的,罗伯特·鲁德鲁姆Robert Ludlum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可惜还没看到他的小说中译本。不过,007电影我也看了那么多,一本007小说也没读过。这类电影的好处是你可以把它当作风光片来看,《谍影重重3》会有墨西哥、巴黎、马德里、纽约的场景,至于007更少不了古巴、巴哈马、东南亚等地的风光。

    据说,伊恩·弗莱明二战的时候曾经去葡萄牙的卡斯卡伊斯执行任务,解救葡萄牙国王。战争结束后故地重游,被卡斯卡伊斯美丽的海岸、沙滩美女所激发,写下了《皇家赌场》的第一部分,开始007的冒险之旅。2008年是伊恩·弗莱明诞辰100周年,英国将出一套邮票纪念他,画面是他的小说封面。小说家塞巴斯蒂安·福克斯也得到了弗莱明家族的授权,续写了007的新系列,新作叫《魔鬼可能在意》,将于明年5月28日弗莱明生日时出版。当然,小说还是会有异国风情、大美女和大坏蛋,但小说场景又放到了冷战时期。

    11月17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一位退役的俄罗斯蛙人最近声称,他1956年4月在英国朴茨茅斯港水下杀死了英国皇家海军最著名的蛙人、王牌特工莱昂内尔-克莱伯,克莱伯号称是007的原型,当时正试图在访问英国的俄罗斯巡洋舰船底安装炸弹。《泰晤士报》这条消息可以让我们回想一下50年前的冷战情景,但这两年的间谍电影,都把恐怖分子、大公司当坏蛋,不愿再写冷战英美和苏联对抗的故事,其实,要是有个作家专门写现在英国和俄罗斯的对抗,那也非常吸引人。(最近看的电影《合伙人》倒是从冷战写到了戈尔巴乔夫,另外看新闻,普京给两个老间谍发勋章。)

    小说开头可以放在2006年12月7日,英国伦敦,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下葬,遗体被安置在特制的密封棺材中。这个特工在英国避难,死前皈依了伊斯兰教。英国警方从他体内检测出放射性物质“钋 210”,他是在一家酒吧和一名俄罗斯商人、一名俄罗斯前特工会面之后出现中毒状况的。随后,英国警方检查他出入的饭店和乘坐的航班,他的遗孀坚信,是俄罗斯当局暗杀了他。

    这个故事的现实版本是,俄罗斯和英国之间互相驱逐了几名外交官,双方的关系远比冷战时更复杂,现在有20万俄罗斯人定居伦敦,其中包括别列佐夫斯基,他说,他已经收买了普京身边的亲信,要用武力去推翻普京。

    利特维年科已经死了一年了。看样子还没人有兴趣去写他,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谁都不想把一个间谍小说写成政治小说,而作为间谍小说,利特维年科的故事和马尔科夫的故事差不多,后者的故事咱看过,小说名字忘记了,大概是《杀人雨伞》,1978年9月7日,叛逃到英国的前保加利亚特工乔治·马尔科夫去上班,走到伦敦滑铁卢桥时,有个年轻男子把雨伞戳在了他的脚上。当天晚上发烧,4天后死亡。解剖发现,他右脚的肌肉里有个微小的空心金属球,专家分析,这里面是毒药,被蜡封着,进入身体后被体温化开。我记得小时候读完这个雨伞的故事,下雨天都离雨伞远远的。

    到最后,我还是没能解释王佳芝和007的问题,只能含混的说,这是个男人的世界。即便是布鲁斯南007,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也不是爱国心和奉献精神,我们看他有信用卡,能调来大笔的钱,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想睡觉就睡觉,背后是国家强力部门和官僚机构赋予他的特权。

     

     插图作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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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圣节晚上,我给一位朋友发短信,问他在哪里耍呢。过了半天,他的短信回过来,上面是汉语拼音,ZAI,也就是“在”,至于在哪里,他没透露。我又发短信去问,这一下如石沉大海,没回信了。过了两天,我们见面,问起他当天晚上的行踪,他说:“我给你发了好几条短信,让你来找我,你怎么不回呢?”说着掏出他的手机,我一看,喔,是iPhone!原来《经济日报》有个著名记者叫艾丰,现在“爱疯”说的是苹果公司推出的手机。

