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看一个好的小说吧，看完了再修改差的。

光学

玛尼尼·纳雅尔

谈瀛洲译

    在我七岁那年，我的朋友索尔被闪电击中死去了。当时他正在楼顶上安静地打弹子。邻居们传说，他被烧成了焦炭。他们又安慰我们说，尽管他是被烧死的，但毫无痛苦。我只记得救护车乱纷纷地驶来，警报器悠长而尖利的鸣声划破了那个潮湿的十月夜晚的宁静。后来，爸爸过来陪我坐了一会儿。他说，这种事是几百万里才有一个的，似乎知道了这干巴巴的统计数字，就能减轻这件事的可怖。我知道，他只是想安慰我。也许他以为，我担心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迄今为止，索尔和我分享了一切：我们相互倾吐秘密，有共同的玩伴，分食巧克力，甚至我们的生日也是相同的。我们还相互约定，要在十八岁的时候跟对方结婚，生六个孩子，养两头母牛，并在我们的屁股上纹上一个心形图案，里面刺上“永远爱你”的字样。但现在索尔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我只有七岁，蒙着被子在黑暗中数我眼前的光点。

    在这之后我清空了我的玩具柜。我的那些玩具熊和图画书都被扔了出来。玩具柜内空空如也，只剩下橡木板泛着漆光。我腾出的空间近乎神圣，不过妈妈认为我是白费力气。空柜子比空杯子好不了多少，她在边上有深意似地说。妈妈喜欢把所有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杯子、水壶、花瓶、盒子，连臂弯里也要抱上点东西---好像色彩与重量就等同于生活的更高品质。

    妈妈一直不懂这里是我做梦的地方。我可以躲到里面，拉上滑门，紧闭双眼，然后吸入另外一个世界。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唯一的一盏柜灯照得光滑的橱柜四壁似乎闪烁起来，于是我感觉到了索尔一定感觉过的，那就是眩目与黑暗。和以前一样，我跟他分享着这一切。不管他在哪里，他都会晓得，我知道了他所知道的，看见了他所看见的。但在妈妈面前，我只说自己腻味了玩具熊和图画书。我看不出她是怎么想的，她只是用力地搅拌着锅里的汤。

    几百万里才有一个的，我一遍遍地自言自语，似乎一切的谜底、答案，就在这几个字里。它们在我的舌尖上沉甸甸的，顽固地拒绝让我理解。有时我会不分场合地用这句话，看看它的意义是否会通过折射，物理上的一个古怪现象，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谢谢你做的豆子，妈妈，午餐时我对她说，你真是几百万中才有一个的。妈妈奇怪地看着我，噘起了嘴，然后给我添了米饭。在俱乐部，在爸爸用一个干净利落的发球赢了“退休人员循环赛杯”之后，我说他是几百万中才有一个的。哦，那记发球才是几百万中才有一个的，爸爸谦虚地纠正说，但他看上去很高兴。但这不是我在寻找的东西。慢慢地这句话从我身边溜走了，失去了它神秘的紧迫性，变得跟“把盐递给我”和“浴缸里的水烫么？”一样淡而无味了。如果索尔是几百万中才有一个的，那么我就常见得多，比如说十几个中就有一个。他是上天选中的。我是普通的。我所不理解的力量点化了他，剩下我孤零零地清空玩具柜。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跨越这深渊，才能让索尔复活，但我要等到那最神秘的时刻降临，才能尝试。我要拿捏好那灵光闪烁的时机，那样索尔就不得不回来了。这是我的法宝，没人知道，甚至妈妈也不知道，即便她曾对着豆子噘起嘴唇。这是我和索尔之间的秘密。

    残冬将尽，新春将至的时候，爸爸病了。一个二月的早晨，他坐在椅子上，脸色就像壁炉里的炭灰。这时，他突然五指箕张，嘴巴噏动，沉重地发出了一声叹息，然后倒下了。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利索，就像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排练和提高似的。于是又是警报器声，轮子在急刹车时发出的尖锐摩擦声，穿白大褂的人不停地进进出出。心脏病突发不是几百万中才有一个的。但它同样会夺去你的亲人，它并不眩目，但它同样带来了黑暗，还有漫长的等待。

    我知道没有回头路了。这便是关键时刻。我必须毫不犹豫地马上行动；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在他们把爸爸抬出去的时候，我冲到玩具柜里，紧闭双眼，然后在闪烁的灯光中睁开，开始高叫：“索尔！索尔！索尔！”我想让我的头脑保持空白，就跟死后一样，但爸爸和索尔交织在一起的画面不停地在我的头脑中闪现，就像风暴中的树叶，而我是宁静的中心。一会儿是爸爸在楼顶上打弹子。一会儿是索尔一个接一个地发球得分。一会儿是爸爸和两头母牛，一会儿是索尔弓着背倒在早餐桌上。这些画面旋转着，涌动着。他们变得越是纷乱，我的声音就变得越是清楚，有如钟鸣一般：“索尔！索尔！索尔！”玩具柜中鸣响着几种声音：有的是我的呼唤，有的是回声，有的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也许是索尔所在的世界。玩具柜似乎也在呻吟和振荡着，被闪电和雷声摇撼着。在这关头它随时可能迸裂，而我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绿树成荫的山谷，里面流淌着清澈的小溪，开满了鲜红的木槿花。我会穿过高草，趟过小溪，然后就会看见索尔在采花。我只要睁开眼他就会在那里，臂弯中抱满了木槿花，笑着。你去哪儿了，他会说，好像被烧焦，变成灰烬掉下来的是我。我的心中充满了强烈的信念，几乎要炸开了，似乎已在经历一场庆典。抽泣着，我睁开了眼睛。只有那盏孤灯对橱壁眨着眼。

    我想，我是睡着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周围是更深沉的黑暗。已经晚了，过了我平时上床的时间很久了。我慢慢地爬出了玩具柜，舌头木木的，双脚沉沉的。我的心如铅般沉重。这时我听见有人叫我。妈妈坐在窗边的椅子里，细细的一道月光勾勒出了她身体的轮廓。你爸爸会好的，她轻轻地说，不久他就会回家的。她坐在那束光线中一动不动；如果索尔运气好的话，如果他跟我们一样，是十几个，甚至几个中就能找出一个的，他就会被同样的光线所触摸。这道光线就像一道祝福，拥抱着妈妈，又温柔地滑过躺在六条街外的医院病床上的爸爸。我伸出手去，轻抚妈妈的手臂。它就跟浴缸里的水一样温暖，她的皮肤质地就跟木槿花瓣一样。

    我们在一起呆了一会，母亲和我。夜晚的各种轻微的噪音，还有蟋蟀刺耳的“瞿瞿”声，侵扰着我们。然后我站了起来，向我的房间走去。妈妈探询地看着我。你没事吧，她问。我告诉她我没事，我只是需要整理一下东西。然后我走到玩具柜跟前，重新把它堆满了玩具熊和图画书。

    几年后我们搬到了洛尔克拉，东北部的一座矿区小城，靠近詹普谢尔（注：印度东北部城市）。我十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在那里的一片密林中迷路了。林子其实并不深---最多三英里了。我只要奋力骑车，几分钟就会到达通往市区的泥路。但树叶中的一种扰动让我停了下来。

