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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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2年大学毕业，分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宣传部，编一份校园报纸。工作真的很无聊，更辛苦的是，我上一次班在路上要三个小时，当时还没有京通快速路，大北窑到二外好象叫“建国路”，312路公共汽车能把人挤成肉饼，小公共在学校门口招揽生意，叫喊：去北京去北京了。我心里想：我怎么跑到不是北京的地方工作了。

我上班的时候以背英语单词为主要消遣，有一天中午，脑子累了就走出办公室，发现楼道里站着一漂亮姑娘，她是学校广播站的，我把她邀请到办公室里聊天，问她：“你们前几天播了个女的唱歌，那女的是谁？”她说，那是个台湾歌星，叫孟庭苇。广播站这姑娘后来转录了一盘磁带给我，里面有“冬季到台北来看雨”。1993年初夏，我在学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又碰到广播站姑娘，她告诉我，她要毕业分回到厦门了，我告诉她，我要到三联书店去工作了。

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是份很好看的报纸，我在那上面看到三联书店《生活周刊》的招聘信息，就报名参加了考试，考试分三场，第一场是面试，第二场是英语翻译，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新闻周刊》上的报道，一篇是《时代》的报道，让你任选一篇翻译成中文，前者稍长，后者稍短，我在二外背了大半年的英语单词派上了用场，我立刻看出来，前者的生词很少，而且是社会新闻，后者的生词较多，而且是经济新闻，我选了前面那个来翻译。并且在那个时刻就确立了我未来的新闻观念：社会新闻通俗好懂，经济新闻莫名其妙。

说实话我那时候对新闻之类的东西毫无概念，更不认识生活周刊那些大腕都是谁。第三轮考试是采访，秘书阿芳给我个名单，上面是一些大腕儿的名字，后面注着他们的身份，虚虚实实，让我随便挑一个采访，告诉我：采访完了写一短文就行。我就挑了个叫“西林”的，他的身份是“养宠物的”。上楼到了一间大办公室，一帮前辈坐在里头，采访就当着这些人开始，我和“西林”聊了20分钟，然后报告说：“我采访完了”。钱钢问我：“你怎么不记笔记呀？”我说：“阿芳告诉我写几百字就够，那还记什么呀。”

钱钢老师的质问让我颇为忐忑，但还是只写了600字就交差。后来我知道，我采访的那胖子叫陈西林，是《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的编辑，他那报纸上有一个栏目叫“五味人生”，专门发300字到500字的小文章，我很快就开始给他们写稿子。

刚进三联，我对钱钢、杨浪、贺延光这些大记者的名字一概不知，直到有人告诉我，毕熙东会担任生活周刊的体育部主任，我才明白这帮人的分量。我当时全中国就知道一个记者的名字，那就是老毕，我看他的足球评论。进入三联之后，我的理想就是跟着老毕做体育新闻，能免费看足球，能在报纸上发议论。如果能在《足球》报“京华新村”上每周写上800字的评论，那我这辈子的理想就算实现了。

1994年世界杯，《中国足球报》创刊，老毕把我介绍到那里帮忙，每天看完球写300字的短评；1995年的某一天，老毕要我开始给“京华新村”写稿子，他带我去见《足球》报老板严俊君，在足协附近的一个宾馆，房间里很凌乱，老严坐在椅子上看字帖，他指着字帖上的一幅字问我：“你看这几字写的怎么样？”那八个字是“心中有我，眼底无他”，我说：好。老严说：“写字要做到这样，写文章也要这样——心中有我，眼底无他。”

从1994年，到1996年周刊正常按照半个月一本的速度出版，期间两年的时间，这本命运多舛的杂志大多处在和投资方分分合合的状态中。黄集伟曾经写了个小说，幻想2008年的周刊是什么样子，结尾处是主编一声号令要大家开选题会。我当时建议他这样修改——改成创刊倒计时会议。我们那时候老说要创刊了，要倒计时了，我琢磨着到了2008年，这本杂志也未必能创刊。

虽然杂志不能尽快面市，不过工资倒照发，而且居然加薪50%，从400块到600块。有些同事纷纷离去，我则想，到哪里找这样好的工作：不用干活还发钱，偶尔来上班就讨论杂志如何定位这样虚头八脑的问题。从家到净土胡同，骑自行车15分钟就够，比二外可近多了。我上大学时写的一个小说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给我寄来300块钱的稿费，那小说15000字，我给其他报纸写文章，稿费从千字20块到100块不等，足球报显然是最慷慨的，一篇文章375块，这笔帐一算就明白，我宁愿天天在家写一篇球评，也不会去写小说了。1995年足球联赛火爆，北京有两家小报都以足球为头版，我在这家小报写完了，再给另一家小报写。每天早上我在明媚的阳光中醒来，盘算如何打发无所事事的时光，每天1000字的写作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有个美国人说过，体育记者是这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好的谋生方式；我想修改一下，雷克·雷利那样的体育专栏作家，才是最好的差使，他可以看全世界最好看的比赛，采访体育明星，会晤体育圈内各色人物，但不用写报道，拿的年薪却高得不得了。

1996年，三联生活周刊终于走上正轨。朱伟接手之后，我依旧是写体育，他编的第一期稿子，体育大概占了10页，写的是辛普森和泰森的故事。96年的杂志就有“生活圆桌”这样一个栏目，当时请一帮著名作家给写，后来觉得那样的文章没意思，朱伟原来是搞文学的，他说文学承载的信息量太小。我给“圆桌”写的第一篇稿子是“闷死在网球场上”，他看了以后说：不要那个结尾，写文章不要归纳总结。这句话实在让我如释重负，茅塞顿开。再后来我接担负圆桌的编辑工作，我看到了许多好文章，记下了好多有意思的人与事，总是会有一个人写出很好玩的东西，然后连着写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枯竭，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