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周末看电视，转到北京6台，猛的看到酋长体育场，竟是非常激动。这是“酋长杯”热身赛，可那体育场毕竟是英超的影子。英超新赛季8月11日开打，但看电视转播要收费，我一时还舍不得掏钱看。

上赛季第一场球，我看的是阿森纳在新的“酋长球场”迎战维拉。再上个赛季，阿森纳最后一战，老球场草坪上剪出“海布利1913-2006”的字样。我有一本建筑画册详细讲解几个著名球场的故事，其中有酋长球场、有锐步球场，也有新温布利，画册封面上说，历史上的伟大建筑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现在的时代精神就是体育。但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那些富丽堂皇的球场。

2002年夏天，我去韩国看世界杯。9月份，去英国看莱德杯，比赛在伯明翰举行，邀请我们去的是英国赌博公司伟德，中间的一天，伟德公司拉我们去利兹看英超，路上要三个多小时。利兹是座安静的小城，球赛开始前，三三两两的球迷从家里走向埃兰路球场，那场球是利兹联打阿森纳。利兹联曾经有一个赛季很火，但他们是小俱乐部，好球员很快被买走。那场球最后的比分是1：4。

球场比较老，中场休息时厕所里极其拥挤，买啤酒的地方更挤。但声音效果极佳，球员的每个动作都能得到观众的呼应，叹息或喝彩，歌唱或叫骂，绝对是HiFi的效果，声音是现场看球最大的享受。说来遗憾，我就看了那么一场英超，但那场球改变了我对足球的看法——第一：我刚在世界杯上看见的大牌球星，眼下他们就在利兹这个简陋的球场里踢球，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是重要，但每周的比赛才是这帮球星的工作。第二，英国比较安静，人和人之间住的远，周末，能聚集在一起看看球，是一种社会性的需要。咱们平常就够闹腾，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近，周末能呆在家里消停会儿最好。所以我们不爱去现场看球。第三，从利兹回伯明翰的路上，加油站或快餐厅里，我们总能碰见阿森纳的球迷，他们开车回伦敦，足球是球迷每周的节日，遗憾的是，这种平日生活中的足球因素并不是由中超提供的，不是由我们城市里的球队提供的，我们只能看转播，大家移情，误以为自己的主场在曼彻斯特、伦敦、或者米兰、巴塞罗那。

我一朋友，曾在谢菲尔德留学，在一酒馆门口听见两个球迷在那里争论，谢联和谢周三哪个更好，她插嘴：当然是谢周三更好。球迷愿闻其详，她说，100多年前，一帮喜欢足球的人每周三都要开一次足球会议，后来就成立了“周三俱乐部”，他们发明了“CROOS BAR”，就是在两根球门柱上加一根横梁。球迷瞪着她：难为你知道这些历史，可这不说明谢周三现在踢的怎么样。还有一位球迷，自称KOP，他说这是利物浦球迷的代名词，可我总觉得这是球门背后更陡峭的看台上的观众，泛指所有球队的死硬fans。

英国人霍顿当年执教中国队，我记得有个镜头，他坐飞机去大连看比赛，拿着一本《经济学家》杂志看。我当时想，坏了，这霍顿是个知识分子，怎么能搞得过中国足球界的那帮流氓呢？非下课不可。他的翻译是谢强，霍顿下课，谢强也从足协辞职，到新东方学校去当英语口译老师。他说，英国的主要出口物是两样：英语和足球。我很同意这说法。在《新概念》第二册里我们就知道了朴茨茅斯等一堆英国地名，等我们看到英超联赛中的朴茨茅斯，就会想起二战中的盟军登陆集结，看到伯明翰，我们会想到工业革命，看到利物浦，会想到约翰·列侬。当年有个意大利语专家在中央电视台说意甲，那身份简直就是意大利文化（以足球为代表）唯一且权威的阐释者，如果足球转播是一种文化交流，你怎么能忍受这样唯一的权威呢？ 看不了英超，总有意甲可以看，这都是足球，可又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最近出版的《伏尔泰的椰子》一书，讲了全世界对英国的喜爱。伊夫林·沃、哈代、狄更斯、福斯特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还有，好多人都会在青春期买一本《简·爱》送给朋友，这些也算是我们对英国文化的喜爱吧。还有彭斯的诗，我的心不在这里，我的心在高原。对许多英超球迷来说，他们的心不在这里，他们的心在白鹿巷，在斯坦福桥。

如此说来，每年600块钱收视费并不算高。但我还在犹豫，英超早就失去了工人阶级、平民阶层的色彩，从阿布收购切尔西开始，英超的俱乐部就成了全球大富翁的收购目标。作为一名曼联球迷，我当年就极力反对美国人收购曼联，可咱们这遥远的反对有什么用？美国老板这个赛季花了大价钱引进了几个好球员，他们和切尔西的争夺会更激烈。英超联赛会逐渐演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那些人的角斗场，他们居然还要从我手里拿走600块钱。足球是怎么失去球迷的？周六晚上，拿一张DVD代替老特拉福德的画面，足球就是这样失去球迷的。

作者 王星

《哈利·波特与死圣》的英文版出了三个版本。美国版开本大些、沉些，英国版轻巧些，但两种版本花花绿绿的装帧都带着“儿童读物”味道。第三个版本是英国出的所谓“成人版”，装帧风格与前两个版本大不相同。成人版的封面书脊黑乎乎一片，书脊处出版者Bloomsbury公司的标识也与“儿童版”不同。儿童版使用的是狗头图案，成人版使用的却是通常见于Bloomsbury出版的“严肃著作”书脊上的弓箭手图案。挂着这样的封面与标识，备受期待的哈利·波特第七部即便看起来还不太像“严肃小说”、至少也有几分神似侦探小说或者惊险小说。