    我从自行车上下来，站着倾听。树的枝桠在头顶如脚爪般拱成弧形。天空匍匐在白云的肚皮上。灰色和黑色的斑驳阴影落在地面。四周有一种低沉的嗡嗡声，似乎有人在拨弄空气，练习一首前奏曲。

    然而又什么都没有，只有无声移动着的阴影，和对橱壁眨着眼的一盏孤灯。我记起了索尔，我有好几年没想起过他了。于是我又一次开始傻乎乎地等待，不是等待着答案，而是等待着心中恐惧的结束。一个和弦，又一个和弦，树林把这张恐惧营造起来，就像是不和谐的音乐。当我再也不能忍受那刺耳的声音的时候，我重新上了车，拼命地踩着踏板。我仿佛听见女妖的尖叫，在我的耳边呼啸而过。我的脚上了发条似地自动踩踏着。无路的地面扬起了树叶和石子，尘土旋转着飞升起来，又慢慢落定。我向着越来越暗的暮色飞驰，空气清凉而沉静。

那年春天的时候，我、小飞、营营一起去了一趟动物园，我们看见公猴子追着母猴子乱跑，看见了大象的鸡鸡，像人腿一样粗，看见一头熊和另一头熊打架，我们在狮虎山边吃了好几根冰棍，暖洋洋的太阳让生命疯长，可老虎还是在睡懒觉。

我们一直都避免谈论赵狗子，在动物园我们谈论的是东北虎和华南虎有什么区别，那时候我觉得，小飞做数学题的本领要比孙老师强，当然还不如老邱，营营的英语比小刘还要好，她在看《简·爱》呢。我打心眼的认为，我们要比那些老师强得多，这样我们可以超脱一点儿看待学校里的虚伪和威权，任意球、赵狗子这样的人，和军大衣、皮夹克那样的家伙没什么两样，我们将来要干的事情可不是吓唬别人，欺负别人。那时候我们都过了15岁生日，碰到一起总喜欢谈论大问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底说了什么，牛顿和爱因斯坦谁更牛逼。这些话题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好像在构建一个智力生活的世界，但又无法避免受到现实的干扰，有同学拉住我问：“听说小飞是赵狗子的儿子，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好像承认这一层关系，小飞就会特别丢脸，我也会跟着丢脸。

我没办法帮助小飞和这个集体融洽相处，我相信班里好多人都知道了小飞的身份，他是赵狗子的儿子，他们对赵狗子的厌恶与畏惧转变成了对小飞的敌意，我觉得这样轻松一点，我不用再为他隐瞒什么。可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和小飞站在一道变成两个人的孤僻小团体，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姿态影响到了我，课间操的时候，我躲在教室里，充满鄙夷看着楼下乌泱泱的人群，他们发出嗡嗡的声音，然后伴着大喇叭里的音乐做体操，我又学会了一个词叫“群氓”，我找各种借口逃避课间操，从楼上俯瞰“群氓”，逃不开的时候就懒洋洋的应付，变成“群氓”中的一员。

每周一，课间操前会有升旗仪式，这一天查得最紧，很难逃脱，所有老师也都参加，国歌响起的时候，大家行注目礼，每个人的双手都垂在两边，只有任意球依然双手护着裆部，嘴中喃喃有词，但肯定没跟上国歌的节奏，数学孙老师站得笔直，会响亮的唱出声来，立正的姿势似乎对罗青衣最难，他总是脚尖点地，脚后跟抬起，小幅度的颠簸着，随着国歌接近尾声，他的幅度加大，要伴着“前进，前进，前进进”而窜起来似的，国旗升到顶端的那一刻，罗青衣总要往前迈上一步，把向上窜的能量转化成向前的能量。

说实话，我那天根本没看清楚赵狗子是怎么晕倒的，升国旗的时候他总站在领操台子上，这个仪式一结束，我就从兜里掏出一沓子单词卡片看，这也是一种抗拒的姿态而已，我听见同学们嗡嗡的声音，但与往日相比要嘈杂和兴奋，抬起头来，几个体育老师已经跑到领操台上，七手八脚的把赵狗子抬了起来。他的羊角疯发作了。

不断有同学回头打量小飞，他木然的立在那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广播操的音乐声骤然响起，体育老师发出指令“注意队列”，赵狗子已经被抬进教学楼，那一天的音乐显得格外嘹亮，那一天大家做操显得格外卖劲，他们都有些手舞足蹈的意思。小飞比划了两下，忽然停下来，第一节是扩胸运动，第二节是体转运动，前面的同学向左向右转动身体，好像都要回头瞟一眼，小飞站在那儿，我忽然害怕这羊角疯也会遗传，担心他也晕倒。我们要过很久才能学会漠然的面对他人的目光，不管他们有敌意还是单纯的好奇，小飞转过身来，向队列的后面走去，那时候我们正向前跨腿做一个弓箭步，但他往后走了，他从队列最后面消失。

解散的时候我快步跑进楼里，我以为他会去医务室，在楼道里转了两圈想找他，医务室的门紧闭着，有几个小子嘻嘻哈哈的在楼道里原地转圈，然后一头撞向墙壁，我知道他们是在模仿赵狗子犯病的样子。从进入这所学校起，赵狗子的癫痫病就是个不朽的传说，我一直希望能目睹这一幕，最好是在操场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赵狗子转着圈晕倒，现在一切如我所愿，可我又希望这一幕根本没有发生。

上课铃凄厉的响了起来，孙老师走进来开始上课，我面前的桌子没有人，这让我视野非常开阔，小飞的几何课本摆在桌上，铅笔盒打开，里面有圆规、橡皮，两根铅笔、一支圆珠笔。他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座位上。他在赵狗子晕倒之后走出了校园。

再见到赵狗子的时候，我忽然有些难受。我想，赵狗子如果能教数学课化学课，小飞一定会骄傲，哪怕他像任意球那样能给人胡乱上一堂政治课，也不至于让小飞如此难受，他最大的毛病在于没有本事。对于一个无能的人，我干吗要有敌意呢？那一瞬间，我似乎都想迎上去叫一声“赵老师好”。一周之后，罗青衣宣布，成绩好的同学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接着来学校听课，“你们可以在家复习，班里面再讲的也都是复习课”。

我把大把的时间都浪费在地坛公园里，坐在树荫之下看一下午小说，想起要考试又忽然有点儿害怕，翻开一本习题集，随便找一道，发现自己毫无困难的解答出来，就继续心安理得的看小说。某种缠绵悱恻的情绪占据了我的心。填报志愿、领准考证，这两天我都很早就到了学校，但小飞一直没有出现。考试开始那天，我终于见到了小飞，但我们没怎么说话。我对他的不满悄然滋生，如果他爸爸晕倒的时候，他能跑上前去，我心里可能更好受一些。