    今年年初,乔布斯在旧金山推出“爱疯”,拉斯维加斯的CES上也能看到“爱疯”,用玻璃柜罩着,有个底座,就像《疯狂的石头》里面那颗价值连城的翡翠,周围人挤人。我当时瞻仰了一番,隔了10个月,终于有机会摸到真东西了。我们都奇怪,万圣节那天短信怎么就失灵了?用大拇指在触摸屏上一划,打开键盘锁,饭桌上当场试验,给我发了条短信,到结帐的时候我也没收到。专家解释,“爱疯”虽然被破解了,打电话没问题,但收发短信还是会遇到不少麻烦。

    万圣节前几天,我看一个朋友的博客,这小子不过27岁,却老感叹自己不像个年轻人,“我都不知道多久没第一时间跟时髦学新鲜东西了,用的软件是别人推荐的,听的音乐是别人推荐的。” 为了焕发年轻人的斗志,他去中关村买硬盘,下Leopard种子,给苹果电脑重装操作系统。这小子几年前还用PC呢,现在改用苹果了。我也时常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不要换个苹果笔记本,不学怎么自己装系统,也能学习一个新的操作系统,玩点儿新软件吧?我也号称苹果迷,可惜是叶公好龙。

    还有一个朋友,要去美国出差,问我要不要捎回来一个“爱疯”。我说不用。这家伙去一趟美国,受人所托,要带回六个“爱疯”。结果在加州大火的包围之中,他带着3000美元现金,却发现每个人限购两个“爱疯”,必须用信用卡结帐。还有一个朋友,认为现在用“爱疯”还是不方便,从新加坡买回来一个“爱他吃”,一掏出来就有人问:是“爱疯”吗?因为外型几乎一样,许多人关注“爱疯”,却不知道“爱他吃”,这也印证了当初一位产业专家的担忧,苹果的“爱疯”在某种程度上蚕食自己ipod的市场。

    最近,《时代》周刊又把“爱疯”评选为今年最佳创新产品。理由就不用说了,反正它现在是美国最畅销的手机,6月上市,到10月底卖了140万部。看着《时代》封面上的“爱疯”照片,我想,这算不算是苹果的“媒体抛光术”的又一个例证呢?

    几年前,苹果刚推出可以视频下载的ipod,有个家伙在SLATE上写文章说,我不讨厌苹果,我也不讨厌苹果粉丝,我就是不喜欢那些媒体,苹果一有什么新东西出来,这些报纸就跟着欢呼,好像自己是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坐在红场的观礼台上,看见受检阅的部队里又出现了一个新型大导弹似的。这位作者声明,“我10年来一直为SLATE工作,这是拿微软的钱创办的,欢迎各位来信和我讨论,但请注意,我的文章针对的不是您所热爱的苹果产品,而是大众传播。”作者检阅了视频ipod推出之时,美国一些报纸的头条新闻,还翻阅旧报纸,他说,《纽约时报》是苹果的最大的托儿,过去一年里一共在大标题里出现过63次“ipod”,也就是有63回报道,差不多是《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数量的总和。作者说,报纸喜欢吹苹果,第一条原因是都被乔布斯这家伙给蛊惑了,第二条原因是,苹果在电脑领域所占的份额太小了。报纸一般同情软者,如同布鲁克林道奇队总比纽约扬基队招人怜爱似的。

    这个文章抵挡不了苹果的“媒体抛光术”,但其中一句预言很正确:等苹果的新产品一出来,报纸就会吹嘘这又是革命性的,把它的老产品扔在一边了。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迪拜正在修建一座大楼,样子模仿苹果的ipod。迪拜总在修建各种奇形怪状的大楼,这栋23层高、预计2009年完工的大楼应该是以ipod经典为原型,否则,看着苹果新推出来的东西更好看,再来回改设计就麻烦了。

