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1997年夏天，我用9600块钱攒了个586电脑，学会了收发电子邮件，也学会了上网。但电脑一般是打游戏用，我还没有见识到网络的美妙。直到那年的8月底，戴安娜去世。我在雅虎和CNN上看到了无数篇新闻报道，一个链接接着另一个链接，我吃过晚饭就拨号上网，“猫儿”发出刺耳的声音，等好长时间，才能显示出国外那些新闻网站。这样看了大概有一个星期，然后看到特雷莎嬷嬷去世的新闻。看到戴安娜与特雷莎交往的故事，知道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纯洁之心”，知道了印度要为这位修女举行国葬。网络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我认识了以前不认识的人。

10年之后，戴安娜又一次成为热门人物，她的照片再度出现在杂志封面上，她的衣物也搬到澳大利亚去展览，蒂娜布朗的新书摆满了柜台，据说里面是对戴安娜的新阐释。这个时候我看到9月3日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是特雷莎嬷嬷，她也去世十周年了。这个封面故事说的是，特雷莎的一本书信集将要出版，她的私人信件显示，很长一段时间，这位修女都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1979年12月11日，特雷莎嬷嬷在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她在演讲中留下许多光彩的句子，“基督在我们心中，基督在我们遇到的穷人身上，基督在我们给出和得到的微笑中。”但在她的私人信件中，她总哀叹“黑暗”、“孤独”、“痛苦”，她说“微笑是一种面具，能掩盖所有事”，她怀疑口口声声宣扬上帝的爱是不是“伪善”。

特雷莎出生在马其顿，生命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印度为贫苦人服务。1997年去世时，她的仁爱传道修女会已在全世界127个国家开设了600多座分部，其工作包括弃婴收容院，麻风病中心，救助吸毒者、酗酒者、艾滋病人等等。她还两次来中国，试图建立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她曾嘱咐旁人在她死后要将她的所有信件销毁，但这些信件保存了下来，让我们看到这位圣徒和我们一样的怀疑：看到了人世间最苦难的一群人，看到了地狱一般的生活，在我们的头顶之上，真的有天堂吗？

BBC电视台曾经去加尔各答的“纯洁之心”收容所，拍摄特雷莎嬷嬷的一个纪录片，收容所里光线很暗，记者们说，根本无法拍摄，是浪费胶片。但最后拍出来的照片光线合适，在特雷莎嬷嬷有限的几本传记中，大家都采用了一种解释：那些修女们从事的事业是如此伟大，以致于她们身上都放射出光辉。我相信这种解释，也相信特雷莎嬷嬷为穷人祈祷的所有奇迹都能成为现实。她在大吉岭静修的时候，说她得到了神的旨意和召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文学性的描绘。

《爱的使者：基督圣徒传》里有一个故事，14世纪的意大利，圣女凯瑟琳据说经常能看见耶酥，凯瑟琳留下的书信和重要文献《与主密谈》都是她口述由别人笔录，这个没有念过书也没有读过神学的人居然有丰富的神学知识。凯瑟琳对此的解释是：基督耶酥是我的导师。“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声响，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

圣女小德兰（1873——1897），成年中的所有时间都是在隐修，她只活了24岁，死的时候只有几个修女送葬。她是加尔默罗修会的，按照修会传统，修女去世后，修会会把她的言行和生平印一些小册子，分发给姊妹修会。《灵心小史》本来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但一版再版，被译为50多种文字。

现在我们也有机会看到特雷莎嬷嬷的《come be my light》，有神学家说，这本书势必会和奥古斯汀的《忏悔录》一样成为经典，有哲学家说，这本书向现代人表明，不论有无信仰，每个人都会有怀疑和黑暗时刻。一个人的个性越强，他的净化过程就越强烈越漫长。不过，从《时代》节选的几个段落看，我更喜欢特雷莎嬷嬷的那些演讲和语录，“如果我们不受苦，那我们所做的，都不过是世俗的”，还有“我不瞻顾众人，我只照料个体。”