占据了整个成人版封底的是一张J.K·罗琳站在书架前的照片。罗琳成名后曾推出过好几个书单，说是她读过或者推荐的书。即便如此，能有机会“偷窥”一下罗琳真正的书架显然更有趣些。

照片可见的书架顶层上，右侧能辨别出的第一本书是苏·汤森（Sue Townsend）的《亚德里安·莫尔的秘密日记》系列中的一本：《卡布奇诺岁月》。莫尔系列自1982年开始出版，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名叫亚德里安·莫尔的平庸男孩自13岁开始经历的各种日常琐事，同时贯穿了各种英国式的政治讽刺。随着更多同系列作品的推出，莫尔也不断长大。时至2005年出版第七部时，莫尔已经55岁。《卡布奇诺岁月》是系列中的第四部，其时莫尔30又四分之一岁，在一家餐厅工作，后来他偶然被一个有线电视制作人看出，参与制作一套名人秀节目，小获名望。莫尔系列自第一部起就是英国的畅销书，台湾也曾有风靡一时的中译本，但在内地这套书并不出名，苏·汤森的名字倒更多地与2002年一道高考英语题联系在一起。

与《卡布奇诺岁月》相隔一本书的是阿布拉扎克·古纳（Abdulrazak Gurnah）的《海边（By the Sea）》。古纳是近年在英国颇有影响的“移民作家”中的一位，曾于1994年获得英国文坛最具权威影响的“布克奖”提名。《海边》讲述了一个从坦桑尼亚来到英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中年人的故事。它并非古纳最受好评的作品，不少评论指出：《海边》没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以认同的角色，书中错综复杂的叙事经常琐碎而令人困惑，读者被强迫灌输了太多的细节。

再往左，醒目矗立的一本大书很可能是大都会博物馆的展品目录，在它的右侧，不起眼地藏着本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Pale Fire）》。据说《微暗的火》是《洛丽塔》轰动后纳博科夫为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通俗畅销书作者而苦心创作的。纳博科夫声称自己的灵感来自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过程：全书翻译后注释部分的页码超出译文部分近十倍。纳博科夫感慨：“人类生活无非是给一部晦涩难懂而未完成的杰作添加的一系列注释罢了。”于是诞生了这部由一篇前言、一首四个篇章的长诗和无数评注、索引组成的作品。书架的主人罗琳曾在接受采访时把纳博科夫归入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之列，但并未言明自己喜欢纳博科夫哪部作品。有位撰写各种严肃的文学评论的德国评论家曾严肃地撰写过一部论文：《为什么纳博科夫应该会喜欢哈利·波特》。关于纳博科夫，这位评论家还写过一部著名论文：《两个洛丽塔》。

大都会博物馆展品目录的左侧是《简·奥斯汀书信集》。罗琳不止一次表示：奥斯汀是她最喜欢也最敬佩的作家，而她最为叹服的是奥斯汀在落笔时便对全书结构了然于胸。作为英国的女性作家，在接受采访时选择奥斯汀作为仰慕对象似乎永远是最安全的选择，毕竟奥斯汀的书总会在英国的各种经典小说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她涉及人的心灵，还不到涉及人的眼、口、手、足的一半。……奥斯汀女士是一位完美而明智的上等妇女，然而又是一位极不完美颇不明智（不是糊涂）的普通妇女。”这种评论大概也只有100多年前的夏洛蒂·勃朗特敢说。

紧贴《简·奥斯汀书信集》左侧的一本书只露出“NINE”这几个字母，倘若那是著名的《十九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镜中世界（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Realism: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倒算相得益彰，只可惜从字号看并不像。让过罗琳的头发，那本矮矮的厚书是特罗洛普（Troloppe）的《醋海风波（He Knew He Was Right）》。与他的好友萨克雷、艾略特、勃朗宁等人相比，特罗洛普算不上太出名。他出身律师家庭，后来在爱尔兰的邮政部门供职，正是在他的倡议下，英国开始使用街头的铁制邮箱。特罗洛普的成名作发表在他40岁时。他的作品注重心理分析，肖伯纳、托尔斯泰等人都认为特罗洛普的作品曾对他们有所影响，比他年轻一辈的史蒂文生等人虽然对他并没有太多好感却也不能不对他予以好评。当特罗洛普去世时，亨利·詹姆斯在悼词中表示：“特罗洛普在作家中虽不是最擅长言词表达的，却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他帮助人类的心灵认识了自身。”

特罗洛普的左侧是阿尔贝托·曼吉尔（Alberto Manquel）的《走进镜中丛林：词语与世界论文集（Into the Looking Glass Wood: Essays on Words and the World）》。这是继著名的《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后曼吉尔又一部论述词语与世界的论文的合集。全书以曼吉尔童年时最喜爱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与《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为叙述线索，涵盖范围远至“格瓦拉之死”，此外也有带有自传色彩的“论作为犹太人”。可以顺便一提的是，曼吉尔与古达的书同是由Bloomsbury出版，都带有弓箭手标识。

其实“乔伊斯”这个名字可能是顶层书架左端最引人注目的。那是本《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像》。关于乔伊斯作品的任何指手画脚都比较费力不讨好。幸好乔伊斯在《画像》一书中早借斯蒂芬之口说了：“一个艺术家，和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永远停留在的他的艺术作品之外或之后或之外，人们看不见他，他已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毫不在意，在一旁修剪着自己的指甲。”

