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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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杂志每周二开选题会，某些人有一偏好，爱报上“周年纪念”这类话题，开口就说：“今年是丘吉尔逝世40周年，英国的《历史》杂志做了一期封面文章”，“今年是嘻哈音乐诞生30周年，嘻哈音乐已经深刻的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某天的会议，连续有人报了三个题目，一是“今年是《堂·吉柯德》出版400周年，西班牙人大肆庆祝”，另一个是“今年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丹麦王国正准备庆祝”，再一个是“今年是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100周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三个题目说完，轮到娱乐记者“带三个表”发言，他说：“今年是我诞生37周年，我准备自己庆祝一下。”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着实喜欢某种“历史感”，比如我浏览《纽约时报》的网站，总喜欢看一眼“历史上的今天”，3月30日，我看到的头版标题一个也没记住，倒是看到1981年的这一天，是里根遇刺，当年的《纽约时报》在头版用了四张照片表现他遇刺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筹办之时，有一年订阅《纽约时报》，我记得在净土胡同15号，二层的会议室里摆放着一摞摞的旧报纸，那时候报纸大概每周来一次，看到的永远是旧报纸。我们这些刚进入“三联”的记者，在培训期间都看过胡舒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胡舒立记载，下雨天的时代广场，一位外国记者拿着厚厚的《纽约时报》对她说：“我们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报纸当雨伞了。”

我有时候在会议室的灰色地毯上睡觉，就用一摞《纽约时报》当枕头，我给王峰讲《列宁在1918》中的那个细节，列宁也是睡在地上，找了一摞书当枕头，忽然发现那都是些烂书，说了一句台词：这样的书怎么能垫头，只能垫脚。那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世界上最好的报纸当枕头了。

1993年，钱刚老师给我们讲课，他充满激情的讲叶利钦的大炮对准了议会大楼，《时代》和《明星》杂志将那画面搬到了杂志封面上，2005年，《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一书出版，我看到钱刚的回忆，他当时在德国，从电视上看到莫斯科的动荡，怀揣着办一本伟大周刊的梦想，徘徊在斯图加特街头，跃跃欲试。我听课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对钱刚这样一个有历史感的人，没有能赶上记录这样的大故事该是多么遗憾，但他参与创办生活周刊的时候，一定相信未来还有许多大事等着他去记录。2004年9月9日，我在莫斯科白宫楼前匆匆照了一张相，想，苏联巨变可能是我们这一生碰到的最宏大的故事，之后的“9·11”都算不上什么，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事了，我们当初年幼浑浑噩噩，以后平安无事，更有理由浑浑噩噩。就这样过一辈子真不错。

2004年年底，我去参加一个晚餐会，百年龄公司和宾利公司的一帮洋人接待一帮杂志记者。记者们轮番介绍自己的杂志，都说自己的杂志定位高端发行量巨大，轮到我了，我旁边“时尚大爷”杂志的孟先生替我介绍了，他说，生活周刊已经有80年的历史，创立于1925年。外国人大惊，说，中国有这么长历史的杂志吗？后来去参加英国使馆的活动，我们的记者就都这样介绍自己的杂志，生活创立于1925年。这样一算，今年是杂志创刊80周年，而不是10周年纪念。80年有何变化？如果这本杂志连续出版80年，它会不会成为和《时代》一样了不起的杂志，我在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上看到以下的数字，鲁迅逝世前9年，以撰稿为主要收入来源，千字30块，是当时比较高的稿费，此外还有版权收入，9年累计，折合现在，挣了210万，每月合2万左右。当今足球记者中，有一以“足坛鲁迅”自居的写手，他比鲁迅挣得多。 这大概也是我能够理解的一种历史感。

有新近的记者看《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和我说，那时侯你们真有理想呀。好象是这样，那时候我看《掌权者》、看《美国杂志100年》，看得我眼高手低，被别人的故事激动着，难不成我们自己也成了一小段历史，也弄出了一本书，会有人看了这书而激动？

我努力回想1995年都发生了什么——1995年8月24日，微软公司在美国发布“windows95”，直接带动了“多媒体”时代。安德森与吉姆·克拉克合作的网景公司（Netscape）在1995年8月9日上市，首发35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0％，开盘每股为28美元，几分钟后就涨到75美元。当时流行的概念是，网景很快就会成为互联网上的“微软”。1995年3月，斯坦福大学的杨致远和大卫·费罗推出Yahoo，今年3月，Yahoo庆祝自己10周年的生日，杨致远接受了我们杂志的采访。这些不也是宏大的故事吗？10年前我们翻看那些越洋而来的《纽约时报》，现在每个人都能从网上免费的看到那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

1998年，在净土胡同二楼的会议室里，我对王峰说，我觉得现在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一段时间，他说他这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妙的一段时间。那种幸福感从何而来，我始终不明白。后来，我和老板提建议，弄一个图书馆，把三联以前出过的书拉一批来，这个小阅览室就在净土胡同的三楼，紧挨着我的办公室，许多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我就在那几排书架前坐着，随便拿出一本书来看，那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窗外的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响起来，能让我产生幻觉，好象自己还是个16岁的高中生，在上自习。

1932年年底，商务印书馆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搞了一个活动，向读者和作者征集两个问题，你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子，你个人生活中的梦想是什么。有许多文人寄来了自己的文章，刊登在1933年最新一期的杂志上。

好几十年过去后，作家王朔也写了一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他的答案：“我就呆在我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梦想还像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不打算实现它了。”

——给《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