至于她的怀疑，好几百年前就有一个异教徒说过：“我清晰的体会到，在所有造物的领域既找不到上帝，也找不到他的名称。与其说上帝是某个事物，倒不如说他摆脱了任何概念。”我觉得特雷莎嬷嬷本身就是上帝存在的明证，正因为有这样的人，“那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智者的眼睛里看来都是隐秘的上帝，也就永恒的被称颂。”

我有一位朋友，经常给我发短信，全是他写的旧体诗，“忍听秋雨吟，老尽少年心”，一看就知道，这是北京前两天下雨了。他出去玩更是诗兴大发，看题目就知道他去哪里了，前些日子是“锡林格勒草原二首”，诗云，牧草青如许，无复相思人。再早一点是“三亚其四”，起笔就是乱世爱河叹欲河，这大概是在歌厅里忽然发感慨了。不过，结尾一联不错，思来总有千般恨，落笔偏觉半字多。那就别写了，不行，老写，老发，报告行踪，可有时候看短信，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因为诗句是这样的，白云塞北无凝滞，行到江南亦坦然。反正就是在祖国大地上溜达。

我总觉得写旧体诗，是文人的一标志。到了一个地方，总要写点什么缅怀一下。有时候，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那也要矗立在风景中。一般来说，我随身带着一个ipod，旅途之中不会写诗，就听听音乐。比如在俄罗斯，我就听听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比如在雪山或高原，我需要一点穿透力极强的声音，那就听听苏芮。

曾经有记者采访萨特，问他为什么老带好多钱出门，他的回答非常絮叨：“我的想法是要随身带着尽可能多的能确定我毕生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带着能在此时此刻代表我日常生活的一切东西，不依赖任何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要求什么，能够立刻调动我的全部可能性。”这番话说下来，我觉得他最需要一张信用卡。

我的ipod里面存着不少歌，到一个地方就能给自己点一首。也有我的“全部可能性”，但有两次，我觉得这东西毫无用处。一次是在加拿大，参观“野牛跳悬崖”，给我们解说的印第安人说着说着忽然唱了起来，歌声苍茫。还有一次，在马萨达的缆车上，10多个黑人也忽然唱了起来，和声丰富。这些人根本不会用ipod，因为他们带着自己的嗓子呢。可惜我既没有写旧体诗的本领，更五音不全，眼前有景也唱不得。

多年前，我就知道维也纳金色大厅，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伴随着赵忠祥老师亲切的解说，不远万里的来到北京。后来，有朋友去维也纳旅游，拍回来一堆照片，其中有好几张是在金色大厅里，背后站着莫扎特，原来那里也是旅游景点，也有人打扮成太监宫女。但金色大厅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还是非常崇高。

最近，有一位文化交流的使者向我呼吁，你们要做一做金色大厅的题目。他说，自从我们的一位民歌手到那里演出之后，那里接待的中国演出团体越来越多，来自大庆、潍坊的合唱团都去金色大厅，回来之后的报道，都是“歌声响彻金色大厅”、“歌声喝断多瑙河水”，到那里演出，每场付20万人民币的租金就行，但票务工作是个大问题。票都给使馆，使馆又送不出去那么多票，都给了维也纳中国饭馆的厨子，厨子下午7点开始做饭炒菜，所以演唱会都是下午5点开始，即便这样，维也纳的华人也受不了了，听了太多的合唱和民乐了。这位文化使者下一步的工作是把战友歌舞团的《杂技天鹅湖》带到欧洲去，可一位曾经在巴黎的中国使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看杂技已经看疯了。每次杂技团到巴黎演出，他都要出席，自己都快能练杂技了。

文化使者希望我能完成一个艰巨的工作，肃清演出市场，特别是文化交流的演出市场。但我哪里有这个本事，只能从他那里学习一点认清真假演出的小技巧。再看到哪位中国歌唱家在巴黎的Salle Cortot音乐厅获得掌声，在华盛顿那个“被誉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殿堂，美国文明的基石”的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民俗中心举办了演唱会，就不那么轻易相信其水平了。