初中毕业照我保留了好几年，黑白照片，模模糊糊的，我身边站着傻大红，她考上了技校，后来日本一企业在北京弄了个显像管厂，她在那家工厂里成为劳动模范，好几个同学考上了厨师，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的饭馆里连着遇见三个，都胖了。班长和学习委员都考上了东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后来大概都上了北医。我考上了我想去的学校，小飞考上了清华附中，崔营营也去了那里。他们应该在清华呆了好多年，后来肯定是出国念书了。当然，毕业照里小飞没有出现，我们穿着白衬衫，一个美妙的集体，按照个头分成三排，我应该是站在第三排的椅子上，第二排的同学站立，第一排有座位，中间是校长、赵狗子、罗青衣、任意球等几位老师，，后来这照片被我弄丢了，后来我发现，凡是这类集体照片，坐在第一排中间那几个座位的，必定都是我讨厌的人。我真正想合影的人都不在这照片上，比如呆在总务处库房里的邱老师，还有不肯在这所校园里出现的小飞。

完了

第二天小飞没来上学，第三天也没来，接下来是周末，新的一周开始，我才再看见小飞，他还是老早就到了学校，低着头，避免让别人看见他眼角的那块淤血，但我能看出来，那块淤血已经变成暗黄色。他刻意和我保持距离，不主动和我说话，这让我很是气恼。整个一个星期，我们似乎处在冷战状态。那个周五，又是一个坏天气，从早上就是雨夹雪，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学校的操场上一片泥泞，楼道和教室里也被踩得脏乎乎的，那天是我和小飞值日打扫卫生，擦黑板擦桌子都还容易，就是地上怎么也不干净。我先用拖把拖了一遍，泥和水混在一起更脏，于是我到厕所里找了个大水桶，拎到教室里准备用水冲，楼道里湿乎乎的，我差点儿滑倒。

天色阴沉，不到5点就已经黑透了，教室里开着灯，我从教室的后门进去，看见小飞站在自己的课桌上，那一瞬间我以为他要上吊，用书包套住灯管然后再套上自己的脖子，灯管当然撑不住这个重量，这只是一转念，很快我就看明白，他就是站在桌子上面，不是上吊，也不是在擦灯管，他站在上面发呆。我又要插嘴了——后来我上大学看到个电影叫《死亡诗社》，那里面也有学生站在课桌上的镜头，我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想到了小飞，那姿态一模一样，这让我在大学电教室里潸然泪下。

我左手拎着水桶，右手拿着拖把，立在教室后面看着站在桌上的小飞，他看着我，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我们这么对视了有10秒钟，都没有说话，忽然他侧转过身，拉开拉链，掏出小鸡鸡往教室里撒尿，他一边撒一边转，大概转了270度，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有用小鸡鸡正对着我，他那泡尿可真长，而且滋的可真远，旁边的课桌和椅子都溅上了，地板上是泥和水，尿在上面倒显不出来。我被他这个举动惊呆了，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撒完了，转过身来面对我，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这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教室里还有另一个人存在，我看见影子，或者听到了呼吸，我转头就看见赵狗子正站在教室的后门，他的脸要比平常可怕十倍，我的双手一松，水桶咚的一声顿在地上，拖把也掉了，这两声响动之后教室里变得异常安静，然后我听见赵狗子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你跟我来”，这句话并不严厉，还显得有点儿温柔，小飞站在桌子上，赵狗子转身走开，小飞跳下来，跟了过去。

我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也很可能是一直没缓过来，我冲洗桌子椅子，冲洗地板，足足冲洗了三遍，把教室打扫干净之后，我又把整个楼道都拖了，直到累得直不起腰才停下，我回到教室里坐下，把自己的书包收拾好，小飞的书包还在课桌里，他还没有回来，我不知道赵狗子会怎么对付他，整个教学楼里死静死静的，这么呆坐着过了很久，我听见脚步声，赵狗子从后门走了进来，他从小飞的课桌里拿走书包，很客气的对我说：“回家吧，很晚了。”我嘟囔着想叫一声“赵老师”，最终也没说出来。

我关上教室的灯，关上门，楼道里的黄灯泡放出微弱的光，我走下楼，一种恐惧笼罩着我，不是害怕这个昏暗的楼梯，不是害怕赵狗子，而是害怕我终于要失去某种东西，校园里没什么人，漆黑黑的，我站在大楼的门口，透过玻璃向外看，小飞站在操场的另一头，赵狗子从存车棚里推着自行车出来，他一手推着车，一手举着一把伞，走近小飞的时候先把伞伸了过去，他就这么给小飞打着伞，推着车，两个人走出学校的大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军大衣会说——回去告诉赵狗子，小飞，赵鸣镝，是赵狗子的儿子。我的好朋友是赵狗子的儿子。他们走路的样子明确的告诉我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爸爸会给儿子那样打伞，只有儿子会那样跟着爸爸走路，我描述不出来那种姿态，小飞好像有点儿抗拒，也好像非常顺从，我追上去想看得更清楚些，结果滑倒在操场上，衣服上沾满了泥。等我追出校门，他们早已不见踪影，我沿着小飞平时下学的路线追，我好像看见赵狗子骑着车，小飞坐在后座上给他撑着伞，我停了下来，感觉到被欺骗，被出卖，背叛。

我还感到委屈，我居然为了赵狗子挨了一个大嘴巴，那个军大衣和皮夹克肯定是为了教训赵狗子才会打小飞的，我不只挨了一个嘴巴，我上去求饶的时候还被踹了几脚，其中一脚踹在我的小鸡鸡上，要是力道大一些，我以后遇见相爱的姑娘真的只能用手摸了。

再在学校里看见小飞的时候，我学会了对他视而不见，他居然也装作看不见我。我觉得，起码是应该他向我道歉，他骗了我。我希望他能来否认，说他不是赵狗子的儿子。我们形如陌路，这样过了一个星期。等到周末放学的时候，我第一个冲出教室，跑出校园，从校门口走过两个街角，我听见后面有人叫我，崔营营气喘吁吁的追了上来。

“你知道了？”营营说。

“知道什么？”我反问。

“你知道了赵鸣镝的爸爸是谁。”

我一下子觉得难受起来，低下头不说话。崔营营说：“我们去地坛吧。”

营营那天下午的谈话第一次让我感到情感的复杂性——他们相恋，被老师发现，小飞的家长也就是赵狗子被请去谈话，赵狗子让小飞转学，这样是为了切断小飞和营营的关系，但还有另一层考虑，他不想让小飞在那个学校受委屈。小飞不愿意离开营营，但他没有能力对抗赵狗子，他更不愿意让新同学知道他有一个那样的父亲。

“我也不喜欢他爸爸，但我喜欢他。”营营说。

“小飞说，你是他的好朋友，他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他不是要骗你，他只是觉得，你要是知道赵主任是他爸爸，就不会和他来往了。”营营说。

“我们的信都是你转交的，因为我们三个是一头的，他爸爸是另一头的，后来他不让我再写信了，就是不想被他爸爸发现，也不想给你惹麻烦。”营营说。

“为什么他不来和我说？”我问。

“他想请你原谅，你能原谅他吗？”

