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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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灵儿吃饭约在了日坛公园的辛德勒加油站，一家德国饭馆，露天的后院就在公园里面，高高的杨树遮出一大片阴凉，我们要了啤酒和香肠，“你怎么知道我在日坛公园呢？”见了面我就问她，她的回答倒也合情理，因为她家就在日坛公园附近，她倒是奇怪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如实回答：“我来参加一个工作聚会，是关于德国文化交流的。”看着侍者端上来的香肠配酸菜，我说：“看来今天我们要和德国干上啦！”

喝下两口啤酒之后，我忍不住还是告诉灵儿，今天的工作聚会还是给小南过生日，她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当年早恋的对象。灵儿一下子兴奋起来：“那老情人见面，有什么感觉？”

“什么老情人？我们那时候可纯洁了，最激烈的举动就是拉拉手。连KISS都没有，不像你们，我估计你16岁的时候都和同学上床了。”

在我的逼问下，灵儿讲了讲她16岁时的恋爱故事，在我听来乏善可陈，不过我们说着这些愚蠢的话，不知不觉喝了好几杯啤酒，然后又到公园里转悠。这次我们往公园东边走，发现了一个儿童乐园，有孩子在水池中放木船，水池边是一个小摊，卖玩具枪和气球，灵儿说：“叔叔，我要气球，给我买个气球。”“要什么颜色的？”“蓝色。”我掏六块钱买了个蓝色的气球，灵儿说：“谢谢叔叔。”

儿童乐园里有旋转木马，我和灵儿围着它转了两圈，肯定木马能经得住我们的分量，每个人五块钱门票可以坐三分钟，我们买票进去，骑到马上。音乐响起，木马旋转，灵儿手拿气球坐在一只飞象上，我骑着一匹小马在后面追赶，怎么看这都是一幅浪漫的画面，可惜大喇叭里传出来的音乐是《世上只有妈妈好》，这让我觉得太过滑稽。

从木马上下来我的酒劲就上来了，找了个石头椅子，我躺下了，抬头看去是一片绿色的树叶，密密麻麻而又支脉清晰。闭上眼睛，就还能看见另一片绿色。那是高中一年级的教室，是我16岁的春天。自习课上我抬头看见窗外的杨树，杨树叶子层层叠叠，显出各种调子的绿色。我不知道那次凝视持续了几分钟，有时我会拼命让自己记住某一个瞬间，似乎意识到它将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印记，这努力并不全然无用，当我的目光从那片树叶回落到桌上的课本时，我就知道这片绿色再也不会消失。再也不会看到。北京城里那些高大的杨树，现在总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树叶像一片发硬的塑料。

其实，我们的那个校园里最多的槐树，春天会开出白色的槐花，能闻到那香甜的味道。校园里有一大丛丁香，有一次我听说，丁香花大多是四瓣的，如果谁能找到五瓣的丁香，谁就能找到幸福，这说法大概只是想让人多接触一下植物，总之我曾围着丁香花丛转了一大圈，发现五瓣的丁香并不算少。教学楼是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建起来的，四座楼围合，中间是操场，有一个角落，有一棵巨大的合欢树，那粉色的毛茸茸的花开放起来，简直能给整个校园带来一股性的气息。

灵儿坐到我的脑袋边上：“喝多了？睡会儿就好。”我接过她手里的气球，放开它，看着它穿过树杈，升到北京灰蒙蒙的天空上，我忽然幻想，那气球上面有一个摄像机，能清楚的拍摄到日坛公园，公园里的儿童乐园，儿童乐园里的旋转木马，旋转木马边的石头凳子，就像你用GOOGLE EARTH，能清楚的看到这世界上任何的一处公园，任何的一排树，能不能通过一个软件，我能借助它看到我高中的校园，这个软件的关键技术在于，我能看见高一教室里上自习的孩子，甚至能看见我自己，正拿着化学课本发呆。

我叼起一支烟，唠叨起来：“我们那所高中，最牛的是理科生。我考进去的时候，正有一位高三学生，最后一年还没读完，已经被清华大学化学系要走，他的特长是电镀，自己没事就在家琢磨电镀，还得到了两项电镀专利。那年头北京街上有不少家具店，店里的商品以电镀的折叠椅最为时髦，椅子腿光亮夺目，人称电镀椅，好像要二三十块呢。这位电镀师兄保送上了清华，在学校广播站里介绍学习经验，他说，学习要有兴趣，还要有毅力，为了培养自己的毅力，他坚持每天看《人民日报》的社论，不管多空洞都要一字一字的读完。他说这些的时候，教室里的同学都笑了。老师也没脾气。不过，这位师兄的事迹还是激励了我，我买了本《美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试题》在家看，后来年级里发通知，说要组织一次数学考试，优胜者可以学计算机。一位香港商人给学校捐赠了20台计算机，当时那可是稀罕物。我参加了数学考试，结果发现试题大半来自我在家看的那本书，没费什么力气我就考上了。”

去计算机教室，进门要换拖鞋，所有同学都一股子臭脚丫子味，但没人在意，都被眼前神圣的计算机迷住了。那就是苹果Ⅱ型。当时是学Basic语言，我在计算机上干出的第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用一个小程序检验“哥德巴赫猜想”到10万的时候是否成立，程序很简单，但接下来却比较无聊，屏幕上不断显示着两个素数之和，过去了10多分钟还没算到1万呢，但必须承认，它比人算的快多了。

我当时不知道沃兹或乔布斯是谁，最大的科学偶像是爱因斯坦和陈景润。遗憾的是，一桩意外事件断送了我学习计算机的远大前程，某次在某个教室里上计算机课，我们在一张课桌里发现了一个大苹果，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的主意，我们传递那个苹果，每个人都把自动铅笔里的笔芯插进那苹果，你插一根我插一根，最后里面得有十几根细细的铅笔芯。后来，课桌的女主人发现了这个恶作剧，报告老师，老师报告教导处，我们几个被一顿训斥，教导处老师说：你们知道不知道，铅是有毒的！一个多嘴的学生回答：可铅笔芯不是铅，是石墨呀。我相信，正是由于这个多嘴的顶撞，我们受到了停止计算机学习资格的严厉处罚。

被勒令不能进计算机教室后，我只能沉迷于图书馆，借出来一本徐志摩的文集，天天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徐志摩的诗。走上文科这条崎路正是由这次“苹果事件”引起。这怪我意志品质不坚定，被同时取消学习资格的那几位依旧热爱理科，能区分石墨和铅的那个后来被保送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最先发现苹果并传递给我们那小子上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通信专业，第一个往苹果里插铅笔芯那小子上了清华的机械自动化专业。

现在想起来，我们该为那次“苹果事件”而受罚：那个恶作剧太没有创意了。中学时代的乔布斯就已经知道怎样盗打电话了，他让沃兹设计出盗打电话的装置，以15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大学生，比起这样的恶作剧，往苹果里插石墨实在太无聊，起码应该请教一下我们那位师兄，看能不能做一个电镀苹果出来。如果当年我们教导处的老师这样训斥我们，我相信，我会走上科学道路的。

这么絮叨着我沉沉睡去，醒来时发现我枕在灵儿的腿上。