文化使者特意嘱咐我：每到新年，要是看到维也纳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了，千万别相信。那时候维也纳爱乐乐团忙着呢。某一年，一帮人弄了一个乐团，号称是“维也纳爱乐”，其实里面没几个人拿奥地利护照，全是布拉格来的流浪艺术家，这些人到南方演出，看见自己被宣传为“维也纳爱乐”，害怕了，不敢演，还写信给奥地利使馆的文化参赞，情况反映上去，演出单位不承认错误，因为他们拿到的批文就是维也纳爱乐来中国演出，红头文件是不能随便更改的。

高中英语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威廉退尔的故事，这个瑞士农民反抗奥地利暴政，执政官把一个苹果放在他儿子的脑袋上，让他用弓箭射，威廉退尔准备了两支箭，要是误伤了儿子，就再射一箭杀死执政官。德国诗人席勒写过这个英雄，意大利人罗西尼改编成歌剧，我问瑞士经济促进署的马瑞先生，威廉退尔算不算是瑞士的民族英雄。他说，那是德国人编出来的故事，我们瑞士有自己的英雄。他说了一个名字，我转眼就忘了，看来，英雄是要靠文艺作品不断颂扬和传播的，威廉退尔有塑像，旅游地的剧场还经常上演他的故事，反正大家会把他的形象和瑞士联系起来。

在洛桑参观奥林匹克博物馆，最吸引我的藏品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美国“梦之队”全体队员签名的一只篮球，在我看，它的价值远胜于那些来自希腊的古董。展厅以历届奥运会为线索，最后一部分，是北京2008，温哥华2010，伦敦2012，索契2014，北京的背景板下面，摆着几个福娃。看来，这部分的展示是两三个月前刚布置过的，索契是那时候获得冬奥会主办权的。当时在危地马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卢武铉都去做最后陈述，分别为索契和平昌拉票，结果出来后，平昌的房地产价格大崩盘，好多地产商人和投机商人都破财了，普京则表示，要邀请韩国企业参与索契的奥运工程建设。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说，他考虑以后不再接受国家领导人出席最后陈述。其理由，我替他说，是害怕大国领导人的影响力，怕奥运会成为国家经济行为。韩国平昌的人民也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其中一条，卢武铉总统的个人魅力抵不过普京。恰好前不久我刚看过普京总统的一组照片，他赤裸上身，钓鱼、野营，那形象真是不错。

其实，谁都重视形象问题。这次去瑞士，说是商务考察，要准备5件衬衫，两件整装。最高规格的约会是瑞士经济部长洛伊特哈德女士的接见，瑞士也是“七常委”，由人民选出国家的七个首脑，轮流当国家元首，每人一年，轮不上的时候就当部长，一个人兼管好几个部，这么一说，我是前所未有的受到了一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邀请方特意提醒，洛伊特哈德女士40多岁，是个极有魅力的女子。瑞士之行，我们在普华永道见到了一两位高级合伙人，在瑞信银行的董事局会议室见到了许多银行家，合伙人就是合伙人的样子，银行家就是银行家的样子，洛伊特哈德女士更是风采翩翩。据说她是“七常委”中最受民众欢迎的一位，不知道这里面，形象因素有多少。

我们到洛桑，住在美岸大酒店。入住之前，马瑞就提醒我们，店里有位梅乐夫人，会和我们讲中文的。这位经理会讲十多种语言，一见面就用中文和我们寒暄，然后给对我们报人名，中国的哪几位领导人曾住在这里。房间里特意放着有关梅乐夫人的剪报，是《光明日报》等中文报纸对她的特写，典型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形象。要不是岁数不对，我都相信，周恩来总理在美岸大酒店会见卓别林的时候，梅乐夫人都恭候身旁。

卓别林当年是左派，不能回美国，就在洛桑附近的小镇子沃维居住，靠着日内瓦湖，景色美丽，最后死在这里。如今沃维镇上有雀巢总部，有一家美国企业的欧洲总部，总部的领导晚上和我们一起吃饭，介绍在瑞士做生意的好处，出席晚宴的还有洛桑市长、瑞士西部州县经济促进局的干事等等，晚宴就设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顶层，从露台上望去，正是日内瓦湖，对岸就是法国的依云镇。