崔营营是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她说的我无地自容，再僵下去我就太小心眼儿了。我说，没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我希望我们都还是好朋友。这样说完之后，我好像心无芥蒂了。但我朦胧的意识到，我喜欢这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再后来，我才知道，十几岁的男孩子之间也会有一种比友谊更亲密更复杂一点儿的关系，也会依恋、撒娇、怄气，等我明白这种微妙的关系之后我有点儿害怕，不愿意过多的去回想小飞这个人，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

多年之后，我看一个电视片，一位建筑师要设计一所学校，在开始设计之前，他问自己一个问题：对学生来说，学校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答案是：课间休息。所以他设计的学校有一个敞亮的小广场似的空间，供学生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交流。我可以套用这个思路，上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假期。这时候可以在家看好多书，可以完成“自我教育”，可以把在学校里吸收的那些毒素缓慢的释放出去。

开学第一天，大家吵吵闹闹的相互问候，随即呆坐在教室里开校会，墙上挂着的音箱里传来校长的陈词滥调，傻大红趴在桌上打瞌睡，小飞在下面摊开一本书看，广播站的喇叭忽然尖锐的叫了一声，换成教导主任赵狗子讲话了，他宣布了一个让我们惊讶的消息——由于王小木多次旷课，打架，参与流氓团伙活动，学校决定将他转送到东城工读学校。赵狗子说，这是一个坏典型，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不要走上违法犯罪的歪路。

教室里立刻叽叽喳喳的议论起来——王小木在我们班的时候，是有些调皮捣蛋，上课不听讲接下茬儿，也曾和人打架，但他的行为好像和违法扯不上联系。即便他蹲班了，旷课，跑到旱冰馆门口抽烟，向过往的同学们抢个一两毛钱，我也没觉得这是犯罪。傻大红捅我：“他干什么坏事了？”我回头：“不知道。”傻大红嗓门很高的说：“赵狗子这是欺负人！”

平常我们都把赵主任叫成“赵狗子”，但没人敢在教室里这么明目张胆的喊出来，傻大红这么一叫，班里面一片附和——赵狗子真厉害，赵狗子真不是东西，罗青衣在讲台后面坐着，有点儿惊讶的抬起头，他大概没想到同学们会这么大胆的说出这个人人皆知的外号，他敲了敲讲台：“安静，安静！”

班里最安静的是小飞，他的目光始终没有从那本书上移开，他来的时候，小木已经留级，所以他和小木没有任何接触，他坐的座位就是小木留下的，原来小木总在考试的时候回头抄我的试卷，然后向我许诺：“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去揍他！”有了他的保证，我还真不怕校门口偶尔出现的那几个流氓。小木留级之后，更多的在学校外面晃悠，我忽然明白，他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他也不害怕学校，但这一次，他害怕不害怕工读学校呢？那里面据说有好多的小偷，好多能打架的流氓，小木能对付他们吗？

不过，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为小木发愁，要想考上一个理想的高中，我必须把我的政治成绩提高到90分左右，我在假期里想明白一个道理，不能因为政治老师任意球是个混蛋，我就考不出好成绩，即便他教的那些东西都是胡说八道，我也要背下来。傻大红在假期里也偷偷用功了，她的英语在第一次的课堂测验上终于及格了。她说，她准备考一所技校，然后到工厂里当一名工人，她盼着离开这座学校。

两个星期之后，没有人再议论王小木，赵狗子依然在学校里巡视。我觉得他的样子非常滑稽，他的权威是把一个学生驱逐出学校，但班上好多同学都想离开这里，成绩好的要考重点高中，成绩差点儿的要去上职高、技校，留在这里继续上高中的都显得很无奈。小飞基本上恢复到独来独往的状态，和我也不那么亲密，我问她，营营回来了吗？他说，回来了。我问她，营营还写信吗？他摇头。我不理解这忽然间的疏远是怎么回事。那天放学之后，我和他一起去地坛公园，想着怎么开口谈谈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担心他失恋了，担心那个崔营营从西安回来就变了心。

天阴沉沉的，有风，走过公园的第二道大门，有两个大个子忽然把我们拦住，他们一个穿这军大衣，一个穿着皮夹克，皮夹克把我隔在一旁，那个军大衣问小飞：“你叫赵鸣镝啊？”小飞脸色发白，点头。我在旁边挣脱着说：“误会了，误会了。”皮夹克回手给我一个嘴巴，“没你的事，别吵吵！”这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军大衣接着问：“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小飞不说话，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大叫：“快跑！”说着我就先跑开，我当时以为这一招足够聪明，小飞四百八百都能跑下来，他只要肯跑，这两个小子未必追得上，等我跑出几十米后回头看，那两个小子已经动手了，他们把小飞打倒在地，正一脚一脚的踹他，我赶紧往回跑，使劲推开那两个大个子，叫喊着：“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那两人停下来，军大衣对着躺倒在地的小飞说：“回去告诉赵狗子，别他妈的老欺负人！”

我被这句话弄懵了，但当时无暇多想，我把小飞扶起来，从作业本上撕下来两张纸，给他擦掉嘴角和鼻子里流出的血，他的眼角青了一块的，想必很疼，我手忙脚乱的不知怎么处置，破口大骂说要找人来教训这两个孙子。小飞始终沉默，他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拉起裤脚，他的腿上也有一片瘀青，我骂得更凶了，带着哭腔。

我们书包里的书本、铅笔盒不知怎么散落一地，收拾起来之后，小飞说：“你回家吧。”他这个时候居然想抛下我，我说不行，我要送他去学校的医务室，他说：“不去。”我说，“那我们去医院。”我翻了翻兜，有一块五毛钱，我搀着他去地坛医院，我问：“你认识他们吗？跟他们有仇吗？”小飞摇头，停下来说：“我不想去医院。”我不知所措，小飞自己往前走了两步，扭动胳膊腿儿：“我没事儿，你回家吧。”我立在原地，不知道他何以拒绝我的帮助，他笑了一下：“我没事儿，别说出去，和谁都别说。”

挨打当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我挨的那个大嘴巴还隐隐作痛，这两个小子下手真狠，我觉得我和小飞要同舟共济，患难同当，但还是先为自己开脱：“你怎么不跑啊？你要跑了他们肯定追不上。”小飞不说话，他那天对我的任何问题都不想回答，我坚持先到我家上点儿红药水，他答应了，还在我家洗脸，用冷水敷脸，想让额头的肿块消下去，他想在回家之前遮住一切伤痕，他不想让任何人发现他被打了，在上红药水的时候，他也想把我支出去，不想让我看见他身上的伤痕。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小飞挨打那一幕在我眼前闪回，那不是抢两毛钱时随便打两下，也不是吓唬人时狠狠打两下，那是带着一股仇恨的殴打，我想起军大衣说的那句话——回去告诉赵狗子——为什么让小飞去告诉赵狗子。

期末考试小飞照例考到全班第一，全年级排名第二，我朦胧的感觉到，他完全没必要去争夺那个年级第一的位置，他的心智远比我们成熟，他所想的并不只是拿几个满分，他将献身于科学研究，为中国拿诺贝尔物理奖的重任很可能要落在他的肩上。