    苹果ipod在音乐传播中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爱疯”又开始给手机“革命”,就在我满眼都是苹果之际,一位朋友在MSN上给了我个网站,Last.fm,说他周围的朋友都用这个东西听歌下载音乐,我在这网站上转了一圈,发现这也是个“推动音乐传播革命”的东西。网站上有他们的团队介绍,这帮在伦敦工作的各国年轻人展现出一股创新的魅力。

    其实,当年“维珍唱片店”不是也很酷吗?理查德·布朗森不也是个很有魅力的家伙吗?他也推出过自己的MP3,唱片店里也卖手机,要把“维珍唱片”改造成“迪信通”,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是有个唱片店,可现在卖音乐的方式不一样了,我们要调整,使劲调整。”11月,“爱疯”在欧洲上市,不知道“维珍”店里是不是有“爱疯”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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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蒙特利尔奥运斜塔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斜塔上面有26根粗大的缆绳,连在下面奥林匹克运动场的房顶上。许多运动场都会宣扬自己的屋顶可以开合,多伦多的穹顶体育场有专门的录像,来演示300吨重、300英尺高的屋顶怎么开合。相比之下,蒙特利尔这个体育场更一目了然,屋顶是用绳子吊起来的。

    这个伟大的装置是一位法国设计师想出来的,建造的时候困难重重,花了不少钱,完工的时候已经是1987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已经结束了10年,汉城奥运会都快开始了。导游告诉我,因为屋顶和缆绳的维护费用太高,每年要几百万美元,所以现在这个屋顶不再打开。有导游书做出评价,“这是世上最怪异无用的建筑之一”。

    现在的斜塔主要是给观光客用,可以看到蒙特利尔市的全貌。当年的奥运村就在旁边,现在是昂贵的公寓。我在斜塔上看到了一支橄榄球队的训练,居高临下看他们在演练半场攻防。体育场边是当年的自行车馆,外形设计得如同一个自行车头盔。这个场馆已经改造为生态博物馆,里面模拟极地、热带和劳伦斯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以我的经验来看,这里只适合小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用,看看企鹅和猴子,老师在这里讲一讲自然课。北边是蒙特利尔植物园,占地185亩,导游只能带我们去看里面的一个景点,那就是号称中国之外最大的一个中国式庭院。那里在搞灯展,一进门就看到各种奇形怪状的灯饰,水池子里飘着,亭子上挂着,导游没去过中国,没见过中国漂亮的园子,但还是很体贴的说:“也许没这些灯,这里会更漂亮。”我心说,没这些灯,这园子也够难看的,嘴里只能支吾:“您最好能去苏州看看。”

    导游是个50多岁的妇女,情商很高,很快意识到我们对这个拿出来宣扬中国之美的园子有些不满,所以在出口处,她有点夸张的指着那座奥运斜塔:“又看见它了,在这里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总能看见这个难看的建筑。”

    她的意思是人家那里也有难看的东西,我承认我们这里不缺难看的东西,但拿出去一个古典园林不该那么不堪。于是我只能回味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的逸闻来找心里平衡,这届奥运会耗资巨大,纳税人一直为奥运会买单,非洲国家抵制,一直是奥运会历史上最不成功的一例。当时火种在希腊采集,“圣火通过一个捕捉离子化火焰微粒的传感器传送到地球另一端的渥太华,通过对卫星传过来的脉冲信号进行解码而复制了奥运圣火。”听着极端的高科技,可离闭幕式还有5天的时候,下了20分钟大雨,圣火灭了。这简直是重大政治事故,火炬熄灭意味着奥运会闭幕了,歇了。一位场地监督急中生智,冲上圣火台,拿出打火机,重新点燃了圣火。要我看,这就接着比赛不就完了。可奥委会和组委会认为,虽然都是火,打火机点着的和激光卫星传递的不一样,经讨论,用打火机点燃的圣火无效,用场中央的安全灯取来火种,重新点。