晚宴的主人自然是洛桑市长，我们一行十人西装笔挺的站在他面前，外国人的站功很厉害，饭前的讲话、开胃酒、欢迎仪式都是站着的，市长先生是个大胖子，带了条领带，图案是一只大肥猫，和加菲猫有点儿像。他用法语发表讲话，翻译成英语，再由一位在洛桑工作的上海同胞翻译成中文，这样讲话过程就拉长了三倍，胖市长站得有些前仰后合，讲完话终于吃饭，我有幸和市长坐在一桌，正对着他的肥猫领带，边上是上海同胞，吃着吃着我忍不住问了个以貌取人的庸俗问题：“你们怎么会选这样一个胖子当市长呢？”上海同胞说：“我也不知道，我不参与政治，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我的瑞士同事。”“那就算了，太失礼了。”上海同胞答：“我要问的，我也很好奇。”

这位市长先生是个数学教授，一直独身，至于为什么选他作市长，我也只能替自己作答，这样一个美丽平静的城市，根本就不用操心什么政策，选一个看着亲热的人最好。官员是服务于大众的，又不是拿出去给人看的。不过，马瑞先生说，他从不知道洛桑市长这么胖，他觉得这个形象让他“有点儿尴尬。”

在瑞士的旅行中，接待方不断穿插介绍瑞士的风土人情与历史，最形象的说法是：“瑞士就是由那些不想当德国人的德国人、不想当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不想当法国人的法国人组成的。”可惜，现在地球上再没有一块优山美地能让所有不满于国家形象的人择群而居。

我在一次文人聚会上遇到的一位教授，他走过来向我们几个烟民说：我知道我出现会让你们扫兴，我是著名的禁烟活动家，多次上书中央领导人宣传禁烟。你们文人，写文章不抽烟怕没有灵感，其实，不吸烟也能写出好文章。后来，我看到这位教授写的文章，还有诗，我知道抽烟也无法再赋予他任何灵感。

多年前，我就听人说，吸烟是野蛮人的行为，欧洲是文明的地方，吸烟者很受歧视。后来，我去了戴高尔机场，吸烟区是开放式的，像一个下沉庭院，进去之后发现天花板更高了，足有20米，烟雾缭绕着上升，可不像首都机场里的吸烟室那么憋屈。在法国坐火车，对面一男子看一本大厚书，懂法语的同伴告诉我，那是《希腊城邦史》，那男子燃起一支烟，让我对法国的文明程度有了更高的认识。后来又听说，欧洲国家越来越反对吸烟，公共场合都禁止抽烟了，包括戴高乐机场。今年，我们到慕尼黑机场转机，刚下飞机，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烟灰桶，显然是为了长途飞行下来憋坏了的人准备的，我们一边抽烟，一边感叹：什么叫人性化呀！

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很像是上海或香港，来来往往都是华人，我在吸烟室里听两个小伙子正盘算怎么倒腾二手车，忽然进来一个美女，华人，穿黑外套，里面是白色背心，胸部很好看，她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全吸烟室里的男人都把自己的打火机递过去，但她安静的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了香烟，安静的吸烟，离开，留给我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不过，这是在加拿大吸烟的最佳记忆，这里有屋顶处不能抽烟。陪同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户外运动专家，热爱大自然。我在加拿大的高山峻岭里抽烟，要掸一下烟灰，他会把手伸过来，让我掸在他手上，我甚至可以在他手上掐灭一个烟头。我怀疑他是绿党分子，不是党员，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志品质。这样一来，我就不好意思抽烟了。后来我准备了烟丝和烟斗，以后再遇见这样的人，我就抽一锅烟丝，不用掸烟灰，一锅能抽半小时。