寒假开始的时候，我和小飞一起去火车站送崔营营，她的父母在西安工作，她要去西安过春节，平常在北京她和爷爷奶奶一起过。我那时候还没有出过北京，听说她要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有点儿吃惊，那次火车站送别，小飞哭了吗？我们买了站台票去送她，坐在车厢上我觉得兴奋，我说：“我们要是一起去西安玩多好啊！”营营说：“好啊，我们可以半路下车去爬华山，爬完华山你们再回来！”我盘算着到华山估计也要20多个小时，就提议暑假考完高中一起去河南的少林寺看看。小飞对我们的计划不置一词，他站在走道上，看着营营，他立在站台上，看着营营，营营手里有一条毛巾，她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挥舞着毛巾：“过完春节我就回来了。”

那个下午，小飞去我家玩，他翻看了我的藏书，有一本列车时刻表看的最仔细，他一边翻一边念叨，营营到河北了，到石家庄了。小飞和营营是上初二的时候好上的，他们一起去过动物园、植物园、香山、颐和园、天文馆，他们传纸条，纸条上抄着莎士比亚的诗，这些都被老师发现了，“你这孩子，小小年纪就会勾引女生”，小飞说，这句话让他最为恼火，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用“勾引”这么难听的词。类似的难听的词还有“萎靡”，大意是说一个人总想着男女关系，陷入白日梦，我跟小飞说，赵狗子也爱用这些词，他曾经用“风骚”来骂二班的一个女生，用“颓废”来骂三班的两个男生。小飞问我，喜欢班里的哪个姑娘，或者是学校里的哪个姑娘。我向他承认，我在这方面好像还不怎么开窍，我原来挺喜欢班里的学习委员，但有一次事故让我们反目成仇。那是一次课间休息，我翻她的书包找英语词典，她总带着一本厚厚的词典上学，词典找到了，书包里还有个东西被我翻了出来。那是一条神秘的布带子，类似于T-BACK，少女到了月经期，总穿上那玩艺儿，上面有个机关可以卡住长条的卫生纸，80年代初还没有卫生巾这概念，大大小小的妇女都会有这么几条T-BACK，有人管这东西叫“马”，谁穿着这玩艺就叫“骑着马”，我从学习委员书包里翻出这东西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是干吗使的，她刚好从外面回来，满脸通红的从我手中把那匹马牵走，把词典也夺了过去，她哭了，罗青衣因此把我臭骂了一顿，他给我定性是“耍流氓”，这让我非常委屈，不过后来王小木向我解释了那根神秘的布带子的用途，解释了为什么体育课上总有几个女生可以不参加长跑，我明白了学习委员为什么会恼怒，但不打算请她原谅，她也没打算原谅我，我们之间那种朦胧的好感就此消失。而且，那根神秘的布带子也拦住了我对女同学的好奇，她们居然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流出血来，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小飞听了我的隐私，捧着那本列车时刻表在我的床上笑得直打滚儿，他说：“你可太笨了！”他说：“你应该去摸她！”

“摸她？摸哪儿？”

小飞笑的更厉害了：“就是她骑着马的地方。”

我琢磨着去摸那个会出血的地方实在难为情，但我承认，我有过这样的想法，有一次我躲在学校外面，特别想摸二班被赵狗子骂作“风骚”的那个女生，我当时很冲动，想着一看见她我就拦腰抱住，我非常肯定她不会骂我“耍流氓”，即使她要骂，那天我也打算不管不顾死活要摸上一把，我躲在一个黑漆漆的街角，左等她不来右等她不来，最终我失去耐心回家了。我问小飞：“你摸过吗？你们。”

他笑着摇头：“没有。”

“是不是摸过之后就会生小孩呢？”我问。

这一下，小飞笑得更厉害了。我并没有装傻来逗他乐，我的确属于开化较晚的那类人，我相信，要是喜欢一个女生，就应该先给她写信，写“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或者写“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然后，就可以两个人牵着手在夕阳里漫步，然后是亲吻，然后我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我和小飞都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因为再说下去，就会涉及到营营，我可不想在谈论这样一个龌龊的话题时把他们两个牵扯进来。那天下午的后半段时间，小飞一直在帮我改造一个“科学实验小作品”，那是一个20厘米高的小秋千架，有个小毛猴在上面荡秋千，其原理是正负电极之间的排斥与吸引，通上电之后，小毛猴就会不断摇摆。小飞的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他把电路规整得更漂亮，拿着电烙铁像拿着一支笔一样轻松。

在我父母下班回家之前，小飞告辞了，他没有约我去他家玩，也没说定啥时候再来我家。那个寒假我们没有再见面，但那20多天我过得格外有意义，我明白了爱，我想着我会爱上谁呢，当然，我也想我会去摸谁呢？我明白了创造，那个毛猴子荡秋千，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完美的作品，它证明了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我明白了学习，那本《大代数》仔细看下去并不是很难，我还明白了见识世界，营营去的西安，有兵马俑，有秦始皇陵，应该比我看到过的十三陵和清东陵更气派，那里还有华清池，是杨贵妃洗澡的地方，还有大雁塔，那里的历史可能比北京还要丰富，那里离北京有1000多公里，我想我会去看一看，然后再去洛阳看看，再去罗马看看。我很想去找小飞玩，但见不着他，我也不觉得寂寞，一个孩子要是能明白爱、创造、学习和见识世界的价值，就不会寂寞。

小飞得知赵狗子查问来信一事，倒出奇的镇静，他在我面前看完那封信，收在兜里，他的镇静让我对赵狗子的恐惧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对小飞的羡慕——他有个女朋友。我知道那是一封情书，对里面的内容充满好奇。那封信里还有几个单词，是我一瞥之下看见的，它们慢慢浮现出来——冬天，树，雪，鸟。这几个词好像是一首诗，我的脑子里能出现几棵孤单的树，空空的枝杈，冬天的太阳像一枚硬币挂在灰蒙蒙的天上，盯着它看，就会觉得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山洞里，太阳是洞口透露的一片光。我还能想象出一片雪，落在地上还没有融化，还能听见几只小鸟的鸣叫。这几个意象让我有些恍惚，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忧伤，忧伤居然是很美的。我觉得小飞应该把那封信给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的想象是否和信里描述的一样。我觉得我应该分享他的甜蜜，而不是这样陷入忧伤。