个人而言，我最好奇的是照片上书架顶层左端临近尽头处的那本厚书。这本书书脊的磨损程度远超过同层的其他书籍，但也因为磨损太厉害从照片上无法辨别书名。它或许才是罗琳翻阅最频繁的一本书。可惜眼下能判别的只有一点：这层书除一本大都会博物馆展品目录外，可辨别出的都属于“严肃”文学或评论作品，这本应该也属于同一范畴。

照片上第二层的书籍被罗琳的身体挡住了二分之一，不过右侧几本的书名倒还容易分辨。最右端的是弗洛伊德的《笑话及其它们与无意识的联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亚马逊网站对这本书的介绍是：与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略有不同，这部著作分析的重点更接近正常心理而非病态心理。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典型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分析，但仍公认为是弗洛伊德最通俗易懂的著作之一。书中包括了大量笑话，尤其是源自犹太传统的笑话。弗洛伊德由此探讨了笑话、机智、喜剧与幽默的无意识与有意识本源，分析了笑话的技巧、目的、社会作用以及听众的角色。弗洛伊德将笑话与梦境并列讨论——尽管功能迥异，但它们具备相似的机制。笑话与幽默帮助我们排泄被压抑的观点与情感，随之获得的快感近似于“当我们在童年时没有对漫画的渴求、没能力编造笑话、也不需要幽默来获取生活中的愉悦时的快感。”

几乎紧贴弗洛伊德的是三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假戏成真（Dead Men’s Folly）》、《三幕悲剧（Three Act Tragedy）》和《死亡约会（Appointment with Death）》。这三本侦探小说每本都死人不少，只是恐怕算不上克里斯蒂的代表作。

第二层左侧大部分书名都模糊一片。那本浅色书脊的厚书可以隐约看清有企鹅出版社的标识，以作者的起首字母、全书厚度以及在书架上所处位置上看，也许会是侦探小说奠基作之一、柯林斯的《白衣女人》。最左端一本书的作者名倒算显著：伊安·兰金（Ian Rankin）。兰金堪称当今英国犯罪小说界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出生于苏格兰，早年当过葡萄采摘员、养猪人、收税员、酒精研究员、音响记者和朋克音乐家，第一部以雷德巴（Redbus）探长为主角的犯罪推理小说出版于1987年。或许是因为所创造的侦探更具备美国读者喜好的“硬汉侦探”风范，他的作品在美国大受欢迎，曾获得所有“硬汉侦探”作者梦寐以求的钱德勒-富布赖特推理文学奖。在英国，除了获得的几次“金匕首奖”外，兰金为人所知的还有他以雷德巴的名字授权命名的各种威士忌与啤酒。

照片上书架底层书籍显露出来的更少。右侧有本书仅能看清部分标题：《ATLAS OF A……》。后面两个字母残存的痕迹颇像“NA”。假如那真是本《解剖图谱（ALTAS OF ANATOMY）》，罗琳的阅读眼界倒着实令人叹服。至此只剩下底层书架的左侧，与罗琳作为哈利·波特创造者的身份最相符的两本书恰在此处。

首先是E.A.怀克·史密斯（E. A. Wyke-Smith）与乔治·莫洛（George Morrow）的《斯奈格的奇妙世界（The Marvellous Land of Snergs）》。“斯奈格”是一个矮人部落，整部书讲述的是两个人类孩子在斯奈格的世界中历险的故事，囊括了这类魔幻童话所需要的一切因素：逃亡的孤儿、国王、骑士、坏巫师、好矮人。这是一部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童话，但《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坦言这部童话是他的灵感来源，而罗琳也承认她曾经认真拜读过托尔金的作品。

另一本是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黑暗元素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黑暗元素》是以一个名叫莱拉的女孩为主角展开的魔法历险故事，其中最重要的设定是：人类的灵魂都有能表现其存在的躯体，可以以某种动物的形象出现，无论是青蛙、绵羊、蝴蝶还是其他别的动物，总而言之，“人的本质会映照在他们各自的动物形象中”。《黑暗元素》系列在英国获得的文学奖项足以令哈利·波特系列黯然，虽然改编成电影较晚，但已被称为2007年冬季最值得期待的影片之一。

照片上罗琳的书架就结束在普尔曼的这本书上。从各种报道上看，罗琳对普尔曼评价颇高，甚而在一次有关文学与课程的讨论中特意与普尔曼联手分别列出了英国学生应读的书目。这也是罗琳名下的各种推荐书目之一。那次罗琳列出的书目是：《呼啸山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鲁滨逊漂流记》，《大卫·科波菲尔》，《第22条军规》，《杀死一只知更鸟》，《动物庄园》，《两只坏鼠的故事》，《麦田守望者》，《哈姆雷特》。

可惜，这些书照片上一本都没有。

我很少看《南方周末》，因为我看了它就心里不痛快，就难受，就恨不得没看。鬼使神差的，今天居然看了一份过期的《南方周末》，知道了北京有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叫王世仁，不是黄世仁，是王世仁。可这位先生说出来的话，比黄世仁还狠。他主张拆掉东四八条，“北京旧城区里现在85%以上都是房管所的房子，私房户很少了。房管所实际上就是房东，说白了，房东让你走你就得走。现在给你贴钱，让你从一个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还不满足？拿那些钱能买到新房的一半就已经够不错的了。”

上周，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北京的拆迁，一市民说：“无家可归的人骑着自行车到处找房子，抢走你住宅的人却开着奥迪车从你身边经过。”