加拿大禁烟，香港也禁烟，今年，英国也最终通过法令，带屋顶的地方不能抽烟。我不了解英国法令的制定过程，但英国政府花了很多的广告费宣传他们的禁烟措施。在瑞士的时候，我和一女士坐火车去英特拉肯看少女峰，火车上没有吸烟车厢，这位女士告诉我，就是这一两年，取消了吸烟车厢，这一措施经过了瑞士的全民公决，只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在苏黎世，我和《中瑞经济通讯》的一位苏珊编辑吃饭，很快我发现，她抽烟抽的可很勤，于是向她询问，欧洲不少地方都“NO SMOKING”了，瑞士会不会限制抽烟，她很愤怒的说，别扯淡了，我可不想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幸福的是，她生活在最民主的瑞士，代议制都没戏，想弄两个议员弄两个提案就禁烟可不行，只要征集到10万人签名，任何一个瑞士人就可以提出修改宪法，公民在任何一个法令、法案宣布之后三个月之内，征集到5万个签名就可要求对该法案进行公民投票，这叫“选择性复决”。

虽然，我最不喜欢出一次门，回来就看不惯咱们这里，但在瑞士呆了10天回来，飞机上睡了一觉，睁眼看见北京的天空时还是吓了一跳，真脏呀。落地之后，翻看这10天漏下的新闻，《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叫“中国的污染已经到了极限”，先不管山西农民的死活，我看看北京的数字，按照欧盟的标准，微粒含量1立方米在40毫克以上的空气都是不安全的， 美国的标准是50，按照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6年北京空气的微粒含量是141。在世界上所有首都中，只有开罗的空气比北京更糟糕。转载这篇报道的博客主人提供了参考数据，微粒含量每上升10微克，长期肺癌死亡率就上升8%。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只要把微粒从70降至20，就可使肺癌死亡人数减少15%。这位朋友还找到世界银行的资料，2002年，世界上前40个空气最脏的城市，中国占了24个。当时北京的微粒还是99，这几年上升了。《纽约时报》的文章分析说，中国政府想做什么事肯定能做成，想控制污染也一定能成。但还是有更深层的原因阻碍了政府解决环境问题。

瑞士风景秀丽，一位瑞士作家这样描述典型的瑞士人，“抽味道难闻的土烟”，“除了仰慕高山，他天生厌恶一切超过中等水平的东西”，“每到天气睛好的周末，他会从冰箱里取出食物，带上他的收音机，乘火车、汽车、或骑马，有时候是步行，融入大自然。他需要让他的肺腔吸满清新的氧气，欢度良辰美景，感受爱国主义迸发出来的激情。周日晚上，他带着从祖国神圣大地上汲取的热忱回到舒适的家中。他感到自己强壮、自豪、诚实、纯洁。他再次体会到作为瑞士人的荣耀。”

我在铁力士山和皮拉图斯山上体会到了这种感受，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抽上一支烟。

日内瓦湖,这是日内瓦的早上

这是在从卢塞恩到英特拉肯的火车上

这是沙夫豪森的莱茵瀑布

很早以前就听过一个故事，说二战的时候，美国空军轮番轰炸德国的主要城市，唯独留下海德堡不炸，因为早年间，他们都看过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讲的是一对大学生在海德堡恋爱的故事，这个电影给美国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等他们参军打战，轰炸德国，就对这座美丽的小城手下留情。我从来没考证过这故事的真假，但在去海德堡的火车上，我还是把这个烂故事讲给同伴听。其实，我心里想的是黑格尔，他曾经在海德堡大学任教。

我们在海德堡只有几小时的逗留时间，在内卡河边吃了顿中饭，放弃了河对岸那条著名的“哲学家小道”，改去爬古堡，去寻找海德堡大学的学生禁闭处，走马观花的转了一圈，又坐火车回到卡塞尔。过了两天，我又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哥廷根。之所以去哥廷根，就是因为哥廷根大学，更确切的说，因为奥本海默。关于奥本海默的求学经历，完全可以出一本“哈佛男孩”式的畅销书，据说，这个犹太家庭“总使人觉得有点感伤，带有一种忧郁的情调”，但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奥本海默的中学毕业成绩非常优秀，他先进哈佛大学的化学系，然后去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读物理，然后去哥廷根大学深造，最终在这里拿到博士学位。