    蒙特利尔奥运场馆外树立着万国旗,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看到这些旗子就要从中间找出五星红旗出来,找了半天,没有。这才明白我们没参加过1976年的奥运会。旗帜底座上刻着当年比赛的奖牌得主,这里面倒是有我们熟悉的体育明星,400米栏冠军摩西在这里打破了世界纪录并开始统治这个项目,直到1992年奥运会才被凯文扬取代。还有科马内奇,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拿到体操历史上的第一个10分。

    我们跨过雅克·卡特尔桥,看到了圣海伦岛,这里举办过19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不过,我更喜欢边上的圣母岛,这是一个人工岛。车子直接开上蒙特利尔F1大赛的赛道,平常这个赛道是封闭的,大家在上面骑自行车。这个赛道和马来西亚雪邦或上海赛道太不一样了,没有固定的观众席,估计比赛的时候,更多的观众是在岛上的草地上坐着。边看比赛,边欣赏大河奔流的美景。比起突兀的奥运斜塔,圣母岛上的F1赛场显得分外和谐。

    这条赛道以吉尔斯·维伦纽夫命名,以纪念1982年在比利时站丧生的这位加拿大车手。他的儿子雅克·维伦纽夫在1996年再次登上F1的舞台。当天晚上,我们去蒙特利尔最热闹的一条酒吧街上吃饭,饭馆名字叫“新城”,导游介绍说,这家饭馆就是雅克·维伦纽夫开的。可饭馆里看不到任何与赛车有关的装饰,饭店老板说:“等一下,我这里有照片。”过了会儿,老板拿来一张装裱得非常精美的照片,照片上是一辆威廉姆斯车队的赛车,驾驶员带着头盔和眼镜,全身、全车都被各种广告包围,根本看不出来是谁。这让我想起当年《巴黎竞赛画报》上的一张封面,雅克·维伦纽夫赤裸着上身,当时他被称为全世界最漂亮、最有性格的钻石王老五。

    回来之后上网,居然找到了他爹吉尔斯·维伦纽夫1980年的照片,像韩寒一样也是个漂亮的赛车手。还看到一个陈旧的技术统计,在这条吉尔斯·维伦纽夫赛道上,子承父业的雅克·维伦纽夫只有一次完赛,拿过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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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雾,又有许多飞机耽搁在祖国各地,他们心向首都。我当时正在深圳,候机楼里所有的座位都满了,我充满优越感的坐在头等舱休息室里看杂志。有钱就是好呀!休息室里的座位是花80块钱买的,对面坐着侯耀华,人家才是花钱坐头等舱的人。其实一早就有人通知我北京大雾,可我还是按时赶到了机场,一位熟知机场内幕的朋友告诉我:打电话确认航班是没用的,机场总是会说航班正常,把你骗到机场,花钱买汽水买书,逛商店,或者买个头等舱休息室的座位。

    Edwards-Jones,写过一本书叫《Air Babylon》,她的操作手法是,找一个熟悉行业内幕的匿名合作者,揭露这行当里的一些秘密。此书就是写坐飞机的秘密和八卦,包括机长经常喝醉,乘客在厕所里做爱之类。她用同样的手法还写了《时尚巴比伦》、《饭店巴比伦》等书。我想,如果大家集思广益完全可以写一本《巴比伦中国飞机》。比如说,某次旅行,飞机上了天,又返回地面,我问空中小姐:“怎么回事?”小姐回答:“机械故障。”我问:“那怎么办?是不是要耽误很长时间?”小姐回答:“不用很长时间,换个胆子大的飞行员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某个人托运行李,“我要让这件行李先到贵州,再到西安,然后到上海。”地勤人员说:“这不可能,只能去一个地方。”乘客说:“可你们上一次就是那么干的。”这样一本飞行笑话集一定能在机场书店里卖得相当好,不过,我最喜欢的飞行笑话是,一个火爆脾气的乘客,跟一只鹦鹉一起大骂乘务员,结果被双双扔下了飞机,在空中,那只鹦鹉对乘客说:“你丫又不会飞,瞎牛逼什么?”

