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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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的一天，耶路撒冷市内的一家购物中心，以色列外交部的戴娜女士带我们来逛商场。她抱着她两岁半的女儿，和我们约定1小时之后在出口处见。什么样的旅行都会安排一个买东西的环节，哪怕我们刚参观了以色列博物馆，刚看了三大宗教的圣地，转眼又在这里看见世俗生活的热闹。购物中心的书店里全是希伯莱语著作，我买了一本英语书，买了一张《弥赛亚》CD，就回到集合地点。出口处有一排沙发，戴娜逗着她那小女儿玩。她告诉我，晚上还要带我们去参加一个歌舞聚会，不过那时候孩子的爸爸就下班了，可以先把孩子放回家。我问那歌舞聚会是什么样子，她解释了一下我也不得要领，感觉就是露天卡拉OK，戴娜要向我们展示以色列人民是如何快乐的生活着。

我做下来翻看新买的书，戴娜的小女儿静静的玩着玩具，然后我和戴娜开始聊天。她问：“你买的什么书？”我回答：“《柏林墙》，一本历史书。”这样说着忽然有些不安，不知道在犹太人的地方买一本关于德国的书，会引起什么反应。果然，戴娜继续问：“为什么买这本书？你对德国很感兴趣？”我只好严肃做答：“我第一次出国旅行，就是去德国，我去了柏林，专门去看柏林墙。1989年这世界发生了好多事情，我总觉得柏林墙的倒塌和我有那么一点儿关系，我在勃兰登堡门附近买了一张柏林墙的海报，现在这海报还在我的办公室里，但我对柏林墙的历史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买了这本书。”我说的英语结结巴巴，戴娜一直在旁边“恩哼恩哼”，表明她听明白了，鼓励我说下去。但是我还是发问让她来说，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去过德国吗？”

“不，我从来没有去过德国，而且我永远不会去德国。你知道我是犹太人，我的家庭来自波兰，我从小就听家里人说德国，说二战，我不能想象我会去那个国家。我的爷爷和伯父都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后来都来了以色列，他们曾经回德国去旅行，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去德国。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去给德国人看一看，他们还活着。”

“在以色列这几天，我已经听很多人说，他们来自波兰。那么等你女儿长大了，她还会觉得自己来自波兰吗？”

“我们现在都是以色列人，但她还是会记得我们家庭的历史，我们来自波兰。”戴娜的女儿好象听出来这话题有些沉重，嘟囔了两声，戴娜去哄孩子了。同伴们也回来了。这天晚上，我们的一致意见是，取消夜晚的卡拉OK参观，让戴娜回家陪孩子。

酒店的阳台上能看见耶路撒冷的灯光，那城市好象有一种特殊的宁静。我在阳台上抽了两支烟，躺到床上接着看《柏林墙》。作者是个英国人，叫泰勒。序言中讲的是他对柏林墙的记忆，1961年夏天，他的父亲重病在家，泰勒13岁，刚结束懵懂的童年时期，眼看父亲就要不行了，他常到病床边和父亲聊天，说说报纸上的新闻，看电视新闻，黑白电视上出现柏林的画面，愤怒的人群，士兵，铁丝网，“记忆就如同电视画面一样闪烁，对我而言，柏林墙不是世界局势，是一种结局和分离。”柏林墙开始修建的那一周，泰勒的父亲去世了。他继续上中学，开始学德语，夏令营的时候第一次去了柏林，看到了柏林墙，他开始研究德国的历史。这本400多页的书，第一章从1539年的柏林说起，我不耐烦的翻到结尾，作者说到了2006年夏天的德国世界杯，人们在柏林的阳光下，忽然觉得从来没有过希特勒这个人，而柏林墙也只存在于一个疯子的臆想之中。看了这个富有个人色彩的开头和结尾，我把中间的历史省略，满意的睡去。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担任解说的是一位70多岁的女士，志愿者，来自波兰。在参观结束之后，我茫然的想在纪念品商店里买一本书，但许多书都太大了太厚了太细节了，我实在怀疑自己能否看下去一本记述波兰某一地区犹太人逃亡和被屠杀的图文并茂的700页的书。解说者和我的同伴聊天，她说她知道南京大屠杀，知道：“你们中国人可不喜欢日本人。”我跟在他们身后，避免加入谈话，同时脑子还愚钝而顽强的想着我要说的话该怎么用英语表达。我想起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说过，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许许多多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所以，我想问问这个老太太，那个被毁灭的社会机制在以色列存在过吗？是什么样子呢？

也许老太太会反问我，这个机制在你们那里是什么样子呢？我该怎么回答？我说，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不同知识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相互作用，才使理性得以生长。然而我们的机制就是被改造、被同化的过程，要按照某种统一的理念去理解历史去面对记忆，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描述日本军队暴行的电影，一定会有年轻人振臂高呼：是中国人就一定要去看！专制主义要求人民照着他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个青年多么渴望思想的“一体化”。

等我把这些句子理顺了，把里面复杂的单词都想到用一个简单的单词代替，准备要加入这场历史讨论的时候，老太太正和我们告别：“很荣幸能为你们解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