在哥廷根下了火车，租了辆自行车，只5分钟就骑到了哥廷根大学，坐在学校的小广场上，我就开始冥想，他怎么能写出《分子的量子理论》呢？他这个论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后来爆炸的那两颗原子弹，最早就应该诞生在这所学校附近一个小房间里，诞生在神童奥本海默的稿纸上。这样想了半小时，抽了两支烟，就到老城里转悠，在一家炸鸡店里吃中饭，结果碰到一位中国同胞，他到这里陪女儿念书，女儿是学教育的。我不免暗暗可惜，到这里怎么也应该学学物理呀。

如果时间足够，我兴许还会去耶拿看看耶拿大学。这不是考察德国的大学，还是为了追星，既然我没能在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上冥想黑格尔都思考了什么，那不如到耶拿看看。两百年前，确切的说，1806年秋天，拿破仑的军队打到了耶拿附近，学校里能看见法国侦察兵，法国兵在咖啡馆里聊天，谈论他们的新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战争进行之际，一位年轻教员——黑格尔先生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他在写一本书，名叫《精神现象学》。一个美国作家在他的简明哲学导论里讲述了黑格尔的这段故事，他说，我们的生活被描述为“荒谬的”、“无意义的”，我们不时会被那些所谓的“消遣”和“娱乐”活动分神，整个国家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理解的挑战、灵感以及哲学的慰籍。

大概就是害怕这样的庸常，我才努力，按照黑格尔所说的，要让自己的个人意识到达绝对知识，尽管我对这些名词的理解实在不得要领错误可笑，但我一定要在哥廷根大学操场上冥想一会儿奥本海默。不仅如此，我即将开始一次瑞士之旅，我打算去伯尔尼克拉姆大街49号看看，爱因斯坦自己说过，狭义相对论诞生在伯尔尼克拉姆大街49号。我要到那里去想想什么叫狭义相对论。

哲学家、科学家都难以通过浮皮潦草的旅行来理解，但画家好一点。画家更直观。2004年9月，我在一对朋友的带领下来到巴黎郊外的奥维，车子停在村口，刚走了两步，就看见“奥维的教堂”，我头一天刚在奥塞博物馆里看见这幅画的原作，又看到这座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教堂，还有教堂前树立着那幅“奥维的教堂”，刹那间，这几重形象在我脑子里叠加到一起，不知道哪个更真实。

梵高和他的弟弟就葬在村外的公墓里，墓碑之前是一丛绿色的植物。小村子周围有几十个“景点”，都是梵高写生的地方，与画作同一视角的地方都树立着他在这里画的画，你可以把眼前所见与画家笔下的景色相对照。百余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梵高自杀的那间小客栈的房子至今还保持着原貌。他活了37岁，那间房子是他一生中住过的第38间房子，在他死之后就没人再居住过。墙壁上有“梵高之友”的一个告示，上面说，如果大家捐款给“梵高之友”协会，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挂上一张梵高的真迹。

最先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传记《渴望生活》让我先认识了这个贫穷潦倒、生活能力差、一事无成的画家，并想当然的把创造性的生活和世俗的幸福生活对立起来。但后来我会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还是爱因斯坦说得最为明白：“引导人们通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是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中令人痛苦的粗糙状态和无望的枯燥乏味，摆脱一个人自身总是在变化着的欲望的羁绊。就像画家、诗人或者哲学家一样，科学家努力要创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使这个宇宙及它的结构成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这是为了以这种方法去寻找到他在狭窄的个人经历的漩涡中无法找到的宁静与安全。”

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先听到传言说，北京将进行交通演习，汽车分单双号行驶，真到了8月8日这天，预想中的演习并没有到来。在这个欢庆的日子结束之后，政府才通知，8月17日到20日，限制小车出行，分单双号行驶，目的并非缓解交通，而是为检测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一目的不由得让我担心，如果检测结果表明，汽车尾气极大影响北京的空气质量，那明年是不是从7月中旬或更早就限制小车出行呢？北京会不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减少130万辆汽车行驶呢？

8月8日这天还看到一中央台主持人的博客，他说他已经购买了一年的汽车尾气排放，他在自己的博客号召大家关注环保。我不是一个有钱人，看到有钱人不会想我要和他们一样；我也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看到道德高尚的人心里也决不会见贤思齐。出于显而易见的阴暗心理，我要说，花几百块钱就买来某种道德优越感实在太便宜了。这位主持人以前号召故宫把星巴克赶走，由他的身份推断，明年的中央台将大肆宣扬两点，一是民族自豪感，二是“我参与，我快乐”的道德意识。