    所以,对待机场和机组人员一定要客气,《Air Babylon》一书中就说,如果你对给你划座位的服务员不客气,她就会用电脑上的即时聊天工具和飞机上面的人沟通,把你安排在一个吵闹的婴儿旁边。这本书里还说,如果你想升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旅行证件中夹一张100美元的钞票。

    有一次我出门之前心绪不宁,老觉得要出点麻烦。早上起来想先去雍和宫拜一下佛,祈祷一路平安。半路上就接到电话,问我是不是到了机场,原来飞机是上午11点的,我错以为是下午三点,果然麻烦了。赶到机场,汉莎航空飞往慕尼黑的班机早就关门了。我万分焦急,那可是商务舱的票呀!紧急咨询了一番,赶紧去奥地利航空公司买票,先飞维也纳再飞慕尼黑,售票员告诉我:“我们OS的商务舱比他们LH的要大呢!”赶到慕尼黑,我和来接我的主人说,“人家OS的商务舱比你们LH的要大呢!”他说:“所以你故意误了飞机?”

    加航总做广告,宣传自己的航班飞北美是多么便宜。最近他们航班上的座位做了些调整,商务舱的座位都斜着,据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不过更多数的客人表示支持,因为经济舱的座位间隔好像大了一两英寸。别小看这点空间,它能让你舒服一点。乘经济舱的长途旅行基本上就是把脑子坐到麻木,把屁股坐到生疼,吃最难吃的饭,看最难看的电影。

    就在北京大雾降临的时候,空中客车380完成了从新加坡到悉尼的首次商业飞行。这空中客车已经被报道过好几万次了,不过大家依旧关心,新加坡航空公司会怎么分配座位,空客380要是全用经济舱的空间来安排,能搭载850人。新加坡航空公司是世界上公认的服务最好,据说,大多数航空公司处理飞机上的意外死亡就是把尸体拖到厕所,然后把厕所锁上,只有新航在飞往洛杉矶的航线上,专门备有装尸体的冰柜。这次从樟宜机场到悉尼只飞7小时,未必有冰柜,最终搭载455名乘客和30名机组人员。其座位分配是,经济舱399个,商务舱60个,头等舱12个,叫套房Suites,有35英寸宽的座位和6英尺长的大床,电视屏幕23寸。新航到悉尼的首次飞行,机票搞了慈善拍卖,价格在560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以后的票价,经济舱与747持平,商务舱比原价提高15% 头等舱比原价提高20%。也就是说,乘坐380的经济舱不会贵。我看各路记者对新航头等舱的描写,也琢磨不出到底是什么样子,商务舱的座位是34英寸宽,经济舱的座位多宽始终找不到,但所有报道都说,经济舱的座位也很宽敞。

    当初造这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对飞机上的空间加以想象,有人说上面能弄个游泳池。新航的飞机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淋浴间、免税店、保龄球和赌场,他们选择给各个级别的舱位都增加一点空间,英国《每日电讯报》说,阿联酋航空公司、英航、汉莎等几家公司也将和新航的安排大同小异。总之,380上的经济舱座位对3万英尺高的最不人道的空间加以改变了。

    回到北京的时候,雾还没有散,380的北京试飞活动也取消了。

     

     

  • 更正启事

    2007-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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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的崔佛斯爵士,做了多年的临床医生,退休后开始写作,他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我曾被我的上司指派,去说服一个女人同意让我们为她女儿开刀,不过是动个小手术而已。我在接待室中和那女人见面并进行解说。我相信我已经用最亲切及充满信心的口吻为她说明了全部手术的细节。当我说完后,就问她是否愿意签同意书以进行手术。她回答道:“同意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谁来付葬礼的钱?”