还是那份《南方周末》，“评中评”版，摘录《南方都市报》评论文章说，什么产权的房子都有风险，因为我们是买了房子不是买了地，原评论借用海子的诗——在“房地分离”的状态下，铁打的人也在忍受生活，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中。

还是这个版，看见《经济观察报》发表秦晖教授文章《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政府如果是一个知其所限，不能对公民为所欲为的政府，那就向完善民主进了一大步。如果还是一个老百姓可以要求它对自己提供服务的政府，那就又进了一大步。秦教授说，限制政府权力，向官员问责，这比民主选举是从村一级上升到乡一级重要多了。

看完了果然不痛快。过两个月再看吧。不过在这报纸上还看到一条有意思的，1989年2月18日，胡德华等20多位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七届全国人大六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停播动画片《变形金刚》——《变形金刚》的思想内容荒谬，主要是宣传好战，对下一代有毒害作用。在美国市场滞销的“变形金刚”玩具大量倾销我国市场，一套“变形金刚”高达上千元，每一个玩具也要数十元到上百元，给许多家庭造成经济负担。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看《变形金刚》了。10多年之后，再看《南方周末》，估计还是有心理负担。

我去参加一个有关“绿色奥运”的电视片策划会，主办方是一家国际性的NGO组织，总部在美国。中国区的牛主任主要在云南的群山里工作，为了这次策划会，牛主任回到昆明，和我们连线开一个电话会议，她没有飞回北京，这样可以减少飞行带来的碳排放。这个NGO组织明确的表示，北京提出“绿色奥运”的概念很好，但什么是真正的绿色？还需要做大量的普及工作，因此他们要拍一个电视片，片中，邓亚萍会骑着自行车拎着竹篮子去超市买菜，她告诉你要少开车不使塑料袋，这样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刘翔也会出现，告诉你什么叫生物多样性，姚明也会出现，告诉你为什么要保护冰川。电视片的策划方案已经有了草稿，我们三位策划大师就要论证这方案的可行性。

A先说：“我觉得你们这个方案太不像体育节目了，倒像是个公益广告，公益广告就不能拍40分钟了。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思路转向体育节目。能不能介绍一下都灵冬奥会的环保措施？在体育组织、联合国环境署看来，都灵的环保做得相当不错，但世界自然基金会还是会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认为，人造雪的重量是自然雪的5倍，这会对地表造成破坏并消耗数百万立方米的水。 还有冬奥会圣火，57米高的火炬在15天内每小时将会燃烧掉8000立方米的甲烷，这相当于3500户居民一年的天然气用量。”

B插嘴：“最近有个英国科学家说，奶牛每天打嗝会产生100升到200升的甲烷，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奶牛打嗝怎么能打出甲烷呢？”

C说：“我们不是做科普片，还是把话题集中到体育上。我记得去年的德国世界杯，第一次提出来是‘零排放’的体育盛会，或者说是‘碳中和’的世界杯，组委会、参赛队拿出钱投资于环保工程或者是绿化工程，也就是用钱买下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北京奥运会能提出来自己是第一个‘零排放’的奥运会，倡导每个参赛的代表团都种树或者投资环保工程，开创今后举办奥运会的传统，那就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我们ABC三人很是兴奋的就此讨论起来，虽然我们也知道出钱种树或者投资，就是掏钱买一个心安理得，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非常不喜欢这种“碳中和”的买卖，但是推广“零排放”的概念更为重要。电话那端的牛主任一直沉默，于是我们问她：“您最想传递的环保理念是什么？是不是‘零排放’？”牛主任回答：“我最想说的是生物多样性。”策划会至此，大家就哪一种环保理念最值得向公众推广有了分歧，我们ABC三人一致认为，在北京，大气和环境污染更有的说，最后牛主任同意，电视片只有一个诉求，那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接下来讨论如何在一个体育节目中播出一个讲“碳中和”的片子，说起来很简单，人家NGO组织拿出一笔钱来做这个事情，总要听见响动，要上电视。又是A先说：“我们与其做个小片子，不如把它做成一个大的活动，奥运村开村的时候，各个代表团都去北京郊外植树，这个活动一搞，电视台可以直播，网络也可以直播，动静肯定最大。”B接着说：“而且可以让他们签一个《北京宣言》，其历史地位不逊于《京都议定书》。”C敲边鼓：“加拿大当年参加一次环境会议，就投资于洪都拉斯的一个环境工程，以后形成惯例，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都要花钱买树苗。”

这些运动员坐飞机而来，拿了金牌回国领奖金，有了奖金买汽车。他们留下的钱买来树苗，然后那些对环境基本上是“零排放”的农民工去给他们种树，一想到这情景，就知道电视画面上需要另一番情景：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的体育明星，还有我们的刘翔、姚明都拿着铁锹去十三陵种树了。牛主任说：“可我们并没有把握说服美国代表团去十三陵种树呀！”

A说：“你们的总部不是在美国吗？他们和美国奥委会没有联系吗？让你们总部的人去做工作。”B说：“你们这个组织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是很有能量的，让你们的澳大利亚分部和加拿大分部分别去说服加拿大奥委会和澳大利亚奥委会。”C说：“一旦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响应，当然还有我们中国，那么大多数代表团就都会去种树。”

策划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旁边一小姑娘认真的用电脑记录下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言之凿凿指点迷津大气磅礴，牛主任最后是被我们说服了，电视片不拍了，立刻给总部写信，并发文给各国分部，与所在国奥委会取得联系，希望他们到北京来种树。

