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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和他们的《80年代》
200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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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的新书《80年代》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她选择了11位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查建英说:“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年代。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发生的那一切会不会逐渐被人淡忘?中国人的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再说,‘历史’作为消遣、娱乐是一回事,如果真正直面反省,可能马上就显得沉重起来,甚至成为烦人的包袱。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中国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告别过去、瞄准未来、轻装前进。”
我先去见了此书中所用图片的摄影者,李晓斌先生,他住在东郊民巷。去找的时候正是两会期间,高检、高法的***接待站都关门了,但门口还是有不少***者。李晓斌住的那地方,拍摄天安门实在太方便了。他至今珍藏着一张了不起的夜景照片,若干年后没准能发表。
李先生是“四月影会”的成员,借给我一本书回家看,叫《永远的四月》,介绍这个摄影团队当年的故事,他后来是著名杂志《新观察》的摄影记者。
然后去采访查建英,她说了这么一段:每天都会有人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的时代,特别浅薄的人特别愿意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从古到今,人性的变化没有那么大——爱恨情仇。浮在表面上的东西是最容易看到的。
这本书的内容从头到尾看下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崔健的几句话,谈的是90年代——
九十年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东西:利益加压力,或者叫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胡萝卜多一点,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现在胡萝卜已经被拿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胡萝卜是放在大棒旁边,你要不拿这些就没的可拿了,但你要不解决大棒的问题,你就别想拿到它。或者换句话说:你只有拿到这些胡萝卜才能真正解决一些基础问题。
阿城也讲的有意思,他的那段可能出现在下期《南方周末》上——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地主、富农、上中农,这些人有财力,就供自己的孩子念书,科举,中了就经济和政治大翻身。他们也可能紧紧巴巴的,但还是有余力。艺术啊文化啊什么的是奢侈的事情,不是阿Q那种人能够承担的。结果狂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是什么意思?就是扫清这种土壤,扫清了之后,怎么长庄稼?谁有能力产生并且继承中国文化?不可能了嘛。
李陀先生的一段话倒像是给所有写“80年代”这题目的人提醒一下:
历史的反省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时间距离还是不能保证你的批评性回顾一定有深度。八十年代虽然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十年太复杂了,千头万绪,无论是研究,还是反省,都要考虑从一个什么样的视角进入。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仅仅写个回忆录不太难,可是要达到像“伊甸园之门”那样的水平,不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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