写这封信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呢？她应该是长头发，梳着两个大辫子，穿着白衣服黑裙子——我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女学生，她沿着北京的老城墙漫步，她坐在人力车上，她会背诵好多古诗，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这样想着我自己也觉得荒唐。很快，我就见到了写信的人，她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地坛公园北门新开了一家旱冰馆，是由一个大防空洞改造而成，门口总聚集着一帮坏小子，穿着大喇叭裤，叼着烟，我有点儿害怕那个地方，王小木经常在旱冰馆晃悠，那是他喜欢的地方，我也不喜欢学校，但只要呆在课堂上能把考试题都做出来，我也不会太害怕学校。小飞说要去滑旱冰的时候，我多少有些吃惊。沿着入口往下走，渐渐有股潮湿的味道，防空洞有几个小岔道，但最主干的一条被改造成了一个圆形的滑道，滑道外侧摆着长板凳，我们两个在板凳上穿旱冰鞋，那时候还没有轮滑鞋，所谓旱冰鞋就是一个铁片下面镶着四个轱辘，再绑在脚底下。我和小飞晃晃悠悠的站起来，挪着步子往前走，滑倒在地，再站起来。没几下就大汗淋漓，我刚找到平衡，能往前走两步的时候，小飞从后面又撞向我，两个人都摔倒在地，哈哈大笑。这么狼狈的再往起爬的时候，有个姑娘滑到我们身前，很麻利的停下，她看着小飞说：“你来了。”我从一个仰视的角度看到她，她穿着一条小喇叭裤，裤脚微微张开，不象那些夸张的七寸喇叭口，会被老师发觉勒令剪开，一双白色旅游鞋，一件红色毛衣，她的头发很短，由于出汗，有几绺头发贴在脸上，她的脸微微发红，小鼻子，大眼睛，说话的时候连眉毛都好像在跳动，她的胸前略有些起伏，好像在运动之中调整着呼吸，她伸出手把小飞拉了起来，然后他们各伸出一只手把我拉了起来，她的手热乎乎的。“这是崔营营。”小飞介绍说。她看着我，笑了：“我的信都是你转交的吧？”

那封让我忧伤的信是她写的，可她身上没有一点儿忧伤的元素，甚至还有一股假小子的味道。她跟我想象的一点儿也不一样，我有点儿吃惊，但很快就明白，我想象的是，什么样的女孩会给我写一封信？我喜欢的女孩会是什么样子？但眼前的崔营营，根本就不是给我写信。她喜欢的是小飞，小飞喜欢的是她。我傻呵呵的乐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营营拉起我的手：“来，我教你们滑。”

半个小时之后，我坐在长凳上休息，看见小飞和营营并肩滑行，他们手拉着手，速度一点点加快，小飞有时会歪向一旁，但营营能很快帮他调整过来。她有时候用一只手牵住小飞，有时用两只手揽着他，不管他怎样踉跄着，营营都不会撒手。他们在滑道中央滑行，速度不快，总有人超过去，发生一点儿碰撞，但他们不避让，也不打算滑向边缘，滑过几圈之后，他们两个变得轻快了，像跳舞一样。营营在前面滑，小飞揽着她的腰跟在后面。

他们连着滑了十多圈之后也在长凳上坐下，营营说，“我去买点儿瓜子吃。”

看着她离开，我问小飞：“你们原来在一个中学？一个班的？”小飞点头，我接着问：“那你干吗要转学？被老师发现了？”小飞还是点头。他不太愿意让我继续问下去，但他已经把他的女朋友带来给我看了，这表明他在我面前不打算隐瞒什么，这是一种最亲密的表示。

营营捧着一袋儿瓜子回来，坐在我和小飞中间，我们磕瓜子，看着眼前的人不断滑过去，听着吵闹的迪斯科音乐，我问营营：“你还接着写信吗？”营营的牙很白，磕瓜子的速度很快，她攥着手里的一团瓜子皮儿，说：“当然，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下一个礼拜，我没有等到崔营营的信，再下一礼拜也还是没有，小飞说，一切正常，我们还是准备好期末考试吧，我郑重邀请小飞，考完了和营营一起去我家玩。那时候，学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我们盘算的是考到哪一所高中去，小飞说他要去清华附中，这样可以住校，而且至少可以在清华住7年——高中3年，毕业之后直接在那里上大学，4年，如果上研究生就再住3年，“不过，我还是想出国去念书。”

我还没有这样长久的打算，只想到一个好点儿高中，没有赵狗子、罗青衣这样变态的老师，我也没想好是学文还是学理，小飞的理想是当工程师，我问他“营营想学什么呢？她也想去清华吗？”小飞说，营营想学化学，她要当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这是我们的偶像，教室的墙壁上就贴着她的语录——科学就是把幻想变成现实。这句话用楷体书写，印刷品，挂在墙上从来都是冷冰冰的，但小飞给我看的笔记本，扉页上抄录着居里夫人的另一句名言——“我们必须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力！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要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我不知道小飞要做的是哪一种事，但看见他工整的字迹之后，对墙上的语录也不再反感，那上面有一条是马克思说的——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让我产生幻觉，好像应付那些讨厌的作业是在搞科学研究，还有一句话是高尔基说的，我觉得好笑——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读书的意义，还不能明白高尔基说过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班里面很快就有流言，说我和小飞彼此作弊，还帮助傻大红作弊，我相信这都是班长和学习委员的报复，他们是老师的红人，小刘老师和罗青衣肯定听到了不少小报告。有一天放学，我和小飞一起去地坛公园，这所公园就在我们学校旁边，路上我问他：“罗青衣找你谈话了没有？”小飞说：“没有啊。”我说：“我们还是小心点儿，反正我打死也不会承认作弊。”小飞点头。我们之间的信任感不用多说啥，但我告诉他一定要小心罗青衣：“你等着吧，罗青衣一定会找你谈话的，就算不说考试传纸条的事儿，也会和你谈更恶心的话！”“谈什么更恶心的话？”罗青衣找班里每个男生都谈过，谈遗精，谈手淫，他用一种特别婉转的方式去询问细节，弄得每个人都非常窘迫，最后这成为大家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儿，要是哪个同学忽然被罗青衣叫去，他回来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问：“你被谈过了？”被问到的人会不好意思，但大家嘻嘻哈哈的也就应付过去。我把这个情况向小飞汇报，他听了有点儿哭笑不得。

地坛公园里有许多古树，深秋时节，落叶在地上积攒得很厚，我们踩在上面，像踏着一层厚厚的地毯，我们走到树林中间停下，这时候感觉四周的树把我们包裹起来，宁静又安全，小飞忽然开口：“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我看着他，毫不犹豫的答应：“你说。”

“有人会给我写信，但我在学校里不方便收信，我不想让罗青衣知道我收到过信，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收。来信会写你的名字，你转给我，但你不能偷看。”

“好，没问题！我不会偷看的，也不会弄丢的。”

那时候，一封来信是郑重其事的，学校传达室外有一块小黑板，每天哪几位同学收到了信，小黑板上就会写上他们的名字，他自己没看到，别人也会留意，告诉他“传达室有你的信”。全学校都会知道你收到了一封信。谁收到的信越多，谁就会被羡慕，我们年级有个女生，参加过合唱团，去过苏联表演，她收到的信最多，还有外国人给她写的信。从来没有人给我写过信，我参加过《中国青年报》的知识竞赛，把自己的答卷寄出去之后，天天盼着报社能给我发得奖通知，我还给《北京晚报》写过信，对他们的“五色土”副刊提出意见，他们也从来没有给我回信。接到小飞这个任务之后，我非常焦急的等待那封神秘的来信，盼望我的名字出现在小黑板上，每个同学都会在小黑板上看见我的名字。我不仅可以一份神秘——你们不知道是谁给我写的信，还可以保持另一份神秘——你们也不知道这封信到底是写给谁的。我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来信，我向小飞询问，他说，不着急，很快就来。信果然很快就来了，每周一封，每周一的中午或者周二的早上，我会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黑板上，我走进传达室去拿信，然后擦掉小黑板上我的名字。白色的信封，左下角是一株山茶花，寄信人那一栏写着“本市”，信封上的字非常工整。我每次都把信偷偷交给小飞，夹在一本书里，或者在厕所里递给他，这样我们好像在分享一个秘密。