这个策划会是在北京一个炎热的午后召开的，散会后三位策划大师领了一笔车马费回家。在我的猜测中，远在昆明的牛主任挂断电话就会立刻返回云南的群山里，去照看那里的绿孔雀、长臂猿、蜂猴、犀鸟，千万不要再想北京奥运会的“碳中和”问题。我们三位这一下午释放的甲烷可不少，当然，这并不是最可怕的。到了明年奥运村开村那天，要是真有运动员扛着铁锹去种树了，真的电视转播了，真的号称我们实现“零排放”了，那才是最可怕的。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乐趣——女人、水果、思想。但是我认为没有比在一个柔和的秋日里穿越这片海面，轻轻念出每个岛屿的名字，更能把心灵带入仙境。世上没有别的地方，人们能同样安静、更加舒坦地从现实转入梦境。”

这是一本希腊小说《阿莱克西·卓尔巴》中的一个段落，它非常适合用在希腊旅游局的海报上，蓝天、白色房屋、小岛与桅杆，下面最好用上这段话。这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我没看过，不知道影片开始会不会是海洋与小岛，然后一个是男声的旁白，把小说中的这几句完整的念出来。

就像《海上钢琴师》，电影开头几乎就是把小说开头念出来，船上有上千人，总会有一个人最先看到自由女神像，然后他转向整艘船大声喊道：“美国！”这时候自由女神从水雾中渐渐露出她沉静的面容，看着那些来到新世界的子民。

如今很难有机会坐船去美国，即使我们坐船从上海出发，穿越太平洋，也是先到旧金山。最先看到的很可能是金门大桥。今年年初，我们乘坐的飞机在旧金山降落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看到了金门大桥，但我不可能因此对着整个飞机的乘客喊：美国。因为机长早已宣布：我们即将降落。

看见自己认识的标志总是让人兴奋的。哪怕只是在电影里看到一个去过的地方，《变形金刚》里那些机器人的造型我不太熟悉，但看见胡佛大坝，我就莫名的兴奋起来，这个地方我去过，它离拉斯维加斯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它可是我在美国参观的唯一一个名胜古迹呀！按照电影里的说法，威震天早就被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擒获，为阻挡那个能量块的辐射，胡佛总统建立了胡佛大坝，把威震天震在下面，并成立了一个叫“第七区”的秘密警察部门。

这种构思当然是用滥了的套路，特别是在“罗斯威尔事件”60周年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把胡佛大坝和罗斯威尔的外星人联系起来。1947年7月8日，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发生爆炸，据说当地人找到了金属碎片，也看到了外星人的尸体，美国军方迅速控制了这一地区，封锁消息。许多人相信，是一架飞碟在这里失事，于是罗斯威尔成了一个飞碟迷的圣地，今年是60周年庆典，不少人打扮成外星人的模样到那里庆祝。这个伪科学的故事经过多年的演绎，已经完全把人弄糊涂了。

人们走在胡佛大坝上的时候，会发各种思古之幽情，比如说，这个大坝不仅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或者，胡佛早年是矿物工程师，曾在开滦煤矿工作过。胡佛1932年竞选中输给罗斯福的第8天，就来到建设中的大坝，那时候他的马屁精就已经想着要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大坝，为他树立一个永久的丰碑了。当然，007系列中的《黄金眼》里，布鲁斯南就跃下这个大坝，今后也会有人站在大坝上想变形金刚。

人们需要一些地点、一些建筑物，或者一些器物，凭借它们从现实转入梦境，我怀疑日本汽车工业大举进攻美国，激发了“变形金刚”创作者把汽车幻想成外星生物。《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里，电脑连接着“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两个世界。斯蒂芬·金的小说《手机》，手机是脉冲杀人的媒介。《变形金刚》里则把我们现在依赖的电子设备变成了现实世界与幻境世界的连接点，金刚们通过互联网找到能量块的下落，“玩闹”变形成一部手机，普通手机也能经过能量块的改造，变成一个破坏力极强的机器人。看电影的时候，我会琢磨，那些孩子们用手机拍下变形金刚的视频，是不是都要传到“youtube”上面呢？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开头，作者先对电梯进行了一番冰冷的工业化的描述。让你怀疑这电梯就能把你带向另一个世界。我家的电梯里有一个乘务员，她会问每个进来的人要去哪一层，我家门口总有一排出租车，你上了车，司机总问你去哪儿。我坐出租车的时候就是去安贞桥上班，有一天，我进了电梯，面对乘务员询问的目光，我说：“安贞桥”。那一瞬间，我真是以为从家里进到这个电梯，电梯门再打开的时候，我就会走进办公室呢。

从家到办公室，从办公室到家，这是一条多么熟悉的路线。回到《海上钢琴师》，其中一段经典的台词：“你看到那数不清的街道吗？如何只选择其中一条去走？一个共渡一生的女人，一幢属于自己的屋子，一种生与死的方式。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一想到这个，难道不会害怕、不会崩溃吗？”

如果能有机会再去美国旅游，我想去纽约看看自由女神像，还有世贸双子大厦。“9·11”之后，我还能在许多电影镜头中看见纽约那一排如牙齿般错落的建筑，那两颗已经被打落的门牙还闪烁着光芒.