8月8日听到最好的消息是北京队在客场战胜了山东队，但明年的职业联赛在奥运会来临前三个月或更早恐怕就要偃旗息鼓，足球联赛的赛制将大退步，我相信这是体育管理者对足球的一大误解。事实上，人们对职业体育、对体育一直都有很大的误解，明年的奥运会似乎无助于消除这种误解。不过，世上的事本来就可以多重解释，总不如一个比分来的那么实在。晚上10点多我茫然的在电视上寻找北京和山东的进球画面，却发现北京台在转播一场无聊的曲棍球比赛，中央5台在转播一个商业活动，一汽车制造商向奥运会官方电影拍摄方支付拍摄用车。

奥运会官方电影，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创举。名正言顺地可以拉来赞助。奥运会总强调自己不受赞助商左右，最打动人的说辞就是奥运会赛场上没有广告。在我看，那些干净的牌子就是收了钱之后最成功的牌坊，赞助商在赛前赛后的忽悠，还不如世界杯明媒正娶的把那十几个广告商的牌子放到球场上呢。我一直疑惑为什么北京奥运的合作伙伴会是两个石油牌子，两个啤酒牌子，两个牛奶牌子，后来奥组委一官员解释，这是因为咱们有一个大市场。诚然，我们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各种外商内商或正面强攻或迂回的要与奥运会发生关系。我们的记者曾经批评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商业气氛过浓，我没去过亚特兰大，但我相信，由今往后的一年间，我们会被各种奥运之名的商业活动弄得不胜其烦。

我到香港的第一天晚上，就迫不及待的找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山顶金庸先生的豪宅。出租车离大门还有半公里，我叫司机停下，从双肩背书包里取出我的黑色夜行衣换上，司机问：“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说：“我要夜闯金宅，和金庸先生讨论文学。”

施展梯云纵，我就上了这别墅的屋顶。趴在上面，正琢磨金先生会在哪个书房，猛然间一道灰色的身影略过，已经进入右侧的第二个窗户。我悄悄爬过去，倒挂金钟，往屋内看去，只见屋中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正是金庸，一个带着人皮面具，居然是黄药师。我这次来香港，主要是对金先生修改的新版本武侠小说表示不满，没料想黄药师已经率先发难，虽然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但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是不快：“我可不喜欢你在花城版《射雕英雄传》里把我写的像个‘愤青’，还说我心里喜欢梅超风。”金先生回答得慢条斯理：“这些都是我这几年的感悟，不过我当年并不知道，原来的你比较完美，现在我想在你身上加入一些更人性化的因素。”对这样程式化的回答，黄药师面无表情：“你在《神雕侠侣》里写杨过和小龙女那段，什么每天想你200遍，每天想你500遍，这样的语句也太像琼瑶了。”金庸干笑了两声：“你们总看不上琼瑶，其实我们写的都是流行小说，当年狄更斯写《老古玩店》，在报纸上连载，大家都问他小可耐尔是不是死了，这和我在《明报》上写《神雕侠侣》没什么区别。”这一次黄药师抓住了重点：“狄更斯已经是经典小说了，你能活着看到你的小说成为经典，这很不容易，为什么你要糟蹋自己呢？”

我的武艺不精，倒挂金钟时间长了，大脑充血头晕脑胀，但听得老金在屋里又干笑了两声：“你知道，英国前几年推出了一个写小说软件，狄更斯的重孙女是这个软件的形象代言人，现在谁不能写小说呢，写文章，写博客呢？什么叫经典？我愿意用卡尔维诺的说法，经典是回荡在房间里的声音，而当下是窗户外面嘈杂的声音。在我内心深处始终回荡的是佛教经典，我的小说不过是时文，是外面的噪音。你们珍视这些东西，可我却觉得它无足轻重，随便我怎么改都行。”