第六封信来到时，我遇到了麻烦，那是周二的早上，我看见小黑板上照例有我的名字，我走进传达室，取了信，刚要往外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赵狗子进来了，他一进门就堵在了门口，我心跳的厉害，但还能装作若无其事：“赵老师好。”赵狗子盯着我手里的信：“最近你收到的信很多啊，是什么人给你写的信？”我回答：“我的小学同学。”赵狗子盯着我的眼睛，让我不寒而栗，他盯着我看了一分钟，我有点儿慌神儿了，我承认，我一直非常怕他，从来不敢和他有丝毫的顶撞。关于赵狗子，一直有一个吓人的传说，说他会发羊角疯，一年前曾经发作一次，他会自动的原地转圈，直到自己晕倒为止，还口吐白沫，同学们私下里这么传，但谁也没亲眼看见。这本来可以成为大家取笑他的把柄，但没人敢拿这个来取笑他，说起赵狗子的癫痫病好像赵狗子是吸血鬼一样，我看着他的眼睛，害怕他忽然原地转圈口吐白沫。赵狗子看着我说：“你把信拆开看看。”我委屈，不争气的好像要哭出来：“这是我的信。”赵狗子说：“我知道这是你的信，我不会拆你的信，我要求你自己拆开看，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就当着我的面拆开来看。”

我哆嗦着，想违抗命令，然后听见他低沉的重复了一句：“拆开看！”我忍着泪，撕开信封，摊开信纸，我看见了第一字，如五雷轰顶，我看见了落款，如晴天霹雳，那是两个英文单词，日后我们会重复使用一万次，会变得好不稀奇，会变得平庸，会是普通的客套，开头那个字是“Dear”，落款是“Yours”，那是第一次，我打开一份信，看见有一个人管我叫“亲爱的”，第一次看见有一个人说“你的”，尽管我们当时已经学过用英文写信，但真看到这两个词，还是会把它转换到中文语境，“你的”“亲爱的”，我完全忘了这封信根本不是写给我的，我手里拿着这张薄薄的信纸，想把它贴在胸膛上，我的眼泪涌上来，不是害怕，而是为那两个单词，“亲爱的”，“你的”，仿佛一个女生贴在我的耳边，轻轻的念出来“亲爱的”，然后是一片沉默，然后她又说“你的”，我像个男子汉一样镇定下来，看着赵狗子，我觉得让赵狗子看一眼这封信都会是一种玷污，这是一封英语信，我确信他看不懂，我的谎言沉稳老练：“这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写信练英语。”赵狗子盯着我，我坦然的应向他的目光，直到他的眼神退缩：“你上课去吧。”

走出传达室的时候，我的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好像世间真的有了这么一个人，等着我去找她，我要找到她，我要对她说“亲爱的”。

在小飞来之前，我的成绩在班里差不多是第三名，数理化三科考好了，我差不多能拿300分，英语和语文能得90分，政治只能得70分。政治是我最不喜欢的课程，任老师讲课的时候很端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小腹之下，后来我才知道，好多干部都愿意摆出这样的造型，但当时我们给他起的外号是“任意球”，因为他那样子太像是护着裤裆的排人墙的球员了，任意球先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然后说我们都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从初二开始讲中国最近100多年是怎么被人欺负的，他讲英国舰队驶向大沽口，我听着好像他们要来我们学校门口堵着抢钱似的，他讲英法联军欺负我们，讲日本欺负我们，讲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然后说现在的外国也欺负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陈景润那么了不起都没拿到诺贝尔数学奖，就是因为外国人欺负我们。当时我是打算给中国拿一个物理学的诺贝尔奖的，或者是医学奖，所以我知道，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我满是疑惑的举起手来，怯生生的说：“任老师，诺贝尔好像没有数学奖。”班上有几个同学窃窃私语，“就是啊，诺贝尔好像就是没有数学奖”，任老师笑了：“是吗？我说陈景润怎么没拿诺贝尔奖呢？坐下吧。”我坐下来，任老师继续讲我们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不能骄傲自满，不能数理化成绩好了就不重视政治。这是初二时候的事，从那以后我的政治课就再也没有上过80分。初三的时候他开始讲“十二大”，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且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诺贝尔有没有数学奖都不知道，我就没必要再听他说什么。

班长和学习委员轮换占据成绩第一的位置，两个都是女的，她们的三项文科都在97分以上，三项理科也都在95分以上，所以我对追上他们不报任何希望。但两个多月的学习之后，我忽然相信，小飞能在期中考试上拿全班第一。

傻大红一到快考试的时候就紧张的要命，每天上课她的双腿就在我后面抖个不停，她个子高，两只脚老是踏在我的椅子腿儿上，她这么一抖，我就跟着哆嗦，我回头说：“别抖了！”她停下来，过了会儿再接着抖，如果老师提问，她站起来就不抖了，但回答问题的声音颤颤巍巍的，我都怀疑她会尿裤子。孙老师考前复习，在黑板上徒手画了个圆，他这个本事的确强悍，不论多大的圆圈，他都画得又快又圆，不像老邱要用圆规，他让傻大红上去解这道题，傻大红磨蹭着走上前，用了5分钟写出答案，孙老师点头夸奖：“期中考试的难度范围就在这里。同学们，看见没有，连大红都能把这道题做出来，你们还担心什么？”全班同学高兴得笑了，所有人都明白，傻大红上台被当成智力最差的标本来给我们树立自信。傻大红脸微微有些发红，也在笑，她坐回座位，那一节课的后半段双腿再也没抖。

其实，傻大红并不害怕数学或物理，她最怕的是英语。两年多的时间，我从来没听她张嘴念过英语，我曾经翻看过她的英语课本，她在每个单词下面都用几个汉字注音，FILL的注音是“飞奥”，FEEL的注音“飞一奥”，我晃悠着课本：“你还真有本事，你飞奥你飞一会儿再奥！”大红抢过课本用它拍我的脑袋。在课堂上，英语老师小刘不止一次晃悠着她的试卷说：“大红，你可真是大红，全是红叉子，选择题概率上能对个四分之一，ABCD就四个选项，四十道选择题你能错三十多个！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连蒙都不会蒙呢？”这次期中考试之前，傻大红又被羞辱了一番，小刘伶牙俐齿，她好胜：“大红，我再一次告诉你，刘小木留级之后，你是唯一一个英语不及格的同学了，你每次测验，考试，都不及格，你花时间学习了吗？你早自习都在干什么呢？你这次再不及格，我看你别叫大红了，你还是叫大傻吧！大家这么叫你真没什么错！”小刘说这番话时，傻大红的腿在后面哆嗦得厉害，连我都跟着抖动起来。我回过头，看见她趴在桌子上，脸埋在胳膊里，小刘不依不饶：“你哭什么？你有本事哭，就没本事学好！”傻大红哭出了声：“你骂人，老师骂人！”小刘被傻大红的哭声搞的不耐烦了：“好，你这次考试要是及格了，我给你鞠躬道歉！你要是不及格···”她没说下去，但全班都明白，她要是不及格，老师就骂得没错。