几个月前的一天，耶路撒冷市内的一家购物中心，以色列外交部的戴娜女士带我们来逛商场。她抱着她两岁半的女儿，和我们约定1小时之后在出口处见。什么样的旅行都会安排一个买东西的环节，哪怕我们刚参观了以色列博物馆，刚看了三大宗教的圣地，转眼又在这里看见世俗生活的热闹。购物中心的书店里全是希伯莱语著作，我买了一本英语书，买了一张《弥赛亚》CD，就回到集合地点。出口处有一排沙发，戴娜逗着她那小女儿玩。她告诉我，晚上还要带我们去参加一个歌舞聚会，不过那时候孩子的爸爸就下班了，可以先把孩子放回家。我问那歌舞聚会是什么样子，她解释了一下我也不得要领，感觉就是露天卡拉OK，戴娜要向我们展示以色列人民是如何快乐的生活着。

我做下来翻看新买的书，戴娜的小女儿静静的玩着玩具，然后我和戴娜开始聊天。她问：“你买的什么书？”我回答：“《柏林墙》，一本历史书。”这样说着忽然有些不安，不知道在犹太人的地方买一本关于德国的书，会引起什么反应。果然，戴娜继续问：“为什么买这本书？你对德国很感兴趣？”我只好严肃做答：“我第一次出国旅行，就是去德国，我去了柏林，专门去看柏林墙。1989年这世界发生了好多事情，我总觉得柏林墙的倒塌和我有那么一点儿关系，我在勃兰登堡门附近买了一张柏林墙的海报，现在这海报还在我的办公室里，但我对柏林墙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买了这本书。”我说的英语结结巴巴，戴娜一直在旁边“恩哼恩哼”，表明她听明白了，鼓励我说下去。但是我还是发问让她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去过德国吗？”

“不，我从来没有去过德国，而且我永远不会去德国。你知道我是犹太人，我的家庭来自波兰，我从小就听家里人说德国，说二战，我不能想象我会去那个国家。我的爷爷和伯父都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后来都来了以色列，他们曾经回德国去旅行，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去德国。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去给德国人看一看，他们还活着。”

“在以色列这几天，我已经听很多人说，他们来自波兰。那么等你女儿长大了，她还会觉得自己来自波兰吗？”

“我们现在都是以色列人，但她还是会记得我们家庭的历史，我们来自波兰。”戴娜的女儿好象听出来这话题有些沉重，嘟囔了两声，戴娜去哄孩子了。同伴们也回来了。这天晚上，我们的一致意见是，取消夜晚的卡拉OK参观，让戴娜回家陪孩子。

酒店的阳台上能看见耶路撒冷的灯光，那城市好象有一种特殊的宁静。我在阳台上抽了两支烟，躺到床上接着看《柏林墙》。作者是个英国人，叫泰勒。序言中讲的是他对柏林墙的记忆，1961年夏天，他的父亲重病在家，泰勒13岁，刚结束懵懂的童年时期，眼看父亲就要不行了，他常到病床边和父亲聊天，说说报纸上的新闻，看电视新闻，黑白电视上出现柏林的画面，愤怒的人群，士兵，铁丝网，“记忆就如同电视画面一样闪烁，对我而言，柏林墙不是世界局势，是一种结局和分离。”柏林墙开始修建的那一周，泰勒的父亲去世了。他继续上中学，开始学德语，夏令营的时候第一次去了柏林，看到了柏林墙，他开始研究德国的历史。这本400多页的书，第一章从1539年的柏林说起，我不耐烦的翻到结尾，作者说到了2006年夏天的德国世界杯，人们在柏林的阳光下，忽然觉得从来没有过希特勒这个人，而柏林墙也只存在于一个疯子的臆想之中。看了这个富有个人色彩的开头和结尾，我把中间的历史省略，满意的睡去。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担任解说的是一位70多岁的女士，志愿者，来自波兰。在参观结束之后，我茫然的想在纪念品商店里买一本书，但许多书都太大了太厚了太细节了，我实在怀疑自己能否看下去一本记述波兰某一地区犹太人逃亡和被屠杀的图文并茂的700页的书。解说者和我的同伴聊天，她说她知道南京大屠杀，知道：“你们中国人可不喜欢日本人。”我跟在他们身后，避免加入谈话，同时脑子还愚钝而顽强的想着我要说的话该怎么用英语表达。我想起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说过，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许许多多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所以，我想问问这个老太太，那个被毁灭的社会机制在以色列存在过吗？是什么样子呢？

也许老太太会反问我，这个机制在你们那里是什么样子呢？我该怎么回答？我说，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不同知识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才使理性得以生长。然而我们的机制就是被改造、被同化的过程，要按照某种统一的理念去理解历史去面对记忆，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描述日本军队暴行的电影，一定会有年轻人振臂高呼：是中国人就一定要去看！专制主义要求人民照着他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个青年多么渴望思想的“一体化”。

等我把这些句子理顺了，把里面复杂的单词都想到用一个简单的单词代替，准备要加入这场历史讨论的时候，老太太正和我们告别：“很荣幸能为你们解说，再见。”

  报道的内容很难把握，须反复阅读几遍才能理解透彻。记者是想尽可能写得简洁易懂，但在纷坛的事态面前，其努力似乎很难奏效，可谓错综复杂。但若耐心琢磨，基本脉络还是可以摸清。文章的题目是：“札幌地价疑团——插入城市再开发中的黑手。”

