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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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在伯明翰，看莱德杯高尔夫球比赛，大家都坐大巴到球场，散场的时候，再排队等大巴，1万多人排队，秩序很好，陪同我们看球的是一个赌博公司的高管，他忽然提议：我们来互相问问题吧，你问我一个你知道答案而你又认为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然后我问你一个我知道答案而我认为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完全晕了，经过翻译的再三解释，我算明白过来，他要大家玩一个常识测验，这位英国绅士双手抱在胸前：“你先问吧。”

我说，咱们赌点儿什么吧？你输了，给我10英镑，我输了，给你10块人民币。他说，好啊。于是我先问，有一种东西，长了24条腿，没有翅膀，还能在天上飞，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想了半天，说，不知道，他掏出10英镑给我。然后轮到他提问，他想了半天，问，有一种东西，长了24条腿，没有翅膀，还能在天上飞，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给你10块人民币！

咳。这是玩笑，当时我们比了比关于英国足球的常识问题。我输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英国人对常识的热爱，后来知道，英国酒吧、餐厅等场合经常能看到测验问卷。这次在曼联吃饭，也看到了一个问卷，一张类似试卷的A4纸，上面列着20道题目，全部是与曼联和阿森纳有关，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真是“伪球迷”。测验问卷我揉成一团带回来，忘了扔哪里了。

二战期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度日如年，他每天要面对的三个问题是“你的姓名，军衔，战俘编号”，除此之外，再没人多问他什么，二战之后，他成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为了报复那段只能回答三个问题的日子，他开创了一个名叫“MASTERMIND”的测验节目，把英国人流行的“测验”变成了一场秀。1972年，第一场比赛在利物浦大学举行，BBC管理人员认为，这个节目太过“高眉”，安排在深夜播出，但收视率惊人。

关于MASTERMIND的历史和逸闻，请参看GOOGLE。

我在曼彻斯特住在劳里大厦，劳里是英国有名的画家。酒店房间里有两本书，一个是曼彻斯特的历史建筑，一本是劳里的画册，真好看。有四本杂志，其中一本是第一次看到，《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本季刊，名叫《智识生活》，intelligent life，里面有个文章又在讨论GOOGLE是不是让我们变傻了。这杂志这文章都能在网络上找到。

文章开头说，MASTERMIND的一位冠军选手连同几个参赛选手面对同样人数的一个“黑莓小组”，前者凭借头脑，后者可以用黑莓手机上网GOOGLE，回答同样的“常识问题”。结果呢？结果呆会儿再说吧。

一年前，美国科学作家尼可拉斯·卡尔提出问题——搜索引擎是不是让我们变傻了？他在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说：“我不再像从前一样思考了，尤其是在阅读的时候。从前，全身心地融入一本书或长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这位作家说网络上的信息让他烦躁，注意力很难集中。爱因斯坦对读书有过这样一个建议：“别费神去记那些你能查找到的东西，把脑子留出来从事创造性的思考。”

《智识生活》上的这文章，作者布莱恩·卡思卡特，是个大学教授。他在文章里提到了另一篇文章——

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写的——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有“最小限量的常识”，什么是“最小的限量”呢，“他即便不懂科学，也应该听说过孟德尔和开普勒，即便他是个音盲，也应该知道点儿德彪西和威尔第。即便他是一个社会学者，也应该知道点儿希腊古罗马神话，知道康德和蒙田，知道提图斯·奥茨（Titus Oates）和提比略·格拉古。”

注释：我最近采访陆建德老师，他给我讲，社会学者sociologist，在英语环境中有时候是个不那么褒义的词儿，一个学者如果说，另一个学者是个sociologist，那多半就像说一个人没啥学问似的。

互联网到底是否贬低了常识的价值？能不能杀死常识呢？文章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互联网给人们很多机会去扩充自己的常识，教育和书本当然重要，但在网络上也能获得很多知识。但我觉得，是英国酒馆里依旧流行的测验和电视上收视率都极高的各种“测验秀”节目给了卡思卡特先生这个乐观的判断。

用黑莓手机GOOGLE 的那个小组输掉了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