考英语那天，傻大红的腿从一早上就开始抖，我回头警告了她三次，最后说：“你再抖我就把你的腿剁下去！”但这样的警告也不起作用，小刘老师监考，她抱着卷子进来，每份试卷有四大张，我们安静的做题。半个小时之后，我的腿被扎了一下，然后又一下，小飞用铅笔在扎我，我心领神会的把手放到课桌下，接过来他递的纸条，攥在手心里，小飞做出一个伸懒腰的动作，仰起头往后伸展，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似乎为了表示对傻大红的不屑，小刘老师在监考过程中没向我们这个方向打量一眼，她坐在讲台后面看书。傻大红的腿还在抖，我的手贴过去，咳嗽了一声，她停止了抖动，双腿夹紧，我确信那张纸条被她夹在了双腿之间。那次期中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小飞不出我所料的拿到了全班第一，他的数理化一共得了297分，英语100分，政治98分，语文95分，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他压过了班长和学习委员，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傻大红的英语成绩是85分，她不加选择的把那张纸条上的全部答案都抄了上去，因此，小刘老师非但没有给她道歉，反而再次羞辱她，她把所有人的试卷都发了下去，唯独留下大红的：“大红？85分？你这个成绩真不错，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手段？”她眼睛斜睨着，傻大红举起一块橡皮：“我用的是这个！”小刘一个箭步走下讲台，来到傻大红身边，那块橡皮被切成方型，改造成了一个色子，有四个面用蓝墨水分别写上了ABCD。

他总是很早就到学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念书，他很少说话，更很少主动和别人说话，他不和我们踢球，打闹，他也很少笑，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强烈的吸引着我，上课的时候我会对着他的后脑勺发呆，我在想，这个脑袋在想什么呢？我有点儿警惕的观察那些接近他的同学，害怕他受欺负，实际上并没什么人接近他，我总是找机会能跟他说上两句话，可又知道他并不愿意和别人太亲近，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孤独，这种状态我当然也有过，但还不好意思以“孤独”来命名。有一天早上，我6点半就到了学校，天刚蒙蒙亮，小飞已经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盯着一支灯管发呆，我站在门口，忽然明白，有些人是孤独的。孤独，这个词汇第一次闯进我的字典并被我运用。

明白这个词儿之后，我常常陷入一种冷静的观察，轮到我值日打扫卫生，我就拖到下午5点半，学校里人都走的差不多了，格外安静，我站在窗户前向操场上看去，某个同学踢着一块石子往外走，他是孤独的吗？此刻是的，但他回到家里就不是了。还有个同学靠在自行车上发呆，他是孤独的吗？此刻是的，但他的同伴从存车棚里出来，他就不孤独了。罗青衣也下班了，他用报纸卷着几根芹菜，迈着零碎的步子，像在一片水面上浮动，他是孤独的吗？他很可能也是个孤独的家伙。我还看见了教导主任赵狗子，他永远像一条狼狗似的在学校里巡查，他肯定不会孤独。

谁是这个学校里最孤独的人呢？我的观察结果是老邱，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戴着一个黑框眼镜，头发略乱，穿着中山装，连风纪扣都扣着，他上课的时候带着蓝色的套袖，同学们行完礼，他就把套袖套在胳膊上，下课的时候再摘下来，抖落上面沾上的粉笔灰，每次在楼道里、操场上见到老邱，我都会驻足问好：“邱老师好！”他也会停下来说一句：“你好。”他大概不能叫上我的名字，我怀疑，整个班整个年级老邱叫不上任何一个学生的名字，他从初二下半学期给我们上课，其结果就是班上有一半同学的数学不及格，这不是说他教的不好，我非常喜欢上他的课，他把套袖套上之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道题，然后他就开始写解题的步骤，一般来说，那都是一道很难的题目，看着感觉无从下手，老邱却一步步的写出了答案，他屁股对着我们在黑板上解题，这种时候一般会有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才会面对着我们开口说话，他说话没逻辑，如果你能看懂他是怎么解题的，你就明白了他要讲什么，回家看课本看习题集，会发现上面的题目比老邱写在黑板上的容易多了，但如果你只听他讲课，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结巴，讲着讲着就停下来，想上那么一分钟，又开口去讲另外的事情。他在黑板上写解题步骤时也会停下来，把粉笔放在嘴边，屁股顶住讲台，对着黑板陷入沉思。他会这么想上5分钟甚至更长，同学就会拍桌子，老邱不回头，听到后面的吵闹声就把黑板上的一切擦掉，说：“重新来。”

老邱面对黑板的时候，我也会停下手中的笔不再做笔记，我觉得他那沉思的样子特别美。小飞第一次上老邱的课应该感到有些惊讶，那堂课结束的时候他扭回头来对我说：“有意思。”我就给他介绍老邱：“他可厉害了，他上学的时候拿过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后来文革就没法上大学了，要不然他肯定是陈景润。”老邱是这座学校的骄傲，他的确在这个学校上到高二，的确拿过北京市数学竞赛的名次，可惜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能去参加数学竞赛。有不少同学不喜欢老邱，说听不懂老邱讲的数学课，然后就有家长去校长办公室告状，说这样下去孩子们中考的数学成绩肯定糟糕，初中四个班，只有我们班是老邱上课，另一个教数学的孙老师要给其他三个班上课。

老邱很少收作业很少做测验，这一点让人喜欢，不过他最终还是被孙老师换了下来，孙老师一周要上30节课，老邱则被安排到总务处，他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还是只写了两道题，然后他擦干净黑板，脱下套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最近出了一本书，是再版的，叫《大代数》，你们去看看。”没人搭腔，老邱接着说：“还有一本书，《从一到无穷大》，我上学的时候看过，你们去看看。”还是没人搭腔，他就说：“下课吧。”

这之后我只能在总务处见到他，班里没粉笔了，笤帚坏了，我就主动跑到总务处那间小屋子里去拿粉笔领笤帚，老邱在那里永远戴着套袖，他在一个大厚本子上记录着每一盒粉笔每一把笤帚的去向，进到里面的库房里给我拿出粉笔和笤帚，那个大厚本子没有代数或几何的符号，只是一串串阿拉伯数字，这样的题目对老邱来说可能太简单了，有几次我想找出一道特别难的题目去向老邱请教，可老邱根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的名字，这让我的自尊心有点儿受不了。孙老师的数学课果然讲的好，他条理清楚，每隔十分钟就会问一句：“听明白了吗？”如果有人稍微表示疑惑，他就掰开了揉碎了再讲一遍，他声音宏亮，板书工整，批改作业很认真，然而我觉得他太罗嗦。后来我在逛书店的时候偶然的看到了《大代数》，就买了下来，那是一本很厚的书，里面大概有1000道题，我没有几道会做的，但我背着这本书到学校里向小飞显摆：“我买了本《大代数》。”他点点头：“我买了那本《从一到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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