 
概括起来是这样：首先，在札幌部分地区，在大规模土地收买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两年时间里上地几易其主，且极为隐蔽和反常。地价不明不白地急剧上涨。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遂开始调查。结果发现收买土地的公司尽管名目繁多，但大部分徒有虚名——虽然也登记在案，缴纳税款，但一无办公地点，二无职员。而且这些假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极其巧妙地大肆买空卖空。两千万日元买来的土地转手以6千万卖出，如此卖了两亿元。于是记者对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开始逐一调查，穷追不舍，发现其源头只有一个：经营不动产的B产业公司。这倒是实实在在的公司，总部设在赤坂，拥有现代化的高级办公大楼。尽管不很公开，但实际上B产业同A综合产业这家大型联合公司关系密切。A产业极其庞大，下属铁道公司、宾馆集团公司、电影公司、食品集团公司、商店、杂志社，甚至包括信用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政界也神通广大。记者进一步深入追查，结果更有趣的事情暴露出来了。原来B产业收买的土地都在札幌市计划再开发的地段以内。地铁的建设、政府机关的新址等公共投资项目都将在这一地段进行，所需资金的大部分由国家拨款。国家、北海道、札幌市三方经过协商，制定了再开发计划，形成了最终决定，包括位置、规模、预算等等。不料揭开盖子一看，决定开发地段内的土地已在几年时间里牢牢地落入他人之手。原来情报透露给了A产业，早在计划最后敲定之前，收买土地的活动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就是说，这个所谓最终计划一开始便被人借用政治力量拍板定案了。

收买土地的急先锋就是海豚宾馆。它抢先占领头等地皮，以其庞大的建筑物扮演了A产业大本营的角色，即担任这一地段的总指挥。它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改变着人流的方向，成为这一地段的象征。一切都是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的，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投入最大量资本的人掌握最关键的情报，攫取最丰厚的利益。这并非某个人缺德不好，投资这一行为本来就必须包含这些内容。投资者要求获得与投资额相应的效益。如同买半旧汽车的人又踢轮胎又查看发动机一样，投入一千亿日元资本的人必然对投资后的经济效益进行周密研究，同时搞一些幕后动作。在这一世界里什么公正云云均无任何意义。假如对此一一考虑，投资额要大得多。

有时甚至铤而走险。
譬如，有人拒绝转卖土地。从古以来卖鞋的店铺就不吃这一套。于是，便有一些为虎作怅的恶棍不知从何处胃出。庞大的企业集团完全拥有这种渠道，从政治家、小说家、流行歌手到地痞无赖，大凡仰人鼻息者无所不有。那些手持日本佩刀的恶棍攻上门来，而警察却对这类事件迟迟不予制止，因为早已有话通到警察的最高上司那里去。这甚至不算是腐败，而是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投资。诚然，过去或多或少也有这等勾当。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投资网络要细密得多，结实得多，远非过去所能比。庞大的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进而把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事象巨细无遗地网入其中，通过集约和细分化，资本这具体之物升华为一种概念，说得极端一点，甚至是一种宗教行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任何神话。

这就是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都要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善恶这一标准也已被仔细分化，被偷梁换柱。善之中有时髦的善和不时髦的善，恶之中有时髦的恶和不时髦的恶。时髦的善之中有正规的，有随便的，有温柔的，有冷漠的，有充满激情的，有装模作样的。其组合式也令人饶有兴味。如同米索尼毛衣配上尔萨尔迪裤子，脚穿波里尼皮鞋一样，可以享受复杂风格的乐趣。在这样的世界上，哲学愈发类似经营学，愈发紧贴时代的脉搏。

当时我没有在意，如今看来，1969年世界还算是单纯的。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消向机动队员扔几块石头便可以实现自我表现的愿望。时代真是好极了。而在这是非颠倒的哲学体系之下，究竟有谁能向警察投掷石块呢？有谁能够去主动迎着催泪弹挺身而上呢？这便是现在。网无所不在，网外有网，无处可去。若扔石块，免不了转弯落回自家头上。这并非危言耸听。

记者全力以赴地揭露内幕。然而无论他怎样大声疾呼，其报道都莫名其妙地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甚至越是大声疾呼越是如此。他不明白：那等事甚至算不上内幕，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必然程序。人们对此无不了然于心，因此谁也不去注意。巨额资本采用不正当手段猎取情报，收买土地，或强迫政府做出决定；而其下面，地痞无赖恫吓小本经营的鞋店，殴打境况�j惶的小旅馆老板——有谁把这些放在心上呢？事情就是这样。时代如流沙一般流动不止。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又不是我们站立的位置。
作为报道我以为是成功的。材料翔实，字里行间充满正义感。但落后于时代。

有一次吃饭，好几年前了，安替告诉我他的真名，还有他在圆桌上写过文章。我想起来他写的是殿堂与厕所。圆桌上的好多文章我能记得，作者的名字也能记得一些。安替当时说，改天组个圆桌局，让大家互相认识认识谁是杨不过。杨不过是谁我知道，劳乐是谁，鲁花是谁，这当然更知道。好几年前，有个叫应明的，是个医生，写过一圆桌讲《教父》这本书的人生指导意义，他还写过好几篇，当时他在南京，后来应该是来北京了。但从来没见过。我还记得有个福建的姑娘叫林一，写了篇《杨过》，只此一篇，但记忆深刻。如果有圆桌局，真想请这姑娘来喝一杯。

很多作者很多篇，这里就不滥回忆了。今天要说的是感谢网友留言，告诉我柳文扬去世，我这才知道柳文扬是谁。我没看过他写的科幻小说编的杂志，但我记得他给圆桌写的《时光之书》。按网上的消息，明天才是这兄弟37岁的生日。感谢他为我们写出的《时光之书》。安息！

时光之书

逢年过节，香港总有一两场球赛很吸引人，最出彩儿的是“贺岁杯，这一次香港回归10周年，大球场一共安排了三场球，名为“回归杯”。头一场是中国明星队对香港明星队，中间一场是拜仁慕尼黑对巴西圣保罗，最后一场是中国足球队对世界明星队。