    崔佛斯爵士说,这件事反映了20世纪初人们对医院的态度。不过,100年后这个故事还是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意思。崔佛斯爵士的作品有《象人》和《老候诊室》,没看过,以上这故事转引自《蛇杖的传人》。不过,好像有个老电影《象人》,是由Anthony Hopkins演Frederick Treves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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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鸽子停在白求恩雕像的脑袋上,编导喊:“别拍了,这样的镜头用不了。”于是摄影拿了块小石头要把鸽子轰走,小广场上人来人往,小石头不好轻易出手,那只鸽子忽然振翅飞走,摄影连忙开动机器,拍摄白求恩雕像的画面,但只不过几秒钟,另一只鸽子又飞上了雕像的脑袋,拍摄只能暂停。这是蒙特利尔正在修建中的“白求恩广场”,两位电视记者正在拍摄白大夫,汉白玉雕像是河北人民送给加拿大人民的礼物,如果头上有鸽子,那会破坏白大夫的英雄形象。见多识广的导游告诉我,她在英国见过一位国王的铜像,头上插满钉子,近了看就像剃着板寸,那钉子是防止鸽子落在上面乱拉屎,腐蚀铜像。许多蒙特利尔人并不知道这位白大夫是谁,但为了吸引中国游客,“我们正打算开辟一条白求恩路线,白求恩在这里生活了10年。一会儿我们就去看看他工作过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去年去多伦多的时候,曾经去参观过格雷文赫斯特镇的白求恩故居。格雷文赫斯特原本是个木材业小城,镇中居然有一座小歌剧院。歌剧院前也有一尊白求恩塑像,我总觉得比真人体量小的全身雕像,总有几分滑稽的味道。即便蒙特利尔这一尊,被高高的放在底座上,也不那么威风。导游介绍:“他面对的是蒙特利尔最热闹的商业街,我们都说,白大夫大概在留恋这里的夜生活。”

    格雷文赫斯特镇位于安大略的马斯卡湖区,周围的景色秀美。这里是白求恩出生的地方,他三岁就随他的牧师父亲迁到他处。镇上的那栋房子属于教会,加拿大联邦政府1973年购买了这座房子开辟为纪念馆。留言本上密密麻麻写的大都是中文。我上大学时候在图书馆里翻阅过他的传记,印象最深的是宋庆龄写的序言。后来又找到这本书,三联书店1979年的老版本,《手术刀就是武器》,插图第一幅就是格雷文赫斯特镇上的白求恩故居,最后一幅则是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里的白求恩塑像,和蒙特利尔的那一尊一模一样。

    有人告诉我,现在有一款美白产品叫“白大夫”,口号是“就要让你白”;美国电视剧《豪斯医生》的主角,也是一个具备摇滚风格的愤青医生,和白求恩很像。在去格雷文赫斯特之前,我对白求恩的印象就是那部老黑白电影,还有毛主席的名篇。去过之后,印象最深的是白大夫当年伤的是中指,于是总开玩笑,说:在加拿大树起中指,是为了纪念白求恩,是向人类解放事业致敬。

    格雷文赫斯特的纪念馆里可以看到业余画家白求恩的作品,还有“白求恩肋剪”,这一沿用至今的外科手术工具是白求恩当年从鞋匠那里得到的灵感,用剪皮子的大剪子改造而成,专门用来剪肋骨,白大夫说过:“一个外科医生,如果看不见大自然和世界送到他面前来的启示和答案,就应该去挖沟,而不该屠杀人的身体。”

    蒙特利尔的导游解释白求恩从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转到条件相对较差的圣心医院是为了更好的救助穷人,也有资料说,当年白求恩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才不得不离开。白大夫从不满足于做一个开业医生,他越赚钱越面临良心的压力,他也不满足于做一个知名的胸外科医生,他不止一次的把他的诊所改成免费医疗站,给穷苦人做手术,他认识到:“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部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白求恩患上肺结核在纽约的特鲁多疗养院觉得自己是在等死,他说,命运的牺牲者只有付出承认失败的代价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在他治疗好自己的疾病之后,他就少有这种对个人命运的抱怨,他不喜欢富人有富人的医疗,穷人只能得到穷人的医疗,他想改变整个医疗体制,他想改变医疗教育和大众教育,最终他想改变那个让人们不健康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于是他加入***,他到西班牙前线,他到中国来参加抗日战争。他在中国留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医院和医科大学,遗憾的是,肺结核这一贫困者的疾病在这里依旧是顽症,中国的肺结核病患者在全球是第二位,发病率是367/ 10万人。