话已至此，多说无益。我两条腿再也挂不住了，一头栽倒在楼下的草坪上。一道灰色的身影飘然而至，黄药师一把把我拽起来：“走吧，小兄弟！”我还心有不甘：“不问问他打算怎么修改《鹿鼎记》吗？”黄药师拉着我飞过太平山：“放心吧，小兄弟，小宝他们生活的很好。我们既然已经被创造出来，造物主本人也不能再将他更改。”

足下高尔夫球技如何�t这可是一个事关你健康的问题。

虽然打高球的人最关心的还是挥杆动作的改进和杆数的减少�o但运动医学研究人员和高球行业专家却已经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高球和健康之间的联系上。他们发现�o从你的挥杆质量到你的击球码数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深刻反映着你的整体健康状况。好消息是�o旨在改善健康状况的一些简单措施同时也能提高你的球技。

--你乘坐高尔夫球车。如果你离不开高尔夫球车�o那你可能不够健康。美国饮食协会(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的研究发现�o体重160磅的高球玩家使用高尔夫球车时每分钟燃烧掉的热量是3卡路里�o而自己带球杆步行的高球玩家每分钟可以燃烧掉6个卡路里。《高尔夫球文摘》(Golf Digest)的研究显示�o18洞之后�o坐高尔夫球车的人每分钟心跳86次�o自己带球杆步行的人每分钟心跳120次。运动心跳达到上限是身体健康的表现。（你可以用mayoclinic.com上的健康工具计算你的运动心跳范围。）纽约运动医学专家兼PGA高尔夫巡回赛顾问维杰伊•瓦德(Vijay Vad)表示�o对婴儿潮一代而言�o高尔夫球是健康的重要衡量标准�r晚上腿痛不痛�t需要坐高尔夫球车么�t这些都在反映你的健康状况。

--打得不远。如果你一杆下去球很快就掉下来�o通常说明你下半身存在健康问题�o尤其是你的髋部肌肉。髋部肌肉僵化影响你的挥杆�o而且常常会引起背痛。通常还说明你坐的时间太多了。在汽车或桌子前一坐几个小时使你的股屈肌缩短变硬。久而久之�o肌肉弹性的丧失将比高球战绩不佳更令你伤心。下身肌肉的弹性是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o它决定着你摔倒的危险度和自由活动的能力。

--准确度问题�o如果高尔夫球老是偏离球洞�o你上身可能存在姿势、力量或灵活性问题。这可能是颈关节炎的征兆�o可能造成弯腰驼背和肩部问题�o并影响你的活动范围和年高后的独立生活能力。

--挥杆动作失调。如果你的挥杆一塌糊涂�o可能表明你的核心肌群力量不足。核心肌群包括腹部、髋部、大腿和臀部深处的肌肉。核心肌群影响着你的姿势和稳定性�o决定你受伤的危险度。脊椎指压疗法运动医生克里斯廷•瑞查德(Christian Reichardt)表示�o打高尔夫球时无力驾驭的人很可能患有核心肌群的毛病。克里斯廷还是Golf Health的所有者�oGolf Health在加利福尼亚有两个高尔夫球健康评估诊所。克里斯廷说�o从高尔夫球的角度而言�o你需要提高你的挥杆技术�o从她的角度看�o你需要改善你的健康情况。

--一杆失误就导致满盘皆输。你对坏球或小鸟球的反应也反映着你应付日常压力的能力。如果打坏一杆便垂头丧气甚至整场比赛发挥失常�o那此人可能存在心理压力问题。这可能导致心脏病等疾病。瓦德医生说�o如果因为击出坏球而懊恼然后就发挥不出水平�o那么你可能在自我强化压力�o并且无法释怀。他说他自己打出好球时会欢欣鼓舞�o但坏球却不会对他有太大影响。

为了改善你的健康�o提高你的球技�o在球赛开始前、进行中和结束后都做做拉伸练习。上mayoclinic.com查找一些高尔夫球拉伸锻炼方法的幻灯片。瓦德医生写的Golf Rx一书中有18套高尔夫球手拉伸体操（每洞一操）这些体操可以提高你的柔韧性并帮你放松紧张情绪。请高尔夫球顾问或运动医学专家对你的挥杆作出评价�o帮你找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