头一场的两个“明星队”，是演艺明星。最后一场的“世界明星”，是真正的球星。传说是罗马里奥打前锋，后来才得知罗马里奥并没有来，队中最有名气的球员是日本的中田英寿，剩下的明星大多是35岁以上了，是退役半退役的老球星。

在《南华早报》上看到拜仁的卡恩接受记者采访，他谈到了历史：“1989年11月，我在莱比锡参加一场比赛，听说柏林墙倒了，人们都开始往西德那边去，所以说我也曾亲历历史。我经历了德国的统一，所以我知道香港回归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我很敬佩卡恩敢想敢说。我看过一本《柏林墙》，一位英国作家写的，在柏林墙兴建的头两天，他的父亲去世，于是他觉得这堵远在德国的墙和他有种说不清楚的关系，高中毕业他进大学，夏令营的时候去了德国，看到了柏林墙，然后开始研究德国历史。看了这本书，我能理解柏林墙的倒塌对作者意味着什么，但我可不敢说，我明白它对德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我都说不清楚香港回归对我意味着什么。

10年前，香港回归那天夜里，我在街上转悠，家家户户都亮着灯，都能听到电视里传来激昂的声音。第二年，碰见一位英国的纪录片导演，我问他：“1997年6月30日晚上，你在哪里？”他说：“我在‘不列颠安娜号’游船上拍纪录片。拍摄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这位导演向我介绍了BBC播出的一个系列纪录片《帝国斜阳》，我找不到这部片子，但能找到这本书。这本书开头就讲，英国人已经熟悉了这样的场面：他们的旗帜从殖民地落下，新的旗帜升起。

2002年终于有机会去了香港，住在文华东方酒店里，去看了赌马。过了几年，张国荣自杀，就是从文华东方酒店跳下去的。那次去香港还在天星码头坐了天星小轮，这是香港电视剧看多了。这次去香港之前，总在报纸上看到香港人在保卫皇后码头，说是要保留香港的“集体记忆”，到了香港我就问当地人怎么看待此事，当地人回答，这都是填海工程闹的，填海盖新楼，就会挡住老楼，地产商人就会打架，就会拿环境保护和“集体记忆”说事。我不知道这说法是不是更不靠谱，反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从小到大，北京的城市管理者从来都是粗暴的对待我自己的记忆，我对此都没脾气。

香港回归10年，送来了国宝大熊猫，香港一商场组织了一个活动，让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打扮成熊猫模样，看谁最像“迎迎”和“乐乐”，那些画着黑眼圈的孩子一个个是真好玩。至于回归10年的意义，恐怕还是消解起来容易，明星队成员赵本山，在我们去大球场的路上做比赛前的动员：“香港回归10年了，香港人民还有点儿小情绪，这一把我们没收利索，还差一场球。这场球我们赢了，就算收利索了。”车上所有人都开怀大笑。那天比赛结束后，有盛大的烟花表演，中田英寿和一位香港模特儿去了兰桂坊，于是有人分析，中田英寿到底把这个模特儿收了没有？

我记得查建英女士在《读书》杂志上分析小说《上海宝贝》，提到里面的CK内裤，查女士说，如果只说内裤不提CK这个品牌，这个小说就没有消费性。正是告诉读者女主角的内裤是CK的，《上海宝贝》才是消费时代的小说。

我看了好多小说，里面的人物穿什么牌子的内裤大多看不出来，但他们开什么样的汽车我特别在意。好多时候，汽车这道具实在太重要了，对故事情节有推动作用。比如《达芬奇密码》，法国特工追到英国博士的庄园，发现博士他们已经逃走，庄园附近是森林田野，博士有四辆汽车，四把车钥匙都挂在锅炉房里，法国特工发现，四把钥匙中少了一把路虎越野车的，特工头子非常泄气，知道他们的车追不上博士了。

英国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看着像是写拖拉机的，其实是一个家庭故事，84岁的英国老者，在妻子死了两年之后，要娶一位36岁的乌克兰妇女，他的两个女儿都反对此事。36岁的乌克兰妇女为了入籍、为了好工作、为了与前夫生的儿子能有个好前程，嫁给了老头。家庭矛盾就此展开，她为了送儿子上下学，想买一辆新汽车，同学的家长都是开萨博或者梅塞德斯，所以她也想要萨博或梅塞德斯。我注意到好多外国小说，说到奔驰车大多说梅塞德斯，而不是BENZ。老英国人家里头都是开福特的，他的女儿很不满意为什么新的继母那么虚荣。但老头儿还是买了一辆二手的路虎给新妻子。小说原话是“她想买一辆萨博或梅塞德斯，至少也要一辆BMW。”这种消费观念我很赞同，宝马是一款平实、朴素的家用轿车，但也足够有面子。二手路虎比较费油。我上网搜索了英国的车价，宝3一般在2万到2万5英镑，加上27%的二氧化碳税。二手路虎揽胜价格差异很大，小说没有交代是哪款路虎，上牌照的年份，所以我对这家的理财没法做出判断。下面是一个老款路虎的照片。

中国作家张平，写过许多反腐败的小说。其中《十面埋伏》给我印象深刻，书中的犯罪分子开的是一辆奔驰500，他开着这辆车带着炸药，要到省城制造爆炸。我民警同志就开了辆夏利在后面追，小说结尾的高潮部分，改编成电影就是一场疯狂的汽车追逐场面，作家认真详细的描述了民警同志如何将夏利开到180迈200迈，如何不被奔驰500落下，在山路上的高超驾驶技术，看得我血脉贲张，真想把自己的富康改装成夏法拉利。而且我觉得对这样的“有偿小说”写作，天津一汽应该赠送给作家一辆夏利tj7101u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