    蒙特利尔的白求恩雕像底座上写着白大夫的生卒年月,1890年格雷文赫斯特,1939年黄石口,导游说,许多人不知道黄石口在哪里,也不知道白大夫牺牲在那里。我希望白大夫的雕像下面都能写上毛主席的评价,让每个瞻仰者反思怎么才能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那篇《纪念白求恩》开头就说,白求恩志是加拿大***员,五十多岁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实际上,白大夫逝世时不过49岁,主席的文章也不会错,那是按虚岁算的。

     

  • 抄书笔记

    2007-10-14

     

    热尔曼·巴赞在他的《艺术史》中说阿兹泰特文化,“没有一个文明民族如此长时期的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类比他们更可悲的意识到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软弱无能。他们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嗜好死亡和杀戮的神奉献血的供物,太阳必须日日喂给人血以继续他的行程。”

    青年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到:“我将跨越障碍与壕沟,用鲜血洗染我的武器,在愤怒的驱使下屠戮所有落在我手中的敌人。接着,带着一种仿佛要耗尽我近来得到的所有愉悦的疲惫,我看见自己被献祭给真正的革命,个人平等的伟大倡导者将以惩戒的口吻宣读:你认罪吧。我感到自己的鼻孔在膨胀,在品味着火药和敌人的鲜血的刺鼻气味;我绷紧身体,做出格斗的姿态,准备把自己的身体用作一片宗教圣地,而凯旋的无产阶级带着新生的活力与希望发出的野兽般的咆哮将在这里回响。”

    在墨西哥的丛林中建立起“切·格瓦拉”自治区的“副司令马科斯”很像是从马尔克斯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两只手腕上一边戴着一个手表,不管白天黑夜,随身携带一把巨大的手电筒。两个手表是分别纪念丛林中的鏖战和停战,而手电筒则象征着墨西哥原住民在永久黑暗中的挣扎。

    这位“副司令”先生从阅读中寻找世界的真相:“《百年孤独》让我看到了那时候真实的墨西哥小镇,《克鲁兹之死》是讲墨西哥大革命,《怀念的日子》是分析中产阶级的命运,《城市和狗》是我们自身赤裸的画像。我们以投身文学的姿态投身到世界里去,这使得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从文学中看世界,则比从新闻中看到的世界更为真实。”

    他说他12岁那年读到了《唐吉诃德》,这本书成为了他一生的最爱。文学提供了他最终成为革命者的精神和智识条件,“唐吉诃德,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是最好的了解墨西哥政治系统的工具,那些政论专栏作家全是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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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一假期去了趟加拿大,在那里看见了满山遍野的枫叶和满山遍野的日本人。导游告诉我,日本人之所以喜欢旅游,是因为日本生活成本太高,在家里呆着比出门转悠还费钱,所以他们就出国旅游。这说法未必确切,但我一想到日本人会被高昂的生活成本逼的满世界转悠,就觉得很好笑。

    出门旅游总有一种错觉,以为我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了,不用为家里的油盐酱醋发愁。每天早上醒来,走出饭店房间,门口已经挂上了当天的报纸,拿着报纸到楼下吃早餐,餐厅里满是洋人,招待很热情的问:咖啡还是TEA?坐下之后吃面包、熏肉、炒蛋,然后就着一杯黑咖啡,翻阅当天的报纸。在多伦多的德尔达酒店,我看到头版上昂山素季的照片,背景是模糊的红色旗帜和黄色五角星。加拿大的全国性报纸叫《环球电讯》,更加重了我的主人翁责任感,我仔细阅读那文章,“没有人知道她对目前发生在缅甸的事情怎么看,甚至没有人知道她具体在哪里,但她无疑是现在缅甸抗议活动道德上的领袖。”文章接下来是联合国官员对缅甸局势的看法,然后就开始讲述昂山素季的故事。她的传记作者温特尔(Justin Wintle)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恰好我大略翻阅过Justin Wintle的那本《完美人质》,头一章节就写到士兵对一个村落的屠杀与洗劫,那里的山川河流没有历史记忆。看过这本书就会知道,9月底在缅甸发生的那场骚乱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我想,如果昂山将军没有被暗杀,如果他掌握权力,他会不会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如果那样,昂山素季会不会是一个平淡的“高干子女”,依旧会去英国念大学,嫁给一个英国人,悠哉游哉的过完一生呢?昂山将军自己否定过这样的假设,他说过:政治决定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你注定是一个政治动物,政治会涉及到你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活着,你可以不考虑政治,但政治考虑你。那一天《环球电讯》国际新闻中还有一篇特写,说的是乌克兰两个下岗工人姐妹,在选举前的心理,两个人生活背景相似,却支持不同的阵营。这个故事恰如其分的证明了昂山将军的判断。

    在渥太华,我们住在一家公寓式酒店,那天早上的报纸,头版是一张大照片,一个士兵持枪坐在缅甸的寺庙,报道中说,缅甸开始杀和尚,焚尸灭迹,因此到底有多少和尚死去很难核实。不过当天报纸里最好看的还是一篇特写,讲一个聪明的波兰小伙子,在波兰开设了一条旅游线路,到波兰某城市体验“斯大林时代的生活”,该城市保持着苏联建筑平等与庄严的气氛,曾是“工人阶级的天堂”,用“拉达”车运载游客的经营者说:“我要让人们逃避一般性的旅游路线,向人们展示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旅游线路早就固定好了,从渥太华出发坐火车前往蒙特利尔,当天下午去游览市容,逛到唐人街,看到一招牌,叫“满地可华人总会”,当时我就疑惑,这是个什么组织,然后才明白“满地可”不过是蒙特利尔的另一种翻译,这个译名太好了,透露出一种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的洒脱,世界那么大,到哪儿都可以。昂山素季要告诉世界,“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就是囚徒”,这样的环境是比较糟糕,“满地可”就是乌托邦呀。

    在蒙特利尔,我们住在希尔顿酒店,早上起来能看见西装革履的商人在准备商业会议,当天早上的报纸,头版是记者发自曼谷的报道,讲述三个和尚从缅甸逃到了泰国。“开始是催泪瓦斯,然后就是子弹,我不知道往哪里跑,我要逃命。”一个48岁的和尚说。这是一个成功逃亡的故事,后面的报道是缅甸政府打算与昂山素季展开对话,观察家普遍认为,这只是一种姿态。后面的社论版上有一篇言论,自由终将降临,人民必将胜利,这篇言论给这几天的系列报道画上了一个空洞乏味的句号。作者似乎根本不知道昂山素季说过,多忍受一天,就多失败一天。当然,时间能治愈一切,那天国际版中还有一篇特写,讲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环境终于得到了改善,一张大照片,一个壮汉坐在小船上于湖中垂钓,手里拿着一条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那条鱼,得一斤多。

    在加拿大的行程安排中,并不是每天都住在酒店都能有报纸看,其间有几天我们住在乡村小旅舍,早上起来打开窗就看见大片的湖水,走出去几步就到了湖边,许多海鸥在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中盘旋,湖水荡漾着来到脚边。“也许绿宝石那样凉爽/就象捧在手中的水/但是啊也许我们的权利/只是破碎的玻璃/捧在手里”。这几句话曾经出现在昂山素季的演讲之中,我不知道这是她自己做的诗,还是一首被传唱许久的歌谣。

     插图作者  陈曦

  • 加拿大照片

    2007-10-08

     这是大家仰望伟哥瀑布

    这是金斯顿城外westport上里多湖

    这是哥哥我躺在船尾,畅游里多运河

     

    蒙特利尔又被翻译成满地可,这名字不错,这是满地可的香山公园,满山遍野的红叶。可惜了,我的照相机和照相技术,这次又被人批评和指导过,依然